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民族精神_陈其泰著_9787508093628

《陈其泰史学萃编》全书共九卷，约300万字，包括《学术史沉思录》《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史学与民族精神》《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梁启超评传》《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全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重大创新。

本书是陈其泰先生《陈其泰史学萃编》的第2本，全书内容安排，前面为“总论”，重点论述关于史学与民族精神的几个理论问题，然后按照传统史学前期、传统史学后期、近代史学，分为上、中、下三编。书中大多数专题，都曾先写成文章在刊物上发表。此次结集出版时，作者又对内容作了补充和修改。

陈其泰先生曾受教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主要在先秦两汉史学、清代及近代学术史、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耕耘，《陈其泰史学萃编》是他三十余年勤勤恳恳治学的结晶。全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重大创新：

一、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中国古代史学高度发达，但以往对史家、史著的研究，却容易局限于单学科的范围之内。陈其泰先生跳出这种窠臼，认识到历史学的发展与文化学和其他学科有多向性的联系，将“史学”与“文化”作互动考察，通过更加准确评价优秀史家、史著的成就，增加我们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丰富蕴涵的了解。《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学术史沉思录》等书，对于《史记》《汉书》《史通》《文史通义》，以及《春秋》《左传》《日知录》，乾嘉考史三大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及龚自珍、魏源、崔述等名著、名家，提出了新的看法，做出了新的阐释。

二、对“经”与“史”作贯通考察，拓展史学史学科的研究领域，《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集中体现了这一研究成果。陈其泰先生认为，晚清公羊学说的展开，与清朝统治危机相激荡，又与新思想的传播相伴随、相呼应。20世纪初，公羊学说在政治上的作用随着变法失败而告终结，但在思想文化层面，它却成为中国学者接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思想基础，并且是五四前后兴起的“古史辨”派学术源头之一。《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对于深化先秦、西汉史学的研究和清代、近代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探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途径，阐发其理论意义，高度珍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思想遗产。这些研究成果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梁启超评传》《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有集中展现。“近代史学”的正式产生，以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及在此前后出版的新型学术史和通史著作为标志。近代史学是发扬传统学术的精华与接受西方新学理二者结合的产物。由于中国文化悠久的优良传统的滋养，又适逢中西文化交流提供的相互对话、切磋和启示，加上大量考古文物和稀有文献重见天日，凭借这些难得的时代机遇，20世纪中国史家人才辈出、成果丰硕。20世纪中国史学遗产丰厚，形成了“三大干流”：新历史考证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新史学流派。陈其泰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流变和发展的评价尤为精到。他指出，这些年有的人由于痛恨教条主义，而不恰当地将之与提倡唯物史观联系起来。“十七年”中一度教条主义泛滥，其原因甚为复杂。不过“十七年”史学虽经历了严重曲折，仍取得许多重大的成绩。进入新时期以后，教条主义恶劣学风受到彻底清算，而实事求是、坚持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优良学风则更加显示出其蓬蓬勃勃的活力。

四、认识到历史编纂学作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重大意义。陈其泰先生认为，传统史书体裁的丰富多样充分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巨大创造力，每一种体裁都有成功之作，其成功包含着进步的史识，渊博的学识，高明的治史方法，合理、严密的编纂技巧，这些具有宝贵价值的内涵都承载在历史编纂的成果之中。历史编纂学既是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同时，它又是推进研究史学发展的新颖视角和重要方面。他认为，通过深入研究历史编纂学，就能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拓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为此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陈其泰史学萃编》是对时代需要的回应。我们处在一个中华传统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传统史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具有高度发达的历史意识，世代史家撰成的优秀历史著作，忠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史，生动地记载了国家不断走向统一、各民族间的团结日益加强的历史进程。陈其泰先生的著作通过更加准确评价优秀史家、史著的成就，增加了我们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丰富蕴涵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和伟大创造力。陈其泰先生满腔热忱，对民族和国家的赤子之心字里行间可见，这种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优秀士人精神的薪火传承。

