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欧洲史03：18世纪的欧洲：传统与进步1715-1789_[美]伊塞·沃洛克格雷戈里·布朗_9787508666709

　　《18世纪的欧洲：传统与进步 1715—1789》是“现代欧洲史”系列的第3卷，主要讲述18世纪的欧洲如何成为当时世界有影响力的地区。
　　18世纪是欧洲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7世纪晚期，欧洲完成了全面转型，到了18世纪，欧洲逐渐发展为当时世界有活力，同时也有影响力的文明地区。
　　18世纪，欧洲人已经开始在世界各地投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建立了连接大西洋和各个大陆的贸易网络，亚洲、非洲和美洲成为他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发达的海外贸易反哺了国内经济，欧洲国家有足够的实力来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人口也得到快速增长。18世纪虽然有时农业歉收，但是饥荒带来的高死亡率明显下降，贫困、犯罪等社会问题也得到有效控制。
　　启蒙运动与政治文化也是这一时期格外引人关注的主题。启蒙运动为欧洲带去理性精神，改变了城市精英的知识体系与公共生活方式。它还对政治领域造成深远的冲击，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的政治理论使欧洲人第yi次开始思考，政治对普通人和精英阶层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从启蒙时代开始，欧洲逐渐由早期现代向现代过渡。

　　初版前言
　　在18 世纪开始之前，几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世界级大国各自衰落，其中包括位于印度次大陆的莫卧儿帝国（Mogul Empire），从北非延伸至欧洲东南部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以及无与伦比的中国大清帝国。相较之下，数个欧洲国家在近代早期蓬勃发展。从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期到17 世纪晚期，西班牙和葡萄牙一马当先，荷兰和英国紧随其后，最后法国也加入其中，都通过在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进行大量的商贸活动积累了巨额财富。进口原材料和出口制成品的需要促使这些国家发展了更广阔的商贸网络，亚洲和非洲（包括成为非洲奴隶贸易前哨的非洲地区）成为它们新的贸易对象，而美洲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在18 世纪初始，几个欧洲强国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世界帝国。在18 世纪期间，这种趋势将越发明显。而本书的主题之一，毫无疑问，就是解读这段欧洲主导世界的历史。
　　欧洲政府和欧洲人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大的影响，部分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逐渐集权带来了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从5 世纪罗马灭亡到15 世纪，欧洲各国中央政府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一度被削弱，变得极为有限。在这个时代，统治权在很大程度上为拥有特权的贵族精英所把持，他们往往分属于敌对的阵营，效忠和保护不同对象。但是从16 世纪初到我们所研究的18 世纪，这种通常被称作“封建的”（feudal）政治体制在一些地方让位于“新君主”（new monarchs）的统治。这些君主们用几代人，或经几个世纪的时间用强力手段一统王朝，开始建立直接听命于他们的国家，并谋求资源支持政府的各种功能，例如国防、领土扩张、维护国内秩序，以及获取经济和外交利益。在18 世纪，这些国家对内巩固政权，对外扩大欧洲影响的长期过程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不管结果如何，欧洲政治和欧洲人成为了那段世界历史中最有影响力的力量。
