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欧洲史02：宗教战争的年代1559-1715_[美]理查德·邓恩_9787508665467

　　《现代欧洲史（卷二）：宗教战争的年代1559-1715》是“现代欧洲史”系列的第2卷，描绘了16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欧洲社会的全景图，宗教纷争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与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相比，16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的欧洲显得与众不同。从马丁·路德改革以来，基督教世界陷入动乱，到了1618年，这场动乱引发了“三十年战争”，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被卷入其中。欧洲被推向权力纷争的顶feng，在此后一个世纪里，先后经历了新教革命、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宗教战争成为欧洲社会的常态，而在“常态”背后，欧洲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取得了破旧立新的成就。这一时期世俗权力发生变革，西班牙老牌帝国衰落，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国君主专制发展到顶feng。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独立的主权国家正孕育其中。在北欧和东欧，瑞典和俄国努力加入欧洲体系，成为影响欧洲格局的重要力量。
　　在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重商主义、价格革命将资本主义推上风口，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为欧洲带来了科学革命，文化艺术也进入了黄金时代。这些变革最终为欧洲打开了通往现代世界的大门，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世界，基本也在这段时期形成了。

　　初版前言
　　在1559 年至1715 年这一个半世纪里，欧洲几乎常年处于战乱之中，国家间的和平时期不超过30 年，而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时间则长达100 年。在这些战争中，全部或大部分的主要欧洲国家都同时参与其中。虽然战事在整个欧洲历史上司空见惯，但由于在1559 年至1648 年这将近一个世纪里，战争的主要诱因是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宗教冲突，而这种源于信仰的冲突不仅容易爆发，而且极具破坏性，因此这100 多年的战争别具一格。在17 世纪中期以后，战争出现了持续时间长、格局有序等特点。因此，我们研究的这一历史区间，包括欧洲宗教战争的顶峰和衰落。
　　16 世纪晚期和17 世纪初期，伴随着国内战争和叛乱的出现，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战争纷繁复杂。尽管路德（Luther）本人并不是一名政治活动家，但他于1517 年掀起了一场意识形态的争论。16 世纪中期，随着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好战派的出现，信仰冲突加剧了。1562 年至1598 年的法国内战，反抗腓力二世的尼德兰叛乱，反抗玛丽· 斯图亚特（Mary Stuart）的苏格兰叛乱，1588 年西班牙对英格兰的侵略，1618 年至1648 年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1640 年至1660 年的清教徒革命以及1688 年至1689 年英格兰的光荣革命，全部属于宗教冲突。当然，其中也不乏其他因素。那是一个遍布斗士和殉道者的时代，是一个充满阴谋和刺杀的时代，是一个军队吟诵圣诗和暴徒激情燃烧的时代。最好战的斗士非约翰· 加尔文（John Calvin）和圣依纳爵· 罗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的信徒莫属了。加尔文教的信徒取得了对苏格兰和尼德兰共和国的控制权，临时控制了英格兰，并企图掌控法国、德意志、波兰以及匈牙利。天主教复兴于16世纪中期，但直至17 世纪晚期，天主教徒从未放弃过恢复基督教会完整和统一的尝试。在法国、佛兰德斯（Flanders）、奥地利（Austria）和波希米亚（Bohemia）等国，他们都成功地镇压了新教。在这场非同寻常的竞争中，双方都将大量善于雄辩、家资殷实、位高权重的人士吸纳到自己的阵营之中，都逐渐失去了征伐的热情。
　　1648 年，特别是在1689 年以后，在欧洲国家间的战争中，宗教仍然是一个破坏性因素，但它不再是冲突爆发的共同点。1688 年至1713 年肆虐欧洲西部，以及1683 年至1721 年肆虐欧洲东部的大型战争，比早些时候的国内战争和叛乱规模更大，但由于主导战争的不是反叛者和远征军，而是社会上层的国王和将军们，所以其对固有秩序的影响较弱。在本书结尾部分的战争，中止了1559 年至1648 年间由于信仰而爆发的冲突，在主要欧洲国家中形成了一个更为稳定的势力均衡。
