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研究.第二辑_常士訚_9787201107981

　　纵观人类历史，政治制度是反映一个社会治乱或兴衰、文明或腐朽的重要标志。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对优良的生活一直孜孜以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雅典政制》无不在探讨什么是“善”，以及达至“善”的方式，进而阐述或设计了诸多理想的政治生活。在此过程中，希腊的贤哲已经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例和资料。之后各世代、各国的学者也有关于比较政治研究的论述，但比较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和“科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行为主义实证科学的流行以及战后摆脱殖民地压迫的新兴国家的出现，大批政治学者开始从比较的角度研究政治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发展至今，西方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视域也大大扩展，研究体系也日趋完善和科学。
　　同样，中国人自古以来也有关于“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理想，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在古代文明中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周边邻国乃至西方国家学习的榜样。只是到了近代，传统的政治制度不能适应世界的变化和需要，最终不能抵御西方列强和邻国的侵略。在中西政治文明的碰撞中，先进的中国人尝试过多种制度和理论的实验，西方世界的器物、政治以及其他制度和思想都曾被认为是救亡图存的良药。歧路的代价最终磨炼和提高了中国人的比较和甄别能力，最终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我们走过一些弯路，但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我们仍旧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更好地坚持这条道路，就必须加强理论的研究和学习。
　　就当代而言，世界上各种主义百家争鸣，民族政治制度各具特色，又皆有利弊得失，我们要善于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其中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对各种政治思想和制度开展比较研究，将有益于我们取其精华，以丰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值此《比较政治研究》论辑出版之际，我有幸受邀为本辑作序。在耄耋之年，能目睹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开创出一片新天地，我深感欣慰。借此机会，希望学术同人能一起努力、互相切磋，以中国的国情为出发点，以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为目的，借鉴国外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论，发展我们中国自己的比较政治学理论，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我们一份绵薄的力量。
　　是为序。

　　《比较政治研究（第二辑）》：
　　一、冷战前后美国国家建构输出的理论基础和范式演变
　　历史上，美国的国家建构输出是伴随着一系列诸如军事占领、恢复秩序和人道主义援助等战略行动而来的，而由此建立的新政权则是为了替代或失败、或崩溃、或被颠覆的旧政权。与西方经典的内生性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不同，这类由外部力量武装干预的国家建构具有明显的外生性。早在入侵伊拉克之前，美国的国家建构输出就已经由来已久了。通过对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期这一百余年的历史时段进行考察，不难发现，美国的国家建构输出作为理论与实践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冷战结束作为分界点，分为冷战结束前期，即美国现实主义国家建构输出的理论与实践阶段；冷战结束后期，即“新自由主义”国家构建输出的理论与实践阶段；后“新自由主义”时代，即美国对新自由主义国家建构输出的反思与调整阶段。
　　冷战结束前期美国国家建构的输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适逢美国首次参与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国家建构时期。直到冷战结束，这一时期的国家建构输出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历史传统，在理论上，强调要建立政治上稳定且忠于美国的“二等”国家，并将其作为对外投资和建立军事基地的前提条件。当忠于美国和地方利益发生冲突之时，美国政府往往会基于现实政治的权衡而容忍独裁政府的存在，甚至支持独裁政府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这一时期，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仅仅是一个遥远的工具性目标和政治性修辞，而且鲜有成功实现的案例。地缘政治利益需要和经济利益至上是这一时期美国现实主义国家建构输出战略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建立能够得到当地人民支持的合法、稳定而有效的政府则不是美国的根本目标。冷战期间，美国的现实主义国家建构输出达到了巅峰，输出国家范围从加勒比地区扩大到欧洲、东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特别是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政府更是变本加厉地支持亲美的“反共政权”，此时的民主自由仅仅是在不与美国利益相冲突时才受到支持的次级目标。这一时期，德国和日本是美国自诩的国家建构输出成功的两个例子。
　　现实主义国家构建理论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盛行，主要是由于美国特定的地缘性国家利益，而改进输出目标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民主化程度并不是美国国家建构输出的核心目标，保障美国的海外政治经济利益才是根本目的。现实主义政治假定国际社会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美国所追求的国家建构目标只是建立和维系国际上业已秩序化的等级或权威的手段而已。在整个20世纪，美国凭借其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世界帝国，俨然是一名维护世界和平和秩序的“世界警察”，其势力范围波及加勒比地区、西欧和东北亚地区，以种种借口操纵属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贸易政策。显然，这一现实主义政治思维并没有预设任何直接的合法性理论，除了世界警察的角色之外，这一时期的美国并没有考虑合法性的问题。即使是最具自由理想主义色彩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也清楚，教会墨西哥人和其他加勒比地区国家的人民“选举一个好人”，实际上是为了遵循美国的政治偏好。①
　　冷战结束前期美国国家建构输出的主要困局在于，忠诚于美国的国家未必是得人心的合法国家，忠诚与合法之间往往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德国和日本或许是和谐的例外，而许多例子是忠诚于美国和失去国内民心并存的情况，后者往往在美国的庇护下推行军事独裁政体。针对这种悖论，一般情况下，美国是以对权威主义和独裁政权的支持来换取政治上的忠诚和依附。吉米·卡特总统率先对这一支持独裁者的国家建构输出原则提出了质疑，转而将改进人权状况和推动民主输出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卡特认为，支持独裁者不仅削弱了美国自身的民主价值，而且民众对于独裁的不满势必会转变为持续的反美情绪，这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美国的长期国家利益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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