　　18 世纪同时也是欧洲人口总量开始在世界历史中占据更主要地位的重要转折点。在18 世纪开始的几十年，欧洲的人口保持在1.05 亿左右，与此同时，世界人口在17 世纪中期和18 世纪早期增加了大约20%，达到约6 亿。但是从18 世纪中期开始，欧洲每年的新生人口增速明显，大大高于死亡率。最终，在1750 年至1850 年间，欧洲人口翻了一番。在18 世纪前，欧洲的食品供应量停滞不前，每过几年就有部分地区发生饥荒，大量欧洲人罹患慢性疾病，文化水平低下，文化期待极少。在18 世纪，欧洲摆脱了这些由传统而贫困的社会带来的桎梏。虽然还没有办法完全克服这些障碍，但是西欧各国还是成为世界史上首先做到以下这几个方面的国家：生产足够的食物，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并将人均寿命提高到足以维持连续三代人口增长的水平。这个转变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关键——人口总量、经济、社会关系、统治方式和文化的延续，而18 世纪也因此成为欧洲和世界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从很久以前，人们对18 世纪历史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就是描述欧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变化。在思想史中，人们把理性时代看作早期现代和现代时期的分界线。近年来，对文化史和文学史的更多研究显示，这漫长的18 世纪即便不能被称作“现代世界的创世记”，也至少是演变出现代“意识”（consciousness）和产生“现代自我”（modern self）的关键时期。［1］外交史学家们将18 世纪看作第一个“国际关系系统”的形成时期，［2］或者从更大范围来说，是从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到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之间的时间。在这两个事件中，前者结束了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后者结束了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近年来，经济史学家认为，在18 世纪，是西欧人改进使用劳动力和土地谋求价值的方式，让西欧和亚洲自此走上不同的道路的分水岭。［3］在政治史中，18 世纪最后几十年在北美、荷兰和法国发生的革命用深孚众望的民主统治和民主制度吸引了所有相关人士的兴趣。［4］
　　然而，所有将18 世纪看作大变革时期的人都须了解，自近代早期变化便已经开始，随后发生的不过是这些变化的延续。对于那些生活在18 世纪的欧洲，特别是东欧和南欧，甚至包括西欧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重心仍旧是农业、陆上财产和拥有土地的贵族的政治权利。在这个世纪，即便是最富于变化的社会（包括英国、荷兰和法国）也显示出一些顽固不变的结构要素，如宗教行为、政治理念和领导体制，以及传统社会精英的延续不断的财富和影响。传统与进步在18 世纪的欧洲并存，成为两股互相矛盾的推动力。

　　城市精英
　　大部分贵族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庄园中，但是较为富有的贵族在城市，特别是在皇室所在地的首都也有住所。那些有权直接面见皇室首脑的贵族被称为宫廷贵族。他们熟知如何消费才能引人注目，身边总是围着一群仆人和侍从。无论在凡尔赛、马德里、维也纳和圣彼得堡，还是在较小的德意志地区和意大利的公国的首都，这些贵族都同样地在歌舞、赌博、大吃大喝和竞相攀比中度日。这种奢靡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大笔支出和大额短期债务，毁掉了不止一个受人尊敬的贵族家庭，但是贵族们仍认为这是在为未来投资。在当时的社会，最上层贵族的常规生活是谋得一份闲职，领取津贴，然后结一门门当户对、惠及子女的有利亲事。宫廷贵族普遍游手好闲甚至生活放荡，在他们的生活中，外表和礼仪高于一切。不过，与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一样，他们是最能承担支持艺术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的人了。他们购买书籍，虽然不总是会读；观看歌剧、音乐会和戏剧；委托艺术家为他们创作画作，谱写室内乐；造建豪华的庄园大宅或城市住宅——那些得以幸存至今的已成为珍贵的国家文物。这种奢侈消费、高雅文化和炫耀之风，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各国首都的社会风气。
　　东欧各国首都之外的城市文明发展相对落后。波兰、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大片区域几乎没有任何大规模的城镇，与当时处处皆是滩涂地带的弗吉尼亚相似，弗吉尼亚几乎没有城镇，当地文明是从各个种植园孕育出来的。但是在西欧和中欧，社会发展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辉煌的过程。一些城市吹嘘当地宪章的历史与最古老的贵族家庭的家谱历史一般久远，并由此产生一种自豪感。某些城市因当地有名的贵族统治家庭而闻名，所以这些家庭被称为城市贵族阶级。荷兰和瑞士的城市、德意志北部汉萨同盟城市，以及意大利古老城市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是贵族商业活动的聚集地。他们现在成立了自治的寡头政治体制，就如普鲁士的容克领主和法国的上层贵族。城市贵族的生活方式与领主贵族截然不同。例如在荷兰，大约2000 个统治阶层的家族主管地方议会，并利用议会获得地方土地资产的使用权。面对社会上关于荷兰贵族导致曾经一度辉煌的国家走向经济和政治的衰落的广泛传言，所谓的城市“资产阶级绅士们”开始倡导有序、节约和体面的家庭生活方式，将自己与那些懒惰放纵的领主贵族区分开。［15］