自序（节选）

1957年高考，我幸运地考上中山大学历史系。踏进美丽的康乐园，见到一座座古典式建筑的教学楼，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宽敞的操场……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特别是，历史学系拥有一批全国著名的教授，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戴裔煊、董家遵、金应熙，还有当时比较年轻的李锦全、蔡鸿生等先生，他们有的亲自为我们授课，有的虽未授课却能读到他们的著作或耳闻师生对其为人为学的讲述，让青年学子感受到他们的学术风范。我就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认真读书，吮吸着智慧的甘露。

在中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著名史学家刘节教授。他于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研习古代史。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自1946年起长期在中山大学任教授（1950至1954年兼任系主任）。他于1927年撰成的《洪范疏证》是学术界首次对《尚书·洪范》篇撰成年代进行系统、严密考证的名文，梁启超曾称赞文中提出的见解“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可谓空前一大发明”。其后撰著的《好大王碑考释》《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均受到学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刘先生曾撰有《西周社会性质》等多篇文章，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并论述由低级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的过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一贯性等带规律性问题。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详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该书和金毓黻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同为必传之作”。我在校即听了刘节先生开设的“历史文选”课程，对他渊博的学识和认真教学的态度深感敬佩。后来先生为研究生讲授《左传》，也让我去听讲。1963年初，全国第一次统一招考研究生，我即选择了刘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为报考志愿。大约至5月初，正值等待录取消息的时刻，有一次恰好在路上遇到刘先生，那时他是校务委员会委员，高兴地对我说：你已被录取，校务委员会已经讨论批准，报教育部备案，你可准备下学期初开学要用的书籍。当时我们都绝未料到，一场批判刘节先生的风暴即将刮起，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都完全事与愿违。虽然自毕业离校后我再无机会见到刘节先生，但我今日从事的专业，渊源则始自大学时代受业于先生，师恩难忘。

1963年7月由中山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工作，一直担任高中语文教师，至1978年。虽然在基层工作与科研机构差别很大，但我认真从事，十五年下来，自觉在对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认识，对古今名著名篇的钻研阐释，对语言文字的精心推敲运用等项，都有颇为深刻的体会，实也为此后学术研究之一助。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历史进入新时期，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招考研究生，我有幸考取了白寿彝教授指导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真正实现了大学时代从事本专业的梦想。

这时，正值全国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年代，举国上下意气昂扬、千帆竞发，彻底批判极左路线、砸烂思想枷锁，呼唤科学的春天、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我深深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庆幸投到名师门下受业深造。白寿彝先生在多个学科领域均深有造诣，他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民族宗教三个研究所学术委员等多项职务，而他的主要精力则放在学术工作上，尤其专注于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和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其时先生已届七旬，但他不知老之将至，相反地是迎来他学术上最辉煌的时期，许多重要著作，正是在他人生道路最后二十年中完成的。他热爱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同时他坚信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学术研究和各项工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这句掷地有声的话，精当地概括了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宗旨。他真正做到了把认识和总结客观的历史、体现当今的时代要求、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几十年的著述，则是把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丰富详实可靠的史料、恰当优美、雅俗共赏的表现形式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白先生担任总主编、汇集国内众多学者共同完成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共十二卷，二十二巨册，总字数约一千四百万字），于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压轴之作”。白先生又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他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达半个多世纪，出版有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史记新论》、《史学史教本初稿（上册）》、《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并主编了《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教本》、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等。他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点和推进学科建设的构想，如，于50年代提出史学史研究要摆脱书目解题式格局，至80年代初进而提出要突破学术专史的局限，要总结史学如何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成功史书撰成之后又如何推动时代前进；论述研究史学史应区分精华与糟粕，传统史学是一笔宝贵遗产，应当根据时代的需要，大力继承和发扬；对于史著或一个时期的史学成就，应从历史思想、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四个方面来分析评价。又如，论述古代史家提出的问题可以作为今人观察历史与社会的思想资料；论述不应以凝固不变或互相孤立的观点看待古代几种主要史书体裁，而应看到其发展和互相联系，要从传统史学提出的改革历史编纂的主张获得启示，并设想以“新综合体”来撰写通史或断代史。事实证明，白先生提出的这些重要观点和命题，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均有指导性意义。先生领我走进学术殿堂，我研究生毕业后，即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任教，前后跟随先生达二十一年，时时聆听教诲，使我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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