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唐君毅作品_唐君毅_9787510888434

本书属刘东先生主编台湾国学丛书之一种。《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成书于一九五一年，在作者唐君毅去世前曾再版十次。全书本哲学观点以论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以通论为主，几乎涉及中华文化的所有方面和所有要素的品质特征及其发展，全面论证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同时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创新路径。本书是唐君毅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体系承上启下的核心著作。

《台湾国学丛书》总序

在我看来，不管多变的时局到底怎么演变，以及两岸历史的舞台场景如何转换，都不会妨碍海峡对岸的国学研究，总要构成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事实上，无论是就其时间上的起源而言，还是就其空间上的分布而言，这个幅员如此辽阔的文明，都既曾呈现出满天星斗似的散落，也曾表现出多元一体式的聚集，这既表征着发展步调与观念传播上的落差，也表征着从地理到政治、从风俗到方言上的区隔。也正因为这样，越是到了晚近这段时间，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学界来看，也都越发重视起儒学乃至国学的地域性问题。

可无论如何，既然国学正如我给出的定义那样，乃属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那么在这样的总称之下，任何地域性的儒学流派乃至国学分支，毕竟都并非只属于某种地方性文化。也就是说，一旦换从另一方面来看，尤其是，换从全球性的宏观对比来看，那么，无论是何种地域的国学流派，都显然在共享着同一批来自先秦的典籍，乃至负载着这些典籍的同一书写系统，以及隐含在这些典籍中的同一价值系统。

更不要说，受这种价值系统的点化与浸润，无论你来到哪个特殊的地域，都不难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发现，那里在共享着同一个生活世界。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林林总总、五光十色的地域文化，反而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生活实验室，来落实那种价值的各种可能性。正因为这样，无论来到中华世界的哪一方水土，也无论是从它的田间还是市井，你都可能发出似曾相识的感慨。这种感慨，当然也能概括我对台北街市的感受，正因为那表现形态是独具特色的，它对我本人才显得有点出乎意料，可说到底它毕竟还是中国式的，于是在细思之下又仍不出情理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当然所有的多样性都是可贵的。而进一步说，至少在我这个嗜书如命的人看来，台湾那边的国学研究就尤其可贵，尤其是从1949年到1978年间，由那些桴海迁移的前辈们所做出的研究。无可讳言，那正是大陆越来越走向紧张与禁闭，终至去全方位地破除四旧的岁月，所以在那种命悬一线的危殆情况下，若不是中国总还保留了那么个角落，仍然活跃着对于文化传统的学术研究，那么，我们曾经长期引以为自豪的、据说在历史中从未中断过的学脉，可能就要面对另一番难以想象的场景了。

正是因此，我才更加感佩那些前辈的薪火相传。虽说余生也晚，无缘向其中的大多数人当面请益，然而我从他们留下的那些书页中，还是不仅能读出他们潜在的情思，更油然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正如自己曾就此动情而写的：这些前辈终究会表现为最后的玫瑰么？他们当年的学术努力，终究会被斩断为无本之木么？读着这些几乎是一生磨一剑的学术成果，虽然余生也晚，而跟这些前辈学人缘悭一面，仍然情不自禁地怀想到，他们当年这般花果飘零，虽然这般奋笔疾书，以图思绪能有所寄托，但在其内心世界里，还是有说不出的凄苦犹疑。

终于，趁着大陆这边的国学振兴，我们可以更成规模地引进那些老先生的相关著作了。由此便不在话下，这种更加系统的、按部就班的引进，首先就出于一种亲切的传承意识。实际上，即使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进展，乃至由此而催生出的国学高涨，也并非没有台湾国学的影响在。早在改革开放、边门乍开的初期，那些从海峡对岸得到的繁体著作，就跟从大洋彼岸得到的英文著作一样，都使得我们从中获得过兴奋的解放感。正因此，如果任何一种学术史的内在线索，都必然表现为承前启后的接着讲，那么也完全可以说，我们也正是在接着台湾国学的线索来讲的。

与此同时，现在借着这种集成式的编辑，而对于台湾国学的总体回顾，当然也包含了另一种活跃的对话意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有机增长的话语，其生命力从来都在于不断的创新，而如此不断创新的内生动力，又从来都来自后生向着前贤的反复切磋。也是惟其如此，这些如今静躺在台湾图书馆中的著作它们眼下基本上已不再被对岸再版了才不会只表现为某种历史的遗迹，而得以加入到整个国学复兴的大合唱中；此外，同样不在话下的是，我们还希望这次集中的重印，又不失为一种相应的和及时的提醒，那就是在这种多元一体的大合唱中，仍需仔细聆听来自宝岛的那个特殊声部。

最后要说的是，在一方面，我们既已不再相信任何形式的历史目的论，那么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今后的进程也总会开放向任何偶然性，无法再去想象黑格尔式的、必然的螺旋上升；可在另一方面，又正如我在新近完成的著作中所讲的：尽管我们的确属于有限的、会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类，他们也的确属于有限的、会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类，可话说回来，构成了彼此主观间性的那种人心所向，却并不是同样有限和偶然的，相反倒是递相授受、薪火相传、永世长存的，由此也便显出了不可抹煞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总还有理由去畅想：由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总称的国学当然也包括台湾国学所造成的人心所向和主观间性，也总还不失为一种历史的推动力量吧？

刘东

2020年6月24日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

原书序

此书之作，动念于十年前，其初意乃为个人之补过。原余于十七年前，即曾作一长文，名《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论》，发表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当时曾提出天人合一与分全不二，为解释中国文化之根本观念。继后三四年中，曾陆续对中国之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皆有所论。后辑成《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集》，予正中书局出版。在此书印刷之际，正个人思想有一进境之时，及该书印出，即深致不满，并曾函正中书局，勿再版。然书局仍续有再版印行，遂欲另写一书，以赎愆尤。原该书自表面观之，内容似甚丰富，且根本观念与今之所陈，亦似相差不远，然实则多似是而非之论。盖文化之范围至大，论文化最重要者，在所持以论文化之中心观念。如中心观念不清或错误，则全盘皆错。余在当时，虽已泛滥于中西哲学之著作，然于中西思想之大本大源，未能清楚。当时余所谓天人合一之天，唯是指自然生命现象之全，或一切变化流行之现象之全。余当时在西方哲学中，颇受柏格孙、詹姆士，及新实在论之多元思想之影响。对中国哲学思想，唯于心之虚灵不滞、周行万物一义，及自然宇宙之变化无方、无往不复二义，有一深切之了解。此二义亦保存于本书中。然当时对于西方理想主义或唯心论之形上学，无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