　　在西班牙、法国和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意大利北部，上层贵族家庭站在城市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上层贵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分别在城市和乡村地区拥有两套房产。贵族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大大地帮助了在奢侈品、食品和家居服务等领域工作的工人们。法国北部城市巴约（Bayeux）是一座以大教堂闻名的城市，同时也是当地农业地区的小型行政中心，据统计，当地贵族家庭多达100多个，其贵族总人数接近1.3 万。这其中包括了当地最大富豪和重要皇家地方官员等，他们在共济会内组建了独立的社会组织。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法国南部朗格多克的地区首府图卢兹，议会的贵族行政官是当地有名的富豪之一，拥有该地区44% 的宝贵土地。他们构成独有的文化和社会圈，并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与其他家族的贵族阶层通婚。在西班牙，大部分贵族家庭并不常住在乡村别墅，只靠它们获取固定收入。他们在常住的城镇市议会起主要作用，并利用特权销售本家族土地生产的商品，以此获取高额利润。
　　非贵族精英，即资本家的主要职业为市议会的政府官员，自由职业者（比如律师、建筑师和医生），批发商和零售商，富裕的领主（他们完全无须从事任何职业，只需定期收取租金费用或投资利息就可以获得高额收入）。从事上述这些职业的人群如果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或购买贵族头衔，便可以被授予贵族头衔。大部分资本家当然不属于真正的贵族之列，他们身上有独特的城市文化特征，特别是在英国、法国、德意志、意大利北部和荷兰等地区。在巴约，中产阶层占纳税人总数的25%，大部分都在城市之外拥有土地。最为富裕的资本家是处在贵族、教会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商，各种巨额收入都经过他们之手，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庄园租金的收取人、皇家税的收取人、法院官员、牛奶和乳制品的大批发商。聪明的城市资本家知道如何开发乡村地区而获得收入。一位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总结，法国北部城市博韦（Beauvais）资本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包括：土地所有权，国家津贴，给一些粗心大意、诚心悔改的地方贵族和穷苦农民的私人贷款。［16］
　　然而非贵族精英们不仅仅是寄生于旧制度的中间商。资产阶级提供商业服务，投资资本市场，以及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谋求社会职位，这构成了西欧社会的显著特征。这一点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港口城市和主要的商业中心，批发商和零售商的独特文化在商业协会或合资的贸易公司等社会组织中得到蓬勃发展。作为年轻商人，他们被不断地灌输大量商业知识，比如记账、外汇汇率、度量衡和海关业务等，这些内容只有业内人士才能了解。在更为成熟的经济活动中，商人主要关心寻找可获利的投资机会。虽然商业财富是流动性的，有学者将其称为“资金流动”，当商人寻求商业机会回报最大化时，资金更多和更为富裕的商人也在寻找由政府投资或垄断支持的投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很多商人与贵族和即将成为贵族的平民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后者希望从土地出租或养老金方面获得稳定收入，而不是以从事高风险活动来谋求高额利润。［17］
