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傅璇琮先生自2008年以来为学界友人撰写的序文、书评等五十七篇。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即上中下三辑，上辑为学者著作所撰之序；中辑为书评；下辑为本世纪先生主编的八部书的总序。本书向读者提供了先生与学术文化界合作、交流的情况，也便于读者了解新世纪期间不少学者新的成果。
《书林清话》：
我与朱关田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学术交往。启功先生于1981年3月7日曾给我一信，中有云：“杭州美院研究班朱关田同志撰《李邕行年考》一文。拟求赐予指正，兹介绍往谒面谈，望赐延见。”（《启功书信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我当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又主持编纂《学林漫录》，启功先生不但自己应邀撰稿，还数次推荐有特色的学术论文。我读关田先生的《李邕行年考》，当时即深受教益，觉得对李白、杜甫、高适、王昌龄等在盛唐事迹的研究甚有启发。后关田先生所撰文中，又有好几处引及我的《唐代诗人丛考》（如有关李颀、李嘉祜、戴叔伦、钱起等考）。此次我应约为关田先生《论书文集》撰序，又通阅全稿，再次深感，唐代书法研究对唐代诗文创作及文学思想研究，确有开拓领域、转深思路的意义。
唐代是中国文化完成南北融合、走向辉煌灿烂的大时代。唐代书法之于中国书法史，一如唐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鼎盛、大气的最高样式，也是远迈魏、晋，后盖宋、元、明、清，名手大家辈出，为后世树立书法经典多样性的枢纽。
关田先生是当今书学繁荣的代表学者之一。其从事以唐代为核心的书法史研究工作已近三十年，探幽发徼，实证出新，成果丰殷，有目共睹。举其大端，有《唐代书法考评》《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唐代书法家年谱》和《唐五代署书人墓志年表》（未刊稿）等专著。近日，关田先生又以累年所积论书散篇四十余万言，辑集出版，上编专收成篇论文，下编则以治学笔札为主，所考所论，以有唐书学为目标，涉事及史，论人于书，大体上反映了关田先生学术活动的主线与范围。而从所缀《当代书坛观感》和《思微室序跋选》等内容，也可看出他治史之余关注当代文艺的社会使命感。
从关田先生的系列著作和此集看，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比较鲜明的学术特色与学术贡献。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以隋唐书法为着力点而不唯书法是论。比如，在《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中，他把研究的重点投置到时代文化与书法发展的关系上，从而揭示出唐代的书法品评标准不全在于书法艺术本身，还与帝王的评骘喜好、书家的家族背景等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文史结合的广阔文化视野，就能为书法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又比如，关于书家个案的研究，不是局限于对书作（书迹）本身的钩稽，而是扩大到家世、交游、仕履、诗文等各个方面的综合考述，此集中有关颜真卿、徐浩、李阳冰、李邕等人的篇章尤其深入精彩。
其次，在断代书法史的研究中关注到一个时代的书家群体。关田先生对唐代书法史的研究有着明晰的认识高度，他在完成对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邕、徐浩、颜真卿、柳公权等主流书家较为详尽的考察后，以之为关纽，渐次扩展到一个时代的二三流书家，乃至地位卑微的书手、经生的研究中，从而完整地描述出一个时代的书法流脉与书法文化现象。这无疑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而有效的方法。即此而论，本集中的《窦泉<述书赋>注及所注唐人考》《唐代楷书手、书直和经生》《唐墓忐中的书学资料》和《唐书人随考》五十余则，不再是简单的史料学与文献学材料，而是具有鲜活的史学价值。
再次，以文献为根本，关注新材料的实证方法。历史文献学是传统学术的基本范式之一，自晚近王静安先生倡导“二重证据法”以来，学者日益重视近世发现、出土的新材料，20世纪的中国学术由此得到大步推进。关田先生在他的唐代书法史研究中，有感于近世论书者多喜作高论，往往随意所致，臆断书法渊源之流弊，故于诸多史籍记载的材料并不盲从，而是立足时空的纵横坐标，小心求证，时有新论。比如，他根据新出土的中唐墓志的书法多从徐浩书风而出这一重要线索，力证徐浩不失为盛唐新风的始肇者，而宋人米芾“徐浩为颜真卿辟客”实乃不知徐浩其人之虚论；又以近世多有徐浩子侄辈人物所书墓志发现，书法亦全出季海之法，从而证明徐氏家学传统的久盛。更为可贵的是，他以陈寅恪先生“预流”之倡时相警策，认识到利用近世出土的文献资料，尤其敦煌文书和隋唐墓志，来拓展隋唐五代书法史研究新局面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这样做的同时，虽然会引出一系列必须深入思考的新问题，但充分利用新材料，尽力解决新问题，是任何一位有时代责任感的学者所无法回避的现状。确如书中所说：“求新.就是要努力探索，不断地开拓新领域，发觉新资料，提出新见解。”（《从怀素说起——对当前书学研究的一点意见》）最后，着重谈一谈关田先生的年谱、年表之作。据我所知，当今的书法史研究队伍中，能潜心年谱之学者尚不多见，而能获得学术界认同的成果更属凤毛麟角。关田先生不辞辛劳，从《唐五代署书人墓志年表》涉及近一千五百方墓志的钩稽，《颜真卿书迹著录散记》钩考近一百五十则之类的基础著述做起，可谓“披沙拣金，有时获宝”。更有《唐代书法家年谱》凡五十余万言的搜汇辑考、订谬增广，出版后又在作进一步的修正。凡此种种，均为其深入治理书法史乃至文化史的必要研究，于史学领域亦多有填补空白的功绩，实为嘉惠后学的大手笔。可见他并不颛意书学一隅，而有治史的胸襟。其中甘苦，作者自知。
近几年来，我从事于唐代翰林研究，已出版《唐翰林学士传论》盛中唐卷、晚唐卷（辽海出版社于2005年、2007年出版）。其中不少翰林学士，如吕向、关通微、柳公权等也为著名书法家，由此可见，书虽小道，其学却非小道。关田先生此部论书文集，以及他的唐书法史研究，可谓是当代有关唐代历史与文化研究领域值得重视的成果之一。
2008年秋
（《朱关田论书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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