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一线穿今古_田方萌著_9787554023266

本书收录的文字是作者在思想的国度间漫游后，给出的一些探索性的答案。第一组“谈史”借助书评的形式反映了作者逐步形成的历史观。第二组“观人”介绍和评析了数位中外人物，包括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人士”。第三组“论世”收集了作者针对当代政策问题的一系列评论文章，这些问题都反映了现代性的症结，如老龄化、肥胖症。

就性质而言，本书属于游记。它与一般游记的区别在于，作者游览的对象并非景观，而是思想。换句话说，它是我多年在观念世界漫游的札记。认识这个世界之初，我惊异于世间存在千奇百怪的事物，后来更惊异于解释每种事物的一个或数个理论。这些理论构成了观念的世界，对我来说，它比物质的世界更为根本。漫游是一种癖好，世间存在着各种“漫游癖患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在我们的时代，有些漫游活动得到许可甚至称赞，有些则受到贬抑。一个年轻人若想周游整个世界，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他若是想理解整个世界，就显得十分狂妄了。不过，有漫游癖的人无论生在何种时代，总要想方设法满足他的癖好，否则就像白活了一辈子。我很幸运地当了一名大学教师，在人类的知识生产体系里谋得了一个职位。我热爱大学，它给了我很大程度的自由和随时可以借阅的图书。不过，今天的大学并不喜欢漫游者，它偏爱思想的定居者。我尊重定居者，也敬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是要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就感到绝望，像要被监禁起来一样。奥地利思想家莱丁（Erik von Kuehnelt－Leddihn）曾道：“我的雄心之一是理解世界……我对单向度的永久专业化有种真正的恐惧感。”他能阅读二十种文字，涉足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还写小说和画画。我虽无望达到莱丁的学养水平，但相信我们属于同一种人。像大多数旅行者一样，我漫游的初始动力来自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来自满足好奇心之时的兴奋感。梁启超在给孩子的信中自陈：“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当代学者只当这是前辈们的过时作风，梁氏自己也承认这种 “可爱生活”是以“泛滥无归’’为代价的。漫游者似乎无根地漂泊着，不如定居者熟悉某个地方，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却是整全的，视野是开阔的，心灵也是自由的。在观念世界里旅行了一些年后，我逐渐发现，原先以为孤立的事物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或是共处同一舞台的不同角色，或是属于同一体系的不同层次，或是遵循同一规律的不同现象。世界并不以割裂的方式存在，可以在整体上被人类认识．我由此发现了一种体验世界的秩序感。我在求学和工作的过程中换过两次专业，先后隶属于五所大学，最终落脚在社会学的门墙下，也许不是偶然的。相比于其他科学，社会学的内部也存在分化，可有些社会学家毕竟从整全的角度，努力理解人类究竟经历了什么。那么，可否找出一条线索，联结历史时空与现实世界？本书收录的文字就是我在思想的国度间漫游后，对这个问题给出的一些探索性的答案。根据主题的相近性，我将它们分为三组。第一组“谈史”借助书评的形式反映了我逐步形成的历史观。我不相信人类的理智足以准确和全面地预测未来，但他们毕竟能够认识历史发展的脉络。这组文章聚焦于近现代欧洲兴起之谜，并以中国作为参照系统，探讨古今之变的宏观动力机制。第二组“观人”介绍和评析了数位中外人物，包括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人士”。通过探究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言行和关系，我试图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解释其表现和成就，以此理解具体历史情景中人物的理智与情感。一个人在观念的世界漫游，总会跟随几位向导。我对古今中西的问题产生兴趣，应当说始于作家李敖。近年来通过阐释民国学人潘光旦，我重新激活了“生物保守主义”的社会思想，对早先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这组文章也是我个人思想史的一份记录。第三组“论世”收集了我针对当代政策问题的一系列评论文章，这些问题都反映了现代性的症结，如老龄化、肥胖症。虽然在演化的意义上人性总在改变，但演化的速度却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变迁。理解和解决当前的很多公共问题，也许应当保守地向回看，从历史中找出原因和对策。这组文章更多关注了大学招生政策，有关评论虽然针对特定的事件或趋势，背后的道理并不具有时效性，也体现了我对政策问题的基本立场。本书题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不仅因为他们养育了我。我对世界的好奇心很可能遗传自父亲，他是一位电子乐器工程师，自幼喜欢物理和音乐，曾研制过中国第一台国产电子琴。我最早从他的书架上发现了爱因斯坦和叔本华，也继承了他将多个领域的知识结合在一起的爱好。不过，我们对世界的关注点并不一致。如果说世界是一出戏剧，他专注于舞台技术，我则渴望弄懂剧情。我这方面的兴趣来自母亲的家族——母亲和她父兄都喜爱文学和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本书也是我的父母结合的产物，我感谢他们在先天和后天方面给予我的馈赠。本书收录的大部分文章曾发表在不同媒体上，编辑时删去了少许的重复性文字。后记《自得其乐的奥秘》介绍了心理学中的

人心尚古，世道剧变
关于物种的由来，历史上的智者们提出过四种解释。一种生物或者被上帝设计好了，或者被人类驯养改头换面，或者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或者经由天然演化脱胎换骨。最后一种理论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传人中国的时候，它被浓缩成八字短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竞争在物种之间和物种之内展开，由自然选择决定其存亡，适应度最高的个体将有利的性状遗传给后代，每一代会产生少量变异性状。我们只要花十分钟就可以向一个孩子解释清楚。然而，直到1859年11月，进化论才随着《物种起源》的出版正式问世。
当孟子遭遇达尔文
形态迥异的动植物起源于共同祖先，这一猜想长久以来匪夷所思。每一代人生活的时间太短，不可能亲眼看到新物种的产生。演化史上的自然条件不可重复，生物学家也不能像物理学家那样进行反复实验。幸运的是，动植物的驯化帮助人类理解了改良物种的渐变机制，大自然通过化石、邻近种群和DNA间断性地保留了物种演化的记录，今天的科学家甚至可以用计算机模拟物种在不同条件下演进的过程。在过去150余年间，汶一切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生物进化史的了解。
行为最复杂的生物莫过于人。进化论基于对动植物的观察而产生，它是否能够解释人类现象？我曾和一位专治政治哲学的朋友聊起达尔文，他立即表示：“动物受制于进化规律，人类并非如此。”这位朋友的书架上码放着好几排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政治哲学书籍。在他看来，智慧的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才做出正义的选择，自然不会像动物那样受本能驱使。可近年来心理学研究的发现恰恰指向相反的事实：人类的大部分道德行为由某种情感机制推动，这种情感机制在数百万年的演化史中逐渐形成。人性像动物行为一样，是演化的产物。
社会学鼻祖孔德曾经指出，生物学是位于社会学“下位”的学科，意即社会学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很长时间以来，社会科学家却漠视这一下位学科，在自己的领地内闭门造车。《物种起源》出版一个多世纪后，演化生物学终于开始大举进入社会科学家的视野。社会生物学“教父”威尔逊在20世纪70年代末即提出一份旨在整合多个学科的研究纲领，一些社会科学家也开始走出传统研究领域，从演化生物学的视角解释社会现象。三十年过去，各个学科几乎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以演化心理学成绩最突出。该学科的集大成者巴斯运用大规模跨国调查，以社会科学方法验证了演化理论对人类心理的猜想。他的《演化心理学》一书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在美学和文学领域，《审美的人》和《文学达尔文主义》则开创了生物学和人文学的交叉性研究。后现代主义者多年来喷云吐雾，或许达尔文的文艺学传人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丝清新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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