非洲的生活哲学_[喀麦隆] 塞勒斯汀·孟加著_9787301265192

　　《非洲的生活哲学》作者塞勒斯汀?孟加是土生土长的喀麦隆人，拥有名副其实的本地人眼光，又长期在国际组织中任职，拥有广阔的国际化视角。书中的每一章都从他自身的经历和身边的小事讲起，涉及饮食、娱乐、信仰、工作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对待婚姻、幸福、暴力、死亡等人生大事或重要问题时的处世态度，作者从中思考其历史根源及哲学意涵，并试图探寻非洲人所谓“虚无主义”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的本质及深刻含义。

　　译者序

　　本书的作者是喀麦隆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塞勒斯汀·孟加先生。他也是世界银行经济顾问，与林毅夫教授共事多年。当毅夫教授委托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我联系翻译事宜时，已是8月。由于毅夫教授与我们中心关系密切，并在两年前欣然同意担任《中国非洲研究评论》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我想，尽管出版社要求两个月之内完成译稿，时间紧，任务重，也必须答应。

　　本书的翻译是由四个人完成的，我主要负责导言和结语，并对全文进行了校对。原书的书名是《虚无主义与黑人性》(Nihilisme et Négritude)，原文是法文，我们依照的是英文版。通过阅读，我进一步感觉到非洲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学习非洲历史知识已有36年，读过不少关于非洲的书，包括非洲民族主义先驱爱德华·布莱顿的历史文章，老一辈政治家如尼日利亚总统阿齐克韦、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和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等的政论著作，还有大量非洲历史学家如戴克、阿贾伊、芬、博亨的重要著述以及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代表论著。然而，孟加先生的这本书给了我新的知识，使我对非洲、非洲人和非洲文化有了新的理解和启示。感受最深的是作者对非洲的热爱。

　　首先，孟加先生对非洲和他所属的国家有一种炽热的爱。尽管他在西方受教育多年并生活多年，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非洲公民，是喀麦隆人。“一旦当我踏上喀麦隆的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取代那种流淌在我血液里的欢悦。自发的陶醉，记忆中那些地方的魅力，难以言表的颤抖，难以解说的灵魂之乐，难以觉察的救赎和永恒之感。”为什么?因为这里是故乡。这里有他熟悉的一切，而这些是在他生活的西方都市中不存在的。这里特有的寂静和安详，嘈杂与喧嚣，混乱与平实，一切都在生活的安排之中。他可以恨它，骂它，责备它，甚至羞辱它，诅咒它，但他爱的仍是它——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在与我的电邮交流中，孟加先生表示：“我在法国待了10年，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然而，我在喀麦隆以外的时间待得愈久，我就变得愈喀麦隆化。”“我看重我从法国或美国学到的东西，但我更看重我从我国的教育制度和其他非西方文化中所学到的东西。”这种情感在他对非洲文化中的共同价值观(当然，他否认非洲是一个同质体)、非洲人对生与死的感受和体验、喀麦隆人民的生活场景以及他的家族在葬礼中的各种礼仪和反应的描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家族的爱是这部著作中的另一个主题。这种爱不仅体现在对整个家庭的牵挂，更蕴藏在对父亲的怀念之中。“他们越试图安慰我，我就越意识到我的父亲是我自己及本身的一部分。他的意外离世突然使我感觉到他的身体就是我自己身体的延伸。他身上沉重的家族和社会责任使他艰辛的生活比我的更加正当。这位不可或缺的人物的离世对我而言突然变成了一种必要的哲学经历：从某种方式来说，它也意味着我的死亡，因为它抹去了潜意识里在我与虚无之间的生物障碍。它使他人的死亡少了一些个人色彩。”他一方面从自己父亲的去世中看到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他也不时感到父亲的存在。“有时在紧张的记忆中，我认为我再次听到了他的声音，他那嘲弄的笑声以及他有关生活的教训，我倾向于认为他的精神显然在他身体消亡后仍然存在，正是从那里他以一种大彻大悟的神态看着我。”父亲的死也因此使他意识到生与死的区别与联系，他还意识到非洲哲学中有关永恒和整体性的辩证法。