　　以上是本书所要讲述的梗概，但还不止于此。1559 年至1715 年这段时间，受尖锐的意识矛盾影响，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方面，取得了广泛的进步。一些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定性为“专制主义”，而另一些历史学家则给它贴上了“重商主义”的标签，还有人聚焦于资产阶级的发展，或宪政和代议制政府的产生。对科学历史学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科学革命的时代；对艺术历史学家而言，这是一个巴洛克的时代；对文学历史学家，这是戏曲的黄金时代；而社会历史学家则倾向于认为，这段改革和启蒙的岁月，充斥着饥饿、瘟疫、贫穷、奴役以及巫术的黑暗时光。观点的多元化，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盲人摸象的故事，但这个类比也有不当之处，因为那些研究早期近代欧洲的人既不是瞎子，也不固执己见。由于16 和17 世纪的发展过于复杂，所以对它们的解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多样性。为了从1559 年到1715 年发生的事件中发掘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必须就相互矛盾的力量——信仰冲突、政治专制、资产阶级崛起、重商主义思潮、农业萧条、文化创新及社会压迫——如何不间断地相互作用进行观察，才能真正认识到，宗教战争时期对欧洲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自由包容、政党政治、王权艺术、经商之道、社会结构、科学、哲学及艺术等所产生的永恒影响。
　　1559年的欧洲
　　16 世纪中期，欧洲社会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
　　观察1559 年的欧洲地图，我们会发现，它呈现出一种令现代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格局。政治上，欧洲可以划分为三块区域：西部、中部、东部，这种划分成为下个世纪乃至更远时期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这块地图表明，奥斯曼帝国、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俄罗斯莫斯科公国是东部区域的主要国家。该区域之所以看起来有点陌生，是因为那时波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边境，和今天的相比要向东推移更多；另外，那时的整个巴尔干半岛包含在奥斯曼帝国之中。由于宗教和文化的差异，奥斯曼的土耳其人和莫斯科人被其他欧洲国家孤立了，整个欧洲东部地区被原始的经济、稀少分散的人口、松散的政治组织（奥斯曼人除外）以及根深蒂固的内部民族分裂所掣肘。在欧洲中部，相比于其他国家，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历来是欧洲的商业和文化的领导者，直到16 世纪初期，一些事件的发生破坏了欧洲中部的政治架构。在15 世纪90 年代以及16 世纪20 年代，意大利的政治体系被法国、西班牙以及德意志的入侵者破坏殆尽，同时，1520 年至1555 年间，神圣罗马帝国也由于内战而陷入瘫痪，1555 年签订的《奥格斯堡和约》（Augsburg Peace Settlement）也未能解决这一问题。1559 年的欧洲地图显示，当时的欧洲中部看起来十分奇怪，因为神圣罗马帝国吞并了今天* 的民主德意志和联邦德意志、瑞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区、波兰、意大利以及欧洲西部的低地国家。但该帝国并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它由300 个不同的政治组织构成，这些组织的规模不大，也没有形成联盟。因此，欧洲中部政治上具有特殊性，并处于分裂状态。与之相反，在欧洲西部，主要的大西洋国家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已经获得了凝聚力，集聚了实力。地图显示，除法国的东部边界向西缩进，尼德兰还没有分裂为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以外，这部分区域与今天相比没有多大变化。1559年，大西洋沿岸国家已有了相当强的国家认同感，在地域辽阔、人口密集的领土范围内，国王在各自国家的政治组织中行使主权。此外，这些国家还拥有具有凝聚力的语言和民族意识。
　　划分三块区域的重要性在于，欧洲西部是该区域的政治中心和重心。到1559 年为止，西班牙和法国是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在紧接着发生的宗教战争期间，英国和尼德兰可谓是后起之秀，而主要的中东部帝国和王国仍然组织松散，积贫积弱。经济上也是如此，大西洋沿岸国家占据了第一梯队，这些国家的商人是当时最成功的商人，主宰着繁荣的、不断扩张的商业资本主义经济。与此同时，德意志与意大利的贸易和工业中心已经萎靡，欧洲东部的农业发展也出现了停滞。政治和经济的成功也反映在艺术和文化方面，大西洋沿岸国家的人民成为欧洲文化的代表。因此，毋庸置疑，我们必须把焦点放在欧洲西部。
　　1559 年，即使是在欧洲西部最繁荣的地区，也依然受制于原始的生产技术，财富远远低于需求。于是，整个社会以一种极为不民主的方式运行着，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在社会等级的顶端，少数的贵族领主垄断着大多数的政治权力、社会特权和财富；而在社会的底层（可以说占七分之六的人口），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勉强维持生计，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从事技能工作、拥有财产以及享受生活。然而，这种等级制度并非一成不变，在欧洲中部和西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商人和律师与领主们就财富和地位展开了竞争，与此同时，身份卑微的店主和工匠也企图分一杯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6 世纪晚期至17 世纪，大多数大西洋沿岸国家的城镇阶级，在数量和实力上都取得了大规模的增长。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他们失去了土地；在欧洲东部，他们的力量仍然微不足道。然而，即使是在欧洲西部，一个进入上流社会的商人与既有领主绅士之间的社会鸿沟依然大得惊人。绅士本人并不从事劳动，而他们却有数目众多的仆人为他们工作。于是，他们把时间花在娱乐、战斗和狩猎上。他们挥霍无度，生活方式与下层人民截然不同，好像自己代表了一种更高级的物种。由于土地稀少而异常珍贵，领主绅士故意挥霍一部分耕地，将它们建成鹿园和休闲花园，并通过将爵位和财富遗赠给子孙，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
