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戏人生——洪昇传_陈启文_9787521208009

洪昇的《长生殿》是清初时期伟大的戏剧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传在洪昇人生资料缺乏系统和稀少的情况下，尽力搜索，然后沿其人生轨迹及交友游历和诗文著述线索，进行参照梳理考证，清晰简约而流畅深入地叙述了传主，如何从“三学士世胄”而生逢朝代更替之初，冲突激烈，倒致他在夹缝中艰难生活，后又遇“三藩之乱”，再遭“天伦之变”，仕途挫折，卖文依人为生，父遭别难等曲折，依然不失追求，持续挣扎博斗的心灵创造历程，终以《长生殿》成功名世的情景。

本书定位为一部纪传体的文学原创读本，不是戏说，不是小说，而是严谨的正传，必须以真实性为第一原则，这也是本传写作的一大难题。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反复琢磨洪昇这个人物，一个是活在别人眼中的洪昇，一个是真实地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洪昇，这两个洪昇必须叠加在一起，才能还原洪昇完整的形象。
为了追踪别人眼中的洪昇，我只能遍查诸史方志，如大海捞针般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中搜寻关于洪昇的点滴资料。在那个时代，戏曲只是“小道末技”，哪怕是一个伟大的戏曲家，亦如“小道末技”一样卑微。由于洪昇一生在科举仕途上没有博取半点功名，从未跻身于仕宦之流，几乎没有载入史册的事功，在所谓正史中难以寻觅他的踪迹。既然无法通过正史来看清他的正面，那就只能透过别的视角来打量他的各个侧面。在历史的夹缝里捕捉他那偶尔闪现的踪影、东鳞西爪的碎片。从搜寻到的零星史料看，他的影踪多散见于清人笔记中，而清人笔记大多是碎片化的，又颇多以讹传讹、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之处，对于同一事实亦有各种不同的言说，需要仔细加以对比甄别，才能去伪存真。此外，洪昇交往的一些重要人物大多载入了《清史列传》，这至少可以从侧面为洪昇的生平事迹提供一些间接的佐证。即便如此，但凭这些碎片化的史料也难以还原洪昇血肉饱满的整体形象。而就我现有的视域，迄今尚未发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以描述洪昇生平事迹为主的文学传记，在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的人物画廊里，洪昇几乎还是一个历史的空白。
我一共搜集了十余种关于洪昇的各种著作（见本书附录二），一是洪昇本人的著述，包括当世及后世的点校、笺注本，但主要是洪昇的诗词曲赋，洪昇极少以文传世，而他对个人家世以及生平事迹几不述及，在诗词中偶尔提及也多用曲笔讳言，词意隐约；二是学术界关于洪昇及其作品的研究类著述，其中仅见一本评传类著作，即王丽梅博士的《曲中巨擘》，其余基本上是立足于对洪昇作品的研究与诠释，对洪昇的生平事迹缺乏翔实考证和展开性叙述。而我写作本传的一部最重要的参考著作，则是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的《洪昇年谱》，此书是章先生在“文革”前作成的，出版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奠定了其学术地位。这也是研究洪昇以及为其立传的一部绕不开的经典学术著作，王丽梅的《曲中巨擘》实际上也以《洪昇年谱》为主要依据。但既是年谱，为体例所限，不可能对洪昇的生平事迹有深入探究和展开性叙述，但大致也厘清了洪昇一生的人生轨迹。诚然，《洪昇年谱》也毕竟是一家之言，还必须寻找其他旁证资料，加以对比、印证和坐实。为坐实某一个时间节点，探悉一个关键细节，往往要耗费大量功夫。章培恒作为一个极为严谨的学者，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还留下了诸多难以稽考的疑点，有待后世进一步考证。章先生已于二○一一年去逝，在他辞世后，又有一些新发现的文献资料，我在反复分析和甄别后，力求能辨伪订误，然后补入本传写作。凡本传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均在叙述中注明出处，并将主要参考文献附录于后，不另加脚注和尾注。在难以确考时，我亦效法章培恒先生，宁可留下疑点也不作妄断臆测。在无法作出定论时，则采取多种说法并存，留待读者去判断分析。除了案头功课，我还追寻洪昇一生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的履迹，抵达现场，实地考察，凡是洪昇留下过深刻印迹的地方，或他在诗中反复吟咏过的地方，我几乎都去探访过，力图能穿越岁月以逼近当时的真相，描写出洪昇置身于其间的那种现场感。
