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文学领域，有三种表达方式创作的、批评的和理论的。说到三者的自由度，一般而言自然是创作方面的大些，其次是批评，再次是理论。然而也不尽然。且不说20世纪就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世纪、理论的世纪，仅就一个从事文学批评和理论多年的学人如我来说，阅读理论性的著作，有时候比阅读感性的、形象的文学作品还带劲、还过瘾，甚至更有思维的快感。这是一种职业的习得。创作、批评、理论三者并无高下之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从事批评和理论的人来说，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精神的享受，而且在无论多么知名的作家面前，就不会产生匍匐在权威之下、高不可攀之感，而是以一个批评者、理论者正常的心态对待之、评判之，并由此而生发或创构出属于自己的批评话语和理论话语。这正是我多年来逐渐养成的一种学理态度，如此面对著名作家、伟大作品、杰出批评或精辟理论时的一种学术态度。由少年时代对于作家作品的仰视到现在的平视甚或俯视，这是批评和理论思维带来的。当然，保持对优秀、伟大作家的敬仰之心则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社会的转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文学本身也向低谷下滑得异常厉害，批评一时间有找不到北的失语状况发生。理论也跟在西方后现代的屁股之后，搞文字游戏或消解的狂欢。曾经有一度，即90年代初期我也追随中国的后学家们撰写了好多篇关于某某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后现代性的文字。但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我日益意识到跟在西方人的后面，只能拾人牙慧，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存在处境和存在价值。进入21世纪之后，我的这种意识愈加自觉。现在看来，我庆幸自己较早地意识到这种后学的幼稚和弊端。产生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有其独特的文化和制度土壤，它解构一切的价值诉求，对于过度理性化、科层化的社会文化来说，逃避自由是其自然而然的选择。萨特的选择的自由和自由的选择，张扬了人的选择的主体性、自由性但是在中国，你别无选择则是文化和生存的某种状态。时至今日，阶层固化现象日益严重，各类二代现象比比皆是。所以，我从后学中抽身而出，转而从本土文化的问题出发来看待当今文坛所面临的创作问题、批评问题和理论问题，随之产生了豁然开朗的感受和心境。
比如，我较早就开始关注文学与信仰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对于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来说十分关键的问题。肉身的存在和毁灭，对于无论西方民族还是中华民族来说，自古迄今都是为重要的问题。因此，我试图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探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信仰之维重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莫言之所以成为享誉世界的大作家，除了他汪洋恣肆、幻想灵动又沉潜厚重的语言表达方法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其创作开始整体上冲出欲望桎梏，反思存在之虚无的可怕，提出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的理念，在其一系列作品中张扬信、望、爱、自嘲、良知、包容、宽恕、忏悔、拯救等信念。他从《酒国》所描写的全民性自上而下的堕落，到《儿子的敌人》《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作品试图重建信仰与超越之维，不断地超越自我，而且不断地超越同时代中国作家的精神境界，从而攀上了文学的高峰。
宽容与自由是密切关联的。胡适有文曰宽容高于自由，其实宽容本身就需要自由畅快的心胸和境界，需要把邪恶的、黑暗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再付诸实施。然而一个抱持斗争哲学、张扬仇恨、杜绝反思、害怕真相，从而堵塞任何自由空间的社会，也就堵死了宽容、包容的氛围和空间，也才往往会提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甚至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混淆是非的胡言乱语、歪理邪说、强词夺理，以至于恶性循环、冤冤相报，毫无缓冲之余地。针对此，我在反思文艺学研究的两种不良倾向中，批判了两种不良的批评、理论的话语打着审美主义或本体论旗号而反对文学研究本应面对的无限丰富的生存与存在领域的画地为牢做派打着特色化而拒斥普世价值的理论鼓噪。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建构的多维度、多领域、跨学科、超媒介的时代正在到来，任何故步自封、别有用心甚至以专制、极权的话语作为宝贝胡乱送人的做派，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的今日，已经逐渐失效。打开视野，善于吸纳，揭示真相、揭出病苦，方能迎来宽容、和解、和谐、自由的新境界。新的文学批评理应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来观照和评判新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
由是，我的批评触角并不仅仅对准那些知名的大作家、大批评家及其作品，而且对于那些有个性、有艺术魅力的作家作品给予热切的关注和褒赞，同时，对其缺陷与弊端给予不留情面的揭示。十年来，笔者有意无意地卷入了一些论争当中。无论是正面的评价还是驳论式的文章，我力求以理性与建设性为目标，绝不把批评这一公器当成个人渔私营利的工具。即使面对某些人异常非理性的甚至歇斯底里的话语喧嚣，我依然坚持这种批评原则。在评价文学作者及作品时，并非无原则地鼓吹、廉价地捧场，而是努力面向事实本身给出自己的评判。这本书中的文章，主要是对自己所置身的文场的所见所感所思的记录。如余华随笔与小说的互文关系谈到了作家余华的一个被人所忽略了的创作问题。而更多的篇章所论所评对象没有上述作家学者那么显赫，但是他们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的广度、高度、深度或宽度并不亚于那些知名的作家学者。书中所论，除了体制内的作家学者，还有不少属于体制外坚持写作的诗人作家学者。有少数篇章是写我的师长朋辈，还有部分文字写我的几位已经过世的师长，他们的高风亮节曾经深刻影响过我学术和精神前行的道路。选入书中的这些文字权且作为我奉献给他们的为真挚的薄礼和敬意。他们以自己富有激情、热血和见识的创作，以自己独立不羁的人格操守，为时代精神注入了强劲的血液。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些师友而骄傲，为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有机会选择这样一些学人作家作为研究、批评对象，而颇感自豪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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