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收入五个部分的作品：一、人物回忆；二、重要著作的序言；三、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四、《读书》编辑手记；五、世界历史问题探讨。所选篇目皆是作者在这一体裁里的代表作品，并且可读性和传播性较强，既呈现出作者的思想脉络，也使读者比较容易地追随作者的视野进入对当代思想文化问题的探寻。
汪晖无疑是当代中国学者中备受瞩目也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这与他直面当代思想文化问题的研究姿态密切相关。本书即是系统展示作者这种研究姿态的代表性作品集结。
作者的研究起点和重要思想资源是鲁迅，读完全书，会对其问题意识、思考方式和深度，甚至行文风格，均有很深的鲁迅的烙印这一点印象深刻。不管是纪念人物、追溯往事，还是分析历史、批判现实，作者都深怀情感，目光如炬，解剖的刀刃犀利深刻。从对自己导师的怀念，到对鲁迅的理解，到分析甚至直接介入社会运动，到执掌《读书》杂志十年推出的问题讨论，再到最后叙述犹太人在欧洲和亚洲的迁徙故事，作者在《颠倒》中展开纵横两个方向的视野，而贯穿始终的，是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变迁的分析，是对于社会和历史复杂交错的动因的思考，是一个知识分子重新认识当代世界的使命感，是提出一种新的历史观的努力。
· 汪晖是当代中国学者中备受瞩目也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本书是系统展示作者直面当代思想文化问题研究姿态的代表性作品集结。
· 《颠倒》回顾了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生发的重大思想文化问题，作者以一个学者的角度，拾检消失的中国时代记忆，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背后复杂的历史动因。
· 作者眼界宽广，在对当代的研究中展开历史的视野，古今中外，纵横捭阖，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重新认识当代世界的使命感，一种新的历史观的努力。
· 这是一本学术专著之外的汪晖。全书所选文章不同于汪晖的理论著作，可读性强，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自序
今年初春，我离开有些寒冷的北京，经多哈，往约翰内斯堡。
这是我的第三次非洲之旅了。行前，北岛几次电话，都是督促我尽快完成为《今天》所做的专辑。按他的说法，专辑的目的，是以作者个人的经历和思想轨迹，以小见大，呈现时代的变迁。虽然我按期收到寄来的《今天》杂志，但大约是为了给我一点编专辑的启发，也为了给我一点压力，北岛不惜重复地将新出版的张承志专辑、徐冰专辑、李零专辑和韩少功专辑一一送给我。从一年前说定编辑这份专辑起，他的督促电话就没有断过。这些已经出版的专辑如此精彩，真让我难以着手。去年夏秋之间，我将自己的旧作统统交给编辑经验丰富的何吉贤，拜托他从这些旧文稿中选择若干，按照《今天》的要求，编成专辑的模样。吉贤慨然应允，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但北岛说：至少有一篇必须是没有发表过的作品。这篇作品便是收录在文末的《纪念碑的限度，或真知的开始》一文。至少有两年吧，文章初稿一直存在我的电脑里。这次登机之前，我匆忙将一些相关资料随身带上，在往南非的航程中，开始修订和增补。借着微露的舷窗透出的天光，我一路沉浸在15 年前的旧事中，不觉间已经飞越亚洲和海湾地区，到了另一个大陆。在约翰内斯堡期间，除了几次演讲和交流之外，便是四处访问，从约翰内斯堡到索维托，到处都是种族隔离的遗迹和反抗斗争的纪念碑，历史的一页似乎翻过去了，但新的排外浪潮让人觉得翻过去的那一页依旧停在半空，仿佛随时复燃的死火。在宪法山（Constitution
Hil l），我踯躅于关押甘地和曼德拉的囚房，思考纪念碑的意义。
夜晚归来，满天的星斗，除了临近街上的酒吧里偶尔传来喧哗的人声，街道寂静无人。我偶尔想，若是在这儿，而不是在往返柏林和北京之间的旅途之中，起笔写这篇关于犹太人的故事，感觉和视野或许都会有所不同。可惜交稿在即，我已经来不及将自己在非洲的所感组织在写作之中了。