　　他的写作素材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琐事，他的写作方式也是一种平铺直叙的描白与对人生的深沉思考相结合。由于作者长期在西方所受的教育，他的知识面很广，涉及希腊、罗马及近代以来西方有关音乐、舞蹈的艺术和文学的方方面面。然而，作者也没有忘记非洲的艺术和文化，他浓墨重彩地向读者介绍了当代非洲的杰出音乐家及其作品，如刚果民主共和国著名的民族歌手罗夸·坎扎以及著名艺术家、歌唱家、作曲家让-贝戴尔·姆皮阿纳·特史图卡等人。当然，非洲人的生活哲学是他论述中的重点。他力图从每天所经历的平凡生活中寻求生活的哲学意涵，如餐桌上的哲学、运动的诗学、婚姻的政治经济学等。

　　孟加先生在讨论海外非洲人认同问题时提到了非洲裔美国人、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有关“厚”认同感和“薄”认同感的区分。“厚认同感愿意指定一种促进自立的‘非洲式’论证的哲学基础，它是独特的、分离的和排外的，旨在使一种关于差异的邪恶理性合法化。这明显不是本研究的目标。薄认同感有意识地使其轮廓相对模糊，适用于一种分享集体利益的愿景，一种难以定义的包容力，从而使各种类型的非洲人从他们共同历史的伤口和疤痕中吸取教训，以利于想象和建设一个开放的未来。”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区分，同时也说明这不仅是海外非洲人的认同感矛盾，也是各种海外移民的一种认同感矛盾。

　　本人在论及华侨华人身份认同时提出过“主观认同”与“客体认同”的概念。从主观上看，有的人在移居地希望别人一看就知道自己是华侨或华人(或非洲人)，有的人到国外后则千方百计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有的人甚至希望永远记住原籍身份;有的人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这种身份。客体认同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关键在于其与权力和利益有着直接联系。当一个社会受到某种困扰(经济危机、政治斗争或对外战争)时，社会成员往往会将矛头转向同一社会的异己分子，即移民、少数民族、某种弱势群体或集团的成员。换言之，这些集团异己分子的身份在平时可能并不重要，但一到危机时刻，对他们的“族体认同”就成为缓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我将此称为“替罪羊”现象，即在国内危机或国际矛盾激化时将社会某一有关联的非主流群体作为责怪和发泄的对象。以美国社会为例，黑人、华人、日本人和阿拉伯人均在不同阶段成为一种矛盾的焦点和政治经济困境时的牺牲品。这种“成见”(stereotype)往往成为一个社会区别异己分子的特征。当然，客体认同往往与其居住的社会环境即居住地的政治经济状况紧密相联。

　　在自我认同方面，孟加先生尝试着在各种矛盾中保持平衡。一方面，他认识且时刻体验到自己作为非洲人的存在和意识;另一方面，他吸收了各种西方社会的成分，从意识形态到生活志趣，从思维方式到处世哲学，且不时以此为荣。一方面，他认识到法国人既不认可非洲人的人性又千方百计地希望将非洲人克隆为法国人的企图;另一方面，他又力图学习并掌握西方的各种知识。他既为自己缺乏对非洲文化传统的认识而懊恼，又不时表现出对非洲价值观的轻视甚至怀疑。这种矛盾性可以从他对葬礼、饮食、婚姻以及各种思想潮流和行为方式的描述和分析中看出来。他坚持自己是非洲人：“我肯定将自己定义为一位世界公民，但无论如何，我也是一个非洲人。我观察我的同胞和解释他们的想法的行为都是根据融合的‘非洲性’(Africanness)观点(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这种新的黑人性)来进行的。”他也敏锐地观察到这种过分强调肤色的分析维度所带来的局限性：“确实，作为一种对苦楚的简单回绝和对欢快舞蹈的欣喜，黑人性主张一种黑人的个性，使得非洲新政治领袖和精英们在阳光下面有了他们的一个空间。然而，正因为它集中关注种族问题，从而忽略了诸如阶级之类的问题。”然而，他又尽量避免陷入过分强调“非洲性”的思维之中：“对我而言，在谈论黑色大陆的同时避免本土主义和‘非洲文化真实性’两种观点的失败和概念上的僵局是可能的——前者想象着非洲是一个同质的生物-种族体，后者对失乐园的怀旧感使他们继续狂欢。”同时，他也希望将自己成为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的实验者。他不无自豪地认为：“与其他数百万非洲人一样，我强烈地意识到我是这种长期交流传统的继承者，这种交流使得对生物学和种族的盲目崇拜毫无作用。文明并非不可渗透的化学粒子。这就是说，有的人对融合-吸收过程的处理比其他人要好。” 当然，这些都无可厚非，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矛盾的世界，我们身上自然充满着各种矛盾性。