　　等级世袭原则在政治上的表现也同样引人注目。无论在哪里，贵族都主导着政治舞台，并将他们的权力一代代延续下去。在所有大国中，受到上天庇佑的王子、君主或帝王管理着贵族体系。在神圣罗马帝国、教皇国和波兰这三个君主政体国家，统治者由少数“选帝侯”选举产生。而在其他地方，贵族头衔是世袭的，它是一种形式的财富，由当权者传给下一代。显然，这一体系无法确保人才的延续：一个强大的国王可能会被他强大的儿子所替代，如1556 年在西班牙所发生的情况；或是一位不称职的女王可能会被她才华横溢的姐妹取代，如1558 年英格兰所发生的情况；或是一位中庸的君主位置可能被他更为衰弱无力的儿子继承，如1559 年法国发生的状况*。
　　还有另一种重要的政治趋势，以当时地位最为高贵显赫的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bsburg）为例。1559 年欧洲地图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着多元化、大面积的领土。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腓力二世（Philip Ⅱ），是12 块欧洲不同领地、几处北非据点和辽阔新大陆帝国的世袭统治者。他的叔叔，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Ⅰ），是13 块领地的世袭统治者，此外，他还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力二世和斐迪南一世两人统治的地盘加起来，相当于今天14 个欧洲国家和3 个北非国家。哈布斯堡家族的君王出类拔萃，但他们看重的是家族而不是国家的权力，其统治方式阻碍了国家的发展。通过继承、联姻、战争和外交，他们收集高贵的、像项链上的珍珠一样的头衔。通过代理人，他们对每一块领土进行独立的统治。其他主要的名门望族是：瓦卢瓦家族（Valois）、吉斯家族（Guise）、波旁家族（Bourbon）、奥兰治家族（Orange）、都铎家族（Tudor）、斯图亚特家族（Stuart）、维特尔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瓦萨家族（Vasa）和罗曼诺夫家族（Romanov）。它们效仿哈布斯堡王朝的模式，胸怀建立王朝的抱负，发动王朝的战争，这些战争往往给他们统治的人民带来不了任何好处。近代早期欧洲的政治体系中，建设国家和建设家族之间的矛盾，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新的、陌生的宗教问题恶化了旧有的、熟悉的政治问题。自马丁· 路德掀起叛乱后的40 年里，欧洲中部和西部的人们逐渐加入彼此敌对的新教和天主教阵营。此外，新教分裂成了许多相互敌对的教派：路德教派（Lutheran）、加尔文教派（Calvinist）、茨温利教派（Zwinglian）、再洗礼教派（Anabaptist）、英国国教，它们之间彼此仇视和敌对。1559 年，宗教的分布令人感到十分困惑：天主教牢固地控制着匈牙利、西班牙和意大利；新教则稳固地控制着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在除此以外的其他地方，斗争仍在继续进行。在法国、爱尔兰、尼德兰、德意志南部、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波兰，天主教徒的势力占了上风，但他们仍然面临新教徒强有力的挑战。在英格兰、苏格兰、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瑞士等地，新教徒的势力占据上风，但他们同样也面临着天主教徒有力的挑战。尽管情况瞬息万变，但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没有人愿意做出哪怕是一点点的妥协，或是求同存异。每个人都认为，宗教间的包容是不可忍受的。每一位君主都致力于宗教的统一，坚持认为自己有权力，将对基督信仰的一种特定解读，强加到每一名被统治者身上。正如我们看到的，坚定的新教徒趋向于反叛他们的天主教君主，反之，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会与他们的新教君主走上敌对道路。
　　这还不是唯一的新问题。自16 世纪中期开始，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人口压力、通货膨胀加剧、穷苦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的影响。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口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以至于到1559 年为止，爆发于200 年前的黑死病（Black Death）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终于得到了弥补。1460 年至1559 年间，人口的膨胀推动了农业的进步，工业及商业的发展。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世纪。但在1559 年以后，情形则大不如从前：人口持续增长，所有可获得的土地都已得到了开发，农民被迫在一块更比一块小的土地上耕作，失地农民只好到城镇中寻找工作；失业率增长，食品供不应求，面包价格的增速超过了工人工资的增速，乞丐随处可见。那些入不敷出的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受到饥荒和鼠疫的威胁。只要收成不好，饥荒就乘虚而入，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自爆发于200 年前的黑死病之后，鼠疫成为一种特殊的瘟疫，反复爆发，城镇贫民窟里拥挤的人群首当其冲、深受其害。