学术生活大多沉闷乏味，即便自觉有趣，要想感染别人实在是很难的；沉浸其中，往往被问题牵着走，下笔枯燥，不能顾及文辞。我偶尔写点随笔性质的东西，多半因事而起。一是纪念逝者，感怀旧事；一是完成新作，草成序跋；一是行旅之中，记下一点痕迹。笔端忽而有了感情，文字有所灵动，多半与此有关。平居时期，沉潜于研究工作；远游的时候，阅读、观看、交往的对象都有所不同，连早已遗忘的人与事，点点滴滴，浮雕一般，降临在远离家乡的夜晚，窗前灯下，或者黑暗之中，与我相伴。记得第一次去非洲的热带雨林和大草原，丛莽和森林之间，危机四伏：尼罗河中鳄鱼河马，森林之中封豕长蛇，丛莽草原狮豹象牛，即便是豺狗，也是招惹不起的。我仿佛觉得自己身体里的自然被第一次唤起，那种遏制不住的亢奋，连带着原始的恐惧，让人昼夜不眠。我忽而觉得，那是我初生时的感觉，是在成长中被不断剔除的能量。初生时连记忆也尚未出现，但这些感觉却蛰伏于身体的最深处，难以察觉。在森林草舍的昏黄灯下，我展笔记录未曾经历的感觉，如此分明，却无从着笔。这是远游的成果，因脱离生活的常轨而产生的记忆和回想。渐渐地，我开始习惯这种周而复始的状态，甚至习惯携着书本负重旅行，在别处进入写作。除了查找资料等研究工作外，由旅行而创造的距离，对于思考——包括对于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的反思─而言，似乎也有意义。
1996 年至2007 年，前后11 年半的时间，我应董秀玉之邀，担任《读书》的编辑，也因此陆陆续续写下了许多“编辑手记”。这是我写作生涯中的“例外状态”。早几年，曾经有出版社来联系黄平和我，希望将我们陆续写下的文字单独成册，我们也为此做过讨论，但终因各自奔忙于新的工作而无暇顾及，一再耽搁，怕是连邀请我们的编辑也已忘却了吧。编辑工作如流水，日日奔涌不息，每月一篇，多半在发排的前一夜才能仓促成篇。手记篇幅短小，内容不一，谋篇布局、讲求文辞都是从容的产物，而我们的手记多半因应正在发生的变化，一星半点，急就章而已，唯有折射时代的氛围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编辑《读书》的十余年，不但中国和世界发生着巨变，而且我们自己、我们身处的所谓知识界，也日日分化组合、纠缠搏斗，曾被人讥为“杯水风波”的思想争论，竟然演变为全国性的轩然大波，恐怕并不是几个文人的不安本分使然。我们所写的“编辑手记”多半因时因事而起，限于周遭的氛围和编辑的身份，或喜或悲或怒或讽，都不能像普通作者一般倾泻而下，总是有所节制，力求客观，即便暗含褒贬，偶尔推敲修辞，多半起于顾忌而非炫耀文字。其实，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婉而多讽，在其初期，恐怕不是出于辞章之讲究，而是情境使然，久而久之，却成为一种审美的习惯。我达不到这样的境界，难免气急败坏，但身为编辑，不得不时时克制自己，不知不觉间，也会有所谓“曲笔”。无论如何，留下几篇手记，录此存照，算作一段证言，也还合适。这次出版专辑，吉贤特意选出一些“编辑手记”编成一组，在文体上也算别具一格。
对于文章及其体式，我一向信奉曹丕的说法：“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典论· 论文》）我喜欢逻辑严密、史料详备的文字，对于摇曳多姿的文辞，虽有阅读的雅兴，却很少入胜的感觉。作为编辑，对于圆通简练、静穆幽远的作品是不能忽略的，但我得坦承自己最重视的仍然是洞见和新意，以及在这洞见和新意中呈现的作者的胸襟、品质、情怀和世界观。
就文字言，读所谓学者散文，多半不及读诗人、文学家的文章有趣；现在居然将这些“闲笔”结集成册，并在《今天》出版，惶惑之感，在所难免。但是，相比于研究性的作品，在我的写作中，这些文字或多或少可以呈现一个如我一般的行者所走过的道路，透露思考和研究过程中的一些动机或契机。这或许也就是《今天》编辑出版这套专辑的用意所在。想到这一点，心也就渐渐地沉静下来，连窗外贡多拉船夫的歌声也听得分明了。
2015 年4 月19 日于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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