　　由于作者的描述都是用日常生活的琐事作为例证，读起来平常中透着哲理，热爱交织着愤怒，非洲文化与西方文化互相渗透，表现出孟加先生广博的文化底蕴与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对非洲情况进行分析时，我们可以指出非洲的各种不足之处，也可以批评非洲传统的某些缺陷，但我们对非洲文化培育的独特之果不能视而不见。

　　由于殖民主义的推进，在北美、拉丁美洲和澳洲，本土居民几乎被剿灭殆尽，本土文化已难以辨识。非洲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经历了四百余年的奴隶贸易以及上百年的殖民统治之后，非洲文化虽然历尽艰辛，却生生不息，以宗教、文学、雕塑、绘画、音乐、舞蹈等各种形式传遍世界各地。这充分表现出非洲文化持久的生命力和坚韧性。这种情况也从当代非洲的两个例子中表现出来。

　　孟加先生著作中谈及的那位提出“黑人性”(negritude)的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领导的却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一位天主教徒统治着90%以上的国民是穆斯林的国家长达20年，国内政治稳定，经济有一定发展(虽然深受法国的控制)，这不是偶然的。著作中提到的另一位非洲楷模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近代以来，曼德拉先生是唯一一位既得到西方人的尊重，又受到东方人敬仰的世界领袖。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非洲，都具有某种普世性。非洲文化的包容性和感染力不得不令人敬仰，也不是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将非洲人变成自己的克隆版就可以随意去掉的。欧美虽已成为发达地区，但因过于追逐“利”和“力”而导致的各种社会弊病已不容忽视。

　　即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中非峰会将大大推进中非合作。然而，中非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对于中非关系的各种虚构和误解中，一个基本问题是：非洲人民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如何?在2015年皮尤公司(Pew)关于“对中国的看法”(opinion of China)的民调中，非洲受访者对中国普遍有着好感。其中，加纳最突出(80%)，其次是埃塞俄比亚、布基纳法索(75%)和坦桑尼亚(74%)，然后是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和肯尼亚(70%)，最后是南非(52%)。非洲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上是积极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非洲人和中国人不需要进一步相互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基础。

　　本书的译者分别为李安山(导言、结语)、沈晓雷(第一、二章)、贾丁(第三、四章)和许明杰(第五、六章)。

　　本人在此感谢孟加先生为中国人了解非洲和喀麦隆文化贡献这部著作，感谢毅夫兄向我们推荐此书，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对非洲研究中心的信任，感谢三位同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完成了翻译工作。我希望，孟加先生这部著作的翻译出版将增进国人对非洲文化的了解。

　　是为序。

　　李安山

　　2015年11月17日于博雅西苑

　　导言虚无主义：非洲的多样性

　　于是，我到了杜阿拉。没有哪家机场具备这种诗画般的荒谬，这种忙乱的麻木以及这种巨大的痛苦。尽管海关大厅弥漫着潮湿的空气，却依然挤满了对此毫不在意的形形色色人等。一如既往，你不得不没完没了地等待着行李。同一个航班上的行李同时出现在三个传送带上——没有任何解释。乘客粗暴地互相推搡，着魔似地从一个传送带跑到另一个传送带。独立半个世纪后，似乎没有人设法说服当局将中非最大的机场以不同的组织方式进行运营。在这种氛围里，我只能心里想着索尼·拉布·覃斯、西奥兰和佩索阿，保持镇静以平息自己的愤怒情绪，找到自己的箱子然后融入混乱的人流之中。在这种地方，不论是官员还是怨恨的民众都相信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什么比想向他们说教更糟糕的了。