本传以洪昇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为主干，在恪守真实性的前提下，作为一部文学原创读本，又必须具有文学原创性，如何尽可能刻画出洪昇这一独特的人物形象，也是本传的一大难题。在文献史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治学方式是很值得借鉴的。真实地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洪昇，其实就在他的诗篇中。洪昇以诗的方式记录和呈现了他的人生史和心灵史，诗，几乎是唯一能逼近他人生真相的途径，也是还原他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最可信的依据。从洪昇存世的诗集《啸月楼集》《稗畦集》《稗畦续集》和一些未结集的诗作中，探悉和捕捉他的一些人生经历和他处于某一情境的心绪，这也为我接近当时的真相提供了可以追溯的线索。然而，一部纪传体文学作品，必须把人物、时间、地点、经过、原因、结果等纪实性写作的必要元素交代清楚，这是仅仅通过洪昇的诗篇无法解决的。在解读洪昇的诗篇时，我也越来越意识到一个局限，如董仲舒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其诗中的很多微妙之处、隐约之词，既无法直译也难以转述，若要还原为叙事文学，只能以此为切入点，深入挖掘和反复求证，但我还真不敢有“大胆假设”。另外，从时人给洪昇写的诗文中也能搜寻到一些旁证材料，如此，就能从多个侧面尽可能还原当时的具体情景。
本传的叙事重点是展现洪昇的成长史、思想发展脉络和他一生的突出贡献。洪昇一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其二十四岁入国子监之前在杭州西溪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第二阶段是他二十四岁入国子监后直到四十五岁回归杭州的壮年岁月；第三阶段是他回归杭州后的最后一段岁月。洪昇出生于“累叶清华”的仕宦之家，又遭逢明清易代的陵谷之变，后来又经历了“三藩之乱”，从其思想发展脉络看，一生有三变：在青少年时代，他身处江南遗民群体之中，并师事陆繁弨、毛先舒等典型的明遗民，这不仅为他在辞章音律上打下了基础，也让他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如“忠孝节义”等儒家信条也成为了他终生的信仰，而师执们的气节、品质和遗民情怀，在潜移默化中对洪昇植根至深。洪昇透过亲友的命运，看到了清初对待士人的严酷态度和惨无人道的文字狱，这让他青少年时代对清朝政权在心理上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在情怀上有很深的家国兴亡之感、江山易代之悲。另外，这些遗民又多有很深的逸民情结，洪昇从小就对隐逸生活颇为憧憬；在他成年之后，随着清朝政权日益巩固，康熙帝对汉民族采取怀柔之策，意在弥合满汉矛盾，又尊孔崇儒，以安抚和笼络汉族士人。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以洪昇入国子监为标志，他从对清廷的抵触一变而为渴求仕进。然而他命运不济，多灾多难，在他的青壮年岁月遭遇了三次劫难：二十七岁遭“天伦之变”；三十五岁父亲“罹事得罪”，遭破家之难；四十五岁因“国恤张乐”而被“斥革下狱”，他一生渴望的仕途从此变成了绝途。这三次劫难既是洪昇命运的三次转折点，也是解读洪昇命运的症结所在，却又留下了很多谜团，本传尽可能深入探究并予以透彻叙述。
解读洪昇的命运，必须从性格上加以解读。所谓性格即命运，在洪昇身上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洪昇是一个在思想情怀和性格性情上都很复杂的历史人物，而且一直处于变化中。我时常设身处地为洪昇着想，一个“门皆赐第，家有珥貂，三洪学士之世胄”，终生竟在“流寓困穷，备极坎”的遭际和冷酷的现实中沦为一介布衣寒士，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实在太大，在深重的失落感中，洪昇的性格和性情充满了矛盾、冲突，以致发生了鲜明的人格分裂。一方面他为生活所迫，无法放弃对功名利禄的渴望和追求，一直想适应那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做梦也希望在仕途上能得到别人的赏识与引荐，在依人寄食、“游幕干谒”的过程中，也就难免时时表现出攀高结贵、阿谀奉承的委琐面孔；而另一方面他又与李白有着相似的狂傲性格，啸傲遗世、纵情独往，愈是失意，愈是狂傲，这又正是他进入仕途的最大障碍。而每每在失意之后，他又好像把一切看开了，把红尘看破了。而这一切，也最终造成了洪昇一生充满了悖论的悲剧性命运。在对洪昇这个历史人物的把握上，本传力求能穿过表象，抵达他灵魂的幽深之处，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是以传奇的方式，而是以灵魂叙事的方式，来描写他灵魂的挣扎与自我搏斗。他穷其一生却仕进无门，这又让他在自伤不遇的同时对现实充满了悲愤情绪，遗民情怀复而炽烈，他又必须用内心的力量同外部施加于他的各种力量抗衡。尽管他出现了明显的人格分裂，但他的精神一直没有崩溃，这又证明了他内心的力量是何其强大。而当他被彻底斩断了功名之念，又在京师遭受白眼揶揄，只能“狼狈仍走西湖湄”，在回归故里后又度过了十三年的隐逸生活，他寄情于诗词戏曲，放浪于西湖，而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以老庄之道内化于心，以魏晋风度昭示于外，无疑是其思想情怀和生活态度，老庄哲学已成为他精神的主导方面。
