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博物学家：一部社会史_（英）大卫?埃利斯顿?艾伦（David Elliston Allen）_9787313170712

　　历史上英国是博物学Best为发达的国家，要了解西方博物学文化的发展历程，艾伦的这部经典著作是必读书目。本书从社会史的角度极富创新性地研究了不列颠的博物学家，追溯了他们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发展历程，讲述了学徒药剂师们的“植物采集活动”、国家保护区和跨国协会的建立，也讲述了博物学作为一门组织化学科的诞生过程。该书出版后受到科学史、文化史、环境史界学者的一致好评。本书既是科学史学家的一份厚重资料，也是广大读者了解英国博物学全景的卓越的切入口。

　　本书缘起于 1952 年春我为不列颠群岛植物学协会（Botanical Society of the British Isles）的会议策划的一个小展览。我尝试分析出这家协会会员的社会构成在时间长河中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 — 广泛的全国性潮流忠实而明确地反映在了这个微缩世界之中。其中一些潮流明显是社会性的（狭义的社会性）。但另一些似乎只是品位变迁的产物，由此可见，那个被称为“时代精神”的玄妙之物甚至能在通常被认为完全客观性的事物身上留下印记。也就是说，即便社会上某些昙花一现的转变，也有可能对于相关的特定科学领域的发展产生剧烈影响，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想象。换句话说，社会力量和风潮能发挥一种引力作用，转移人们的精力，从而中断或延后一项科学事业的发展。因此，要研究植物学、动物学等学科的历史，似乎需要一种超越常规的更广大的视野。似乎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方法，我们才能捕捉到“博物学”的真实样貌。我在过去的文献中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尝试，因此决定亲自上阵，应对这一挑战。投入后才知道，这项任务无比艰巨。相关领域的内容几乎（或完全）都未曾发表，因此必须展开大量的原始调研。不过，只要浏览过早期博物学家的作品，尤其是翻阅过那些基本被人遗忘的有趣的期刊，就应该知道这件事并非劳苦，而是乐事一桩 — 虽然有时显得没完没了。因为理应筛选的资料无穷无尽，而值得提炼的矿藏又少之又少。想从博物学文献中猎取到“社会性”细节，绝非易事。那些致力于田野观察或投身于茫茫物种清单的主要人群，偏偏时刻防备着社会史学家们看重的世俗言论。通常只有在允许“泄露天机”之处 — 更聒噪的期刊、更敏锐的讣告、更生动的对会议和远行活动（excursions）的记述、某些就职演说、主席讲话，以及（最主要的）鲜少发表的书信集、私人日志和回忆录等 — 我们才能一窥端倪，了解到过去的博物学家们如何工作？如何远足？平时吃些什么？和什么人混在一起？以及他们为何注意到了某些事情，却忽略了大量其他事情？坦白说，这更像是博物学考古：通过最琐碎的无意识的片段，拼接出鲜活的往日现实。
　　完全聚焦于社会层面也不行，并非所有博物学家都精于社交。只关注集体努力，无法展现出那些博物学大道之外的、往往十分重要的贡献。某些情况下，这些孤独的个体至为重要，他们是一些日后普及开来的新领域和新方法的先驱。如果本书中对这些人的讲述过少，并非因为他们的成就不被赏识，而只是因为他们与本书关注的基本范畴无关。
　　书名中的“不列颠”指整个不列颠群岛，因为没有理由将爱尔兰博物学视为一个独立存在。同样，对于“博物学家”和“博物学”二词，我也乐于利用它们很方便的含糊性。若要更精确地定义它们，本书的篇幅恐怕就得再加一章了。不管怎样，这些术语的含义在历史进程中并非固定不变的，即便今天，它们的含义也不止一个。我一直满足于视博物学为大体涵盖着当今的生态学和分类学（用伦敦林奈学会的宗旨来说，即“有机物的多样性及内在关联”，但要延伸至地质学层面上的自然景观）的学科，由大英博物馆（博物学分馆）至今仍接纳的各个学科构成。但如后面的内容所示，我不认为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等式，将博物学等同于一个或多个科学探究层面；而且，对于自然对象的观察本身还牵连着一种与科学相互渗透的强大的美学元素。也正是这一双重特质构成了这门学科很大一部分的独特魅力，而在眼下这个“两种文化”（Two Cultures）的时代，这样的双重特质也为其带来了一种特别的重要性。
　　一本历史跨度如此之大的书，难免要从各个时代的大量人物那里汲取养分，这份名单过于浩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但是其中有几位必须单列出来，表示特别的谢意。感谢 W.S. 布里斯托博士（Dr W.S. Bristowe），R.S.R. 菲特（R. S. R. Fitter）先生及 J.E. 劳兹利（J. E.Lousley）先生承担了审阅全部手稿的艰巨任务，并分享了他们各自的想法，让我受益良多；感谢约瑟夫 · 尤安（Joseph Ewan）女士 / 教授，感谢 G.S. 鲁索（G. S. Rousseau）教授，他们在短暂的英国访问中抽出了宝贵的时间，为本书的头几章贡献了无与伦比的专业经验；也要感谢玛格丽特 · 迪肯（Margaret Deacon）女士，她凭借渊博的海洋学历史知识，认真检阅了本书的第六章和第十一章；感谢埃夫里尔 · 莱萨特博士（Dr Averil Lysaght）和 W.E. 斯温顿博士（Dr W. E. Swinton）审阅了第八章的一份早期手稿，更要感谢他们在该项目止步不前时给予我的鼓励；感谢 G.D.R. 布赖森（G. D. R. Bridson）先生、E.L. 琼斯（E. L.Jones）教授、桑德拉 · 拉斐尔（Sandra Raphael）女士、R.S. 威尔金森（R. S. Wilkinson）博士以及其他博物学史学家们，由于数量众多，难以在此一一提及，他们和我展开了启发人心的讨论，带来了新鲜的洞见，而且永远能提供更多的材料。我还要特别感谢 J.S.L. 吉尔摩（J. S. L. Gilmour）先生，很久之前，是他关于地方植物历史的手稿笔记，不知不觉地为我打开了眼界，让我看到了最终蕴含在本书中的各种可能性。我也不会忘记让我有幸（主要在工作上）受益的那些图书馆：伦敦图书馆、伯明翰市立参考图书馆、伦敦林奈学会图书馆，以及最重要的，大英博物馆（博物学分馆）中的各图书馆，能走进如此浩瀚的书海之中，如同在我之先的众多外来者那样，让我永远深怀感激。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感谢她在本书收尾阶段给予我的帮助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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