我们知道，人们对伟大巫术的病态崇拜始于16 世纪60 年代，作为宗教战争时期一个最具特色的现象，它的产生并非偶然。16 世纪晚期的女巫猎人不仅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专注于异端邪说与罪恶，对魔鬼和黑魔法着迷，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迫切需求，那就是寻找替罪羊，以缓和社会灾难所带来的影响：贫穷、疾病、犯罪、饥荒、瘟疫、战时屠杀、革命巨变，以及所有我们将要考察的陷入困境的社会的所有特点，对于这些社会灾难，他们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最后也是具有讽刺性的一点是：在一个充满分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至少有一个命题是每一个生活在16 世纪的男性，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绅士还是农夫，都毫无异议的，那就是女性地位的恒久卑微。她们意志薄弱，身体柔弱，在社会上属于从属地位，经济上不独立。毋庸置疑，她们在政治上没有话语权。然而，在1558 年至1561 年间，三位女性却拥有着巨大的政治权力。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成为英格兰女王，玛丽· 斯图亚特成为苏格兰女王，凯瑟琳· 德· 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成为王太后和法国实际上的统治者。约翰· 诺克斯（John Knox）在他一本著名的小册子《爆醒反抗畸形女团的第一声号角》（The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1558）中，将男性对此现象的反应总结了出来。“一个女人统治广大男性，”诺克斯说，“是违背自然规律和上帝意志的。在公共事务中，女人是盲目的，她们的提议是愚蠢的，决策是冲动的。”尽管诺克斯对她们进行了言辞批判，但这三位女王仍然把持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长达30 年之久。这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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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天才的时代
　　如果实在找不到研究1559 年至1715 年这个时间段的理由，那么这期间出现的一系列卓越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仍然值得我们去关注。那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格列柯、蒙田、笛卡尔、伽利略、鲁本斯、弥尔顿、莫里哀、贝尔尼尼、伦勃朗、委拉斯贵兹、霍布斯、斯宾诺莎、牛顿、洛克的时代——所有这些创造性天才取得的成果，对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衡量天才的终极标准是创造出永恒的美丽和普世的意义，那么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和思想家，能够与历史上任何天才媲美。
　　想用一句话概括现代早期欧洲文化的特色，实属不易，更不用说还要将这期间鱼龙混杂的流派和审美逆流等因素考虑进来。上面列出的16 位天才，并不都代表共同的思想和理念。其中的六七位，可以被认定为17 世纪科学革命的参与者，另外五六位可以被认定为巴洛克艺术家。但由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伦勃朗无法归为上述两类，上述划分实在是难以令人满意。17 世纪，欧洲的文化经历了一个破除迷信、积极进取和实验性的特殊阶段。这种氛围中的某种东西，在鼓励着思想家们去质疑而不是去认同，感召着艺术家们去钻研最新的、最重要的，以及最多样化的题材。由于缺少一个更为确切的称谓，17 世纪通常被称为是“天才的时代”。
　　无法避免的，艺术和学术的所有分支，反映了欧洲西部和东部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差异悬殊。在文化方面，对于西班牙、尼德兰共和国及英格兰而言，1559 年至1715 年间是一个黄金时代；而对于法国来说，至少也是一个白银时代。但对意大利来说，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德意志而言，黄金时代尚未到来。长达三个世纪以来，意大利一直是欧洲的艺术中心，其在17 世纪最为重要的人物，是一位叫作伽利略的科学家。欧洲中部的情况也是如此，最为卓越的人物也是两位分别名叫开普勒和莱布尼茨的科学家。16 世纪晚期和17 世纪，相比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波兰和俄罗斯更加孤立于欧洲文化的发展趋势之外。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的欧洲西部文化，我们需要将精力集中于三个主题之上。第一，从哥白尼到牛顿的科学革命，关于人类对自然及自身的看法，新科学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二，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为控制欧洲而进行的争斗，是如何感召出新形式的宗教艺术，又是如何触怒了新的、反宗教的知识分子？第三，在穷人与富人之间，特权阶级与无特权阶级之间，存在社会和经济差别。艺术是如何反映社会两极分化的，在17 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为什么欧洲文化变得更为贵族化？今天的我们，站在了这些问题的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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