洪昇的一生就像一部传奇，充满了戏剧性，他一直在不知不觉地扮演着自己的历史角色。在世俗生活中他是一个失败者，而他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本传对其人格分裂、人性的弱点以及时代的局限性，不回避，不讳饰，不但要写出他的性格，更要写出他的精神人格，力图能展现出洪昇“坎坷不降其志”的一生。他几乎穷极一生，挣扎在人世的边缘上，而这所有的不幸都将成为他的创作源泉，也成就了他对那个时代的独特认知和灾难性的生命体验，这是那些养尊处优的士大夫体验不到的。最终，他以绝望的挣扎完成了自己，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他必须战胜另一个自我，才能创造《长生殿》这样伟大的作品。洪昇一生最突出的贡献其实就是创作了一部《长生殿》传奇，而洪昇本人则如同一个传说，《长生殿》就是他为自己写下的一个生命凭证。如果没有这作品，这个人也许真的不存在，早已被历史湮没了。透过洪昇的创作经历，可以揭示艺术创造的某些秘密，这也是我们重新打量这个人、重新发现这个人的意义所在。
是的，我特别渴望能有对历史的重新发现，我也希望能写出独特的“这一个”，洪昇的确是一个独特的另类，但又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在厘清洪昇的生平事迹时，本传力求全面细致地叙述洪昇的家世背景、亲友关系、生平交游等。在叙述中，我有意通过洪昇与同时代人的互文性比较，试图能更全面地揭示洪昇的性格与命运。中国古典士人，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入仕为官的士大夫，一是仕途之外的布衣寒士。在历史的夹缝中，洪昇一直处于尴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一方面他是一个布衣寒士的典型代表，这让他看到了也切身体验到了底层社会的不幸，这是那些士大夫难以设身处地感受得到的；另一方面他又游走于上流社会，一生交游广泛，见于其诗文者就有二百余人，其中主要是洪昇的师友，也有很多朝廷重臣或地方官吏，这又让他看到了许多底层社会看不到的事情。而洪昇往来游走于江南和京师两大士人群体之间，同时也游走于士大夫与布衣寒士这两大阶层的士人群体间，这让他成为了一个南北士林的沟通者，也是社会底层和上流社会的沟通者。这也决定了，洪昇一生的人生经历、个人命运及其文学诉求，既反映了清初布衣文士的生存境遇，也反映了那一代文士群体的心路历程。这其实也是我写作本传的一个企图，通过洪昇来展示那一个时代以及那一代文人士子的精神群像，如此，洪昇这一生才有更辽阔而博大的意义。
本传于二○一八年年底写出征求意见稿（第二稿），呈交“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经文史组专家郭启宏先生和文学组专家李炳银先生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笔者根据专家意见又费时大半年改出第三稿。说来惭愧，自二○一二年秋天我便拟写出了创作提纲，到如今已是七度春秋，不能不说，写作这样一部传记相当有难度，我甚至一度想知难而退，但最终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想来洪昇创作《长生殿》历十四年，三易其稿，我用五六年时间来追溯他的一生，也不算长。一部作品终于画上句号，但还远不能说已经完成，洪昇还有不少谜团依然难以探悉清楚，而对他的作品也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开掘。这部传记说穿了，就是我一个人眼中的洪昇，从一开始，这个人物形象就注定是一个一点一点地拼凑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了他的一生，但能否最终还原出一个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古人形象，即便画上了句号，我心里还是没有底。而本传既限于笔者的学识，也由于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极为有限，难免错讹，敬祈方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说来还有一个巧合，第三稿改毕正值我孩子的生日，感觉自己又生下了一个孩子。
二○一九年八月二日记于洞庭湖畔

一
他孕育于一个王朝的末世，诞生于一个王朝的开端，历史的后一页已经掀开，而前一页还没有合上，一切仿佛已宿命般注定，当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关口，这个人命定就是一个活在历史夹缝中的人物。
洪昇，字昉思。如今“昇”字已被简化，一个古人的名字已被今人篡改。昔人名字相辅，名与字是相互诠释的，字与名又互为表里，因而称作“表字”。洪昇之名，如《诗经·小雅》所云“如日之升”，洪昇之字昉思，昉，“日初明”，又可引申为起始、起源。在古人看来，一个人的名字绝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符号，而是命运与命理的象征，甚至是一个生命的全部寄寓。洪昇生于太阳初升、一日复始的辰时，正所谓“朝食”之时，一生下来就有饭吃。按说他还真是生逢其时，然而伴随他的却是改朝换代的腥风血雨，如《明史·刘宗周传》：“凶问已确，诸臣奋戈而起，决一战以赎前愆，自当不俟朝食。”当国难当头、危机四伏，对于那些奋戈而起的抗清志士，连等一餐“朝食”都来不及了。