　　班图人回家

　　空气中盛载的声音和城市夜晚的味道令我颤抖。意识从主观上将一个地理空间作为家，这种幸福感是没有道理的。尽管我走遍了全球各地并且在几乎任何其他地方都受到更好的待遇，然而一旦当我踏上喀麦隆的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取代那种流淌在我血液里的欢悦。自发的陶醉，记忆中那些地方的魅力，难以言表的颤抖，难以解说的灵魂之乐，难以觉察的救赎和永恒之感。然而，我的幸福感稍纵即逝。杜阿拉不再拥有在黑白明信片时代可以感受到的那种老式魅力。贫困化带着复仇之心已经在此生根，包括在那些声称管理着这座城市的人们头脑里。

　　在匆忙赶去某个突然间变得毫不重要的会议的路上，我看到了在我面前展开的那种无处不在的讥讽。在一条路的转弯处，我听到了从那些年久失修的木房子里传出来的不知是谁的喊声，那是没有人去注意的时而非人的喊声。这些痛苦的叫喊声被遗忘在赤贫的喧嚣和覆盖着整个城市的集体痛苦的湿热宁静之中。

　　横跨武里河的大桥。这一景观是这座城市表达其世界观的具有说服力的象征。在这里，混乱被一步步解构。没有交通标志，没有秩序意识，没有诗歌。司机们似乎神情恍惚，个个都是急急忙忙。没有一个人有让另一个人先走的优雅和大方。每一辆车都在狭缝中移动，毫不考虑原本的交通流向。卡车或具有大马力的汽车远比那些小汽车具有优势，它们钢的或是带着铁锈的保险杠有时是经过特别加固的，因此可以给那些胆敢不给它们让路的小汽车以极大的伤害。然而，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如此，不论他们教育水平如何以及衣着是否高雅，司机们在这种疯狂驾驶中都是平等的。贫困使得愚钝成为一种大众化。湿热的气候和坑洼的路面刺激了这种疯狂的需要。人们互相怒目而视，在笑声中极力羞辱对方，快乐地彼此鄙视，有时甚至用最猥亵的手势和下流的语言来侮辱对方的母亲或她的身体。他们威胁着要杀死对方，欢快地互相诋毁。尽管我自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却仍然花费了几分钟时间来调整这种对环境的反应。我注意到开车送我的这位司机的乐观顺从。他见过比这更糟的。

　　杜阿拉的汽车交通也许是这种被其自身幻象所吞噬的文明的最强烈的反映。几个世纪所受的压迫和五十年来扭曲的独立产生了思考和行动的独特方式，也在人民心中留下了很多的伤疤。我设想着西奥兰发现他自己在这种混乱之中的场景。他可能会发现无数额外的理由去描述他那苦涩的三段论。我还设想了一位日本心理分析医生发现他自己在这种混乱之中的情景：他可能会告别他的职业，再去找一份不那么困难的工作，与他原本的才能截然相反。或许去当管道工?

　　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漫步，我听到悲泣之中的喧嚣寂静，这种悲哀往往是习惯于无动于衷的结果，源于那种对阻碍重重的恐怖统治的屈服。“我们又能怎么办?”这是到处可以听到的标准回答，表达了一种身体和精神的麻木，然而矛盾的是，它却经常会被一种无组织的激进主义所打断，这种激进主义已经发展到通过激增的非正式经济来表达自己：它先是缓缓侵入人行道，继而堵塞街道，并使正式经济边缘化。这种情况使我得出结论：我们不能被这种似乎永久不变的麻木的第一印象所迷惑。这个国家那些被必胜信念冲昏头脑的领袖们最好不要对看似平静的水面掉以轻心。即使人民看上去似乎很迟钝，他们的愤怒也能够像猛烈无情的热带风暴那样瞬间爆发。

　　我在与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交谈时，意识到了这一启示的迫切性：我感觉到尽管有期待体育赛事或其他事件的兴奋，但政治和社会海啸的巨大风险正在迫近。那些支配着日常关系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被某些媒体四处传播的偏见，以及由对话产生的误解，其能量如此之大，使得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哲人法比安·艾伯斯·布拉嘎的名言：“卢旺达是非洲的隐喻或借喻，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值得我们关注。”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思考那些难以想象的事情”。

　　在路上。就警察的打扮和引发人们对其产生的极为有限的信赖感而言，他们可能会被误以为是劫匪，他们会不时地随心情让车停下。专断的禁令、严重的侮辱、烦恼的琐事以及无穷的折磨构成了普通喀麦隆公民的日常生活。为了重新恢复镇定并获得片许宁静，我听着罗夸·坎扎的音乐，他的声音比任何文学著作更能揭示多灾多难的非洲的秘密。他的音乐将我带回到西奥兰：不管怎么样，肯定有天堂，或者至少天堂肯定存在过，否则，这么多的天赐之福从何而来?