　　事实上，商人的确在自我思维和生活方式上明显不同于贵族，资产阶级通过买卖获取贵族头衔。商人则通常将追求社会认可和保持节约这一美德的外部形象相互结合。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恰当地描述，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实现节约和有度的奢侈”。商人和其他包括官员或律师资本家精英们相处得并不是那么和谐，经常与他们争夺城市社会的主动权。一些富豪最终还是会退休，这时他希望自己的子女去追求一些更为文雅的职业，但最终他们的家族产业还是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商人家庭也是一些特殊商品的狂热消费者，从进口食品到高端家具、服装和瓷器，他们往往特别蔑视那些过分炫耀财富和权力的商品。［18］ 18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截然不同的商业风气深深地影响了非贵族精英的社会身份，他们被看作一群拥有爱国主义精神、自律，而且热心公益事业、寻求共同利益（尤其是对当地政府机构和文化而言特别重要）的集体存在，他们愿意甚至采取行动去打造一个全新的社会面貌。这种精神主要来源于公民的人文主义传统，宣扬用进步的、以商业化为目的的经济眼光去思考问题，因此商人经常将自我放纵的宫廷贵族当作反面例子。这些贵族挥霍无度，滥用政府权力，最终威胁到国家的发展，使其陷入道德堕落和政治衰退的局面。与这些贵族相反的是一群爱国者和贵族精英，他们不会造成任何重大社会冲突，并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将爱国精神融入主要社会团体和组织，最终实现复兴国家的目的。［19］
　　在政治方面，18 世纪的城市不再是中世纪时期的自治市，城市居民或市民与农民的奴役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在普鲁士，负责城镇收入和掌控政治力量的城市自治皇室官员受到各方力量的联合打压，其中包括贪污受贿、专制主义和寡头联合。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其他专制主义独裁国家。在法国，各个省份情况不同，却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巴黎，国王任命三个关键官员：巴黎地区的管理者，负责整个皇家政府机构管理；巴黎警方的中将，负责监管地方检察官和委员；市场主管（或市长），负责工会及商业法规的实施。这种皇室干预模式出现的目的就是精简地方办公区域。从17 世纪开始，皇室通过提高税收迫使城市官员购买自己的办公室；18 世纪初，英国皇家政府设立了新办公室，规定由地方官员自己购买。
　　就市政府的管理本身来说，小规模的地方寡头整体严格控制了地方政府办公室。一些官员贪污受贿，一些被收买笼络，还有一些获得当地城镇的商人和专业性公司的授权。不管是采取何种形式，通常以婚姻联盟建立互助关系的富人们完全控制了地方政府。他们自行分配赃物或财产，有时他们一想到皇室官员掌握大量实质性权力，其掠夺行为就更为过分。举例来说，在法国北部城市兰斯的大教堂和制造业城镇，著名商人、贵族和皇室官员与六名文书顾问在市议会共享权力；但在纺织中心特鲁瓦，市参议员均是法官、富有领主和商人，工匠和零售商无权参与议会，但其实他们是应该被列入其中的。［20］
　　伦敦，欧洲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是市政自治衰落的一个显著的例外。像英国议会、伦敦城市政府，也有两个机构——参事议政厅和政务议事厅。25 名市参议员直接归市长管理，是从伦敦1.2 万至1.5 万名自由纳税人中选举出来的。每位参议员也在伦敦法院担任法官。政务议事厅由市参议员和每个区选出的任期为一年的210 名地方纳税人组成。年度选举必须确保议员邻里关系融洽，这是其主流。在18 世纪，英国议会成为伦敦最高行政机构。最后，英国伦敦同业公会的会员，即职业和专业团体的成员，其中包括三分之二的纳税人，投票选出市长、四个下议院成员，以及伦敦和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行政长官。以上这种选举制度使得有产阶级伦敦市民可以享有广泛的自治权。［21］
　　大多数其他欧洲城市居民也享有重要的自治权，只是相对不如伦敦那么广泛。在德意志，数以百计的中小城镇不受专制主义约束，还保留着一定程度上的自治。这些城镇几乎没有匿名市民，以及大城市的流动性，人口控制在5000 至15000 之间，保持相对稳定和基本维持自给自足，不在皇室或贵族的影响范围之下。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受到神罗马帝国法规和传统的保护，既不受外界野心勃勃的努曼诺尔帝国（Númenor）的干涉，国家贵族或当地平民的寡头政治也无法对其起主导作用。此外，这些城镇不存在被剥夺权利的工人，大部分成年男性都是自由公民的身份。每一个城镇都有自己独立的管理机构，是公民们真正的家乡。虽然一些国家，比如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企图进行城镇的统一管理，但他们并没有制定当地选举和管理机构的形式。但这些政治体制基本框架类似。大部分城镇都设立了一个行政委员会或上议院（由6 至12 名终身制市参议员组成）和一个下议院（议会成员为25 至100 名不等），他们的主要职能是监管机构、选举团和高层机构的下属分管部门。这些议会成员并不是明显的统治阶层。比如伦敦的市议员，他们是工匠和商人的代表。德意志城镇的市民是欧洲城市工匠的最后政治拥护人之一。［22］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