洪昇的出生年月，在后世的考证中也存在时间错位问题，如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年表》中将洪昇出生的时间定为顺治十六年（1659），刘辉的《洪昇集》校笺中则定为顺治十四年（1657），因而造成他《洪昇集》校笺的编年整体失误。如今学术界已找到确证，洪昇生于清顺治二年（1645）七月初一，此说已为学术界公认，再无争议，也可谓注定。而接下来的历史虽说已经注定，但在当时尚未尘埃落定。就说那一年该以哪个王朝的年号为正朔，还真是很难说。此前一年为明崇祯十七年（1644），农历甲申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史称“甲申之难”或“甲申国难”。是年正月，闯王李自成称帝于西安，国号大顺，年号永昌，随后率大顺军攻陷京师，开进宣府，大明天子崇祯皇帝自经于煤山。天子崩殂，是为“天崩”。若李自成这位大顺开国皇帝能在紫禁城的那把龙椅上坐稳江山，一六四五年当为大顺永昌二年。然而，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在《春秋左氏传》就已注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随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天崩”之后又是“地裂”，李自成这个大顺开国皇帝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到“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就像开了个历史玩笑，一把龙椅又落在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的龙臀之下，大顺永昌二年一变而为大清顺治二年。但那个时年六七岁的小皇帝福临又能否在这把龙椅上坐稳，无论对于清朝还是朱明，此时还是一个悬念。
那一年为农历乙酉年，生肖属鸡，属鸡之人在民间也被喻为小凤凰。看看诗鬼李贺那千古绝唱，“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这又与洪昇的名字不谋而合。屈原曾作楚辞《招魂》，在盛行巫鬼之风的楚地，相传客死他乡者的魂魄在迷茫中找不到归途，其灵魂便成了漂泊在异乡的迷魂，必须为其招魂：“朱明承夜兮时不可以淹。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招魂》到底是谁所作，又是为谁招魂，众说纷纭，一说是屈子怀沙之意已决，在客死他乡之前乃自招其魂，一说为其门生宋玉所作，以招屈原之魂，抑或是为在秦国囚禁而死的楚怀王招魂。一句“朱明承夜兮”，仿佛千古谶言，预见了朱明王朝的覆没，诚然，此朱明非彼朱明，乃是黑夜之后的红日重放光明。这与当时的形势却也高度契合，当朱明社稷倾覆，清朝定鼎燕京，而江南犹存半壁江山，对于当时的江南士子，一如当年秦军入侵的楚国，确实又到了救亡图存的招魂时刻，而反清复明几乎贯穿了一部两百七十余年的清史。
尽管明崇祯帝已在国破家亡中自经于煤山，但国破山河在，一个王朝尚未在那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一条龙脉还在江南延伸。这又得益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所设置的二京制，北京为顺天府，南京为应天府，合称二京府，南京又称留都，并与北京的明朝廷一样设有六部等中央机构。当然，从职权而言，二京不可同日而语，北京那才是天子总揽朝纲的帝国中枢，而南京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皇帝。当北京的明朝廷覆没，崇祯皇帝殉国的噩耗传到江南，留都南京的作用一下凸显出来了，这边既然拥有一套现成的中央机构，又有辗转南下的明宗室及文武大臣，一个留都随之就能像备胎一样开始运转了。他们拥立明神宗朱翊钧之孙、福王朱由崧（又作朱由嵩）继承朱明大统，先为监国，旋后登基，而新主登基，必改正朔，一六四四年还是崇祯的年号，一六四五年则改元弘光（弘光元年），史称南明弘光政权。对于这个沿用大明国号、延续了朱明血统的南明王朝，正史一般不视为正统的王朝，而视之为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若干政权，但在当时，对这个政权还真是不可低估，至少清王朝就绝对没有低估，并视之为心腹之患。在南明建政之初，还拥有不亚于当年南宋的大半壁江山，而且打出继承朱明大统、抵御异族入侵的旗号，一时间可谓人心所向，应者云集，何况在南明的旗下还有史可法、郑成功等一干骁勇善战的抗清名将，倘若弘光政权能按照史可法等人的意见，尽量让“正人”占据要津，这个政权即便不能恢复中原，至少有可能再造一个类似于南宋的王朝，而这也正是清廷最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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