　　一路向前，克凯姆是一个沉睡在国道5号旁边的神秘小镇，这儿的路愈走愈窄。尽管这个地方风景秀丽，但却带有一种逼人的枯躁沉闷。令人惊异的是，那里的人并不沮丧。居民们那种饱满的精神似乎有些不合时宜。道路在一堆泥土和花岗石前面戛然而止。早在几个月前，邻近群山中的一座发生了山体滑坡。一大堆岩石将路给堵上了。十座房屋被岩石吞没。从那时起，行政当局和地方政客不时会面……讨论可能讨论的议题。那些对这些问题负责的部长们不发表任何意见。“共和国总统”忙于打高尔夫球。他可能正在想着在不久的将来去挑战泰格·伍兹。整个国家是空虚的。每个人都应该懂得并接受这一事实。

　　附近的一位亿万富翁利用自己个人财富的一部分，在这一事故现场的周边清理出一条道，这样运输车辆可以绕过这一障碍。我询问这一全社会共知的行为可否作为一个微小的例证以突出地讽刺当局的无作为，却被告知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这一慷慨举动的主要原因是这位富翁正在准备一场重大葬礼，需要接待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他的豪宒位于离此地数公里处，如果山体滑坡阻碍了这些客人的来访，这将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喀麦隆人对死亡以及任何与避免死亡的幻觉有关的热闹活动都颇为着迷。正因如此，在这一城市的入口处，两面巨大的横幅悬挂在街道之上，上面写着“欢迎参加××老爹的葬礼”。为了颂扬他们的宇宙观以及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联系，穷人宁愿欠债来为葬礼仪式花钱。我一直认为这种奇怪的死亡经济总是带有一种葬礼的味道。然而，我有什么权利来规定任何人的幸福呢?

　　午夜将近。在巴纳的夜间冒险。陡峭的道路藏匿着神秘气息，雾气有如巨大的地幔，一动不动地将这一切笼罩。山体的芳香及其华丽的威严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此时此刻的极度壮美使得我屏住了呼吸。我双亲明白无误的缺席，我对父母的美好记忆，被埋葬在那里，就在我的脚下。我的父母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将有关人的价值的艺术逐渐灌输给我。我想象着他们用谨慎却带着怀疑的脸容，想知道我变成了什么样的公民，我生存的品德，我的黑人性，我的生活哲学，什么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可能还有我对优先事项的选择。我一直十分想念他们。不管我走到哪里，这种深深的伤痛时刻伴随着我，永远也不会弥合。

　　向南方行进，我在马肯内内停下来买西瓜。像往常一样，各种年龄的卖水果妇女团团围住汽车，恳求旅行者买一点她们的有机食物，这些是对环境、农民和消费者表示尊敬的农业的象征。这些妇女每天12个小时站在太阳或雨水里，希望一个星期的工作能挣得足够的钱勉强给自己买两磅肉。还有一些孩子，我想他们没有上学，他们的凝视表达出一种天真的缺失，一种痛苦的冷漠。然而，他们的产品的质量却给了水果消费者们一个因幸福而颤抖的世界，特别是在那些为来自非洲的新鲜水果而疯狂的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五十年来，这个国家的经济战略家们从未想过要开发这一庞大的潜在市场。其实，那些在路边腐烂的大量水果完全可以经过实地加工，创造财富、工作、附加值，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作为国家尊严的资本做出应有的贡献。不幸的是，那些国家的治理者却在别的地方。“总统”仍在打高尔夫球。泰格·伍兹要当心了……至于那些部长们，他们正在热切地盼望着下一届内阁改组，因为这种事至少每年一次。

　　在午后的温暖阳光里穿过巴菲亚，我有那种被突然摔入夜晚的感觉——心灵一下子被寂静所笼罩。当然，我可以看到那些在自己小屋前安详的男人，以及正在准备晚餐的女人的身影。我还看到一些哈哈大笑的孩子们。他们是在嘲笑这个镇子的麻木吗?还是在取笑我义愤填膺地为他们制订计划的那种充满责任感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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