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一场可怕的疾病——小儿麻痹症肆虐全国，成为所有孩子和家长的梦魇。临危之际，他聆听使命的召唤，挺身而出。他在昆明的山林之中建立研究所，带领团队成功研制活疫苗。他又将疫苗制成糖丸并向全国推广 ，为我国消灭“脊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脊灰歼灭战”中的战士，他是拯救数十万个家庭的英雄。他就是我国著名病毒学家、小儿麻痹症糖丸疫苗的发明者——顾方舟。本书反映了我国著名病毒学家、小儿麻痹症糖丸疫苗的发明者顾方舟的一生。本书力图还原顾方舟求学、科研经历，详细刻画了顾方舟在研制小儿麻痹症糖丸疫苗前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他在我国公共卫生建设中的位置进行了定位。
徐源，男，1990年2月生于江苏盐城，现就读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热爱医学和文字，已主编或撰稿出版10余部作品，主编有《从一开始—协和八的奇妙临床笔记》；撰稿有《临床医学导论》《章央芬画传》；译著有《卡尔曼医学教育史昨日、今日和明日》。
《大家丛书·使命的召唤：顾方舟传》：
好在海关赔付了400元保险金一一这在当时是笔非常可观的数字，相当于一位警察三年的工资，或可以在市场上买到700斤猪肉或6000斤大米。若按现在的生活水平算，大概相当于十余万元人民币。
饶是如此，用这笔钱抚养一家六口，还是有些捉襟见肘。大儿子顾方乔、二儿子顾方舟已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教育支出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钱窟窿。周瑶琴虽是小学教师，但那点收入真是杯水车薪。
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还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处于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一个女人拖家带口地独自在社会闯荡，实在是难之又难，少之又少。要知道，那时虽然女性开始觉醒，但女权运动尚未兴起。张爱玲在她的成名小说《倾城之恋》中，勾勒出了20世纪30年代女性的生存困境：白流苏不堪前夫的家庭暴力而分居，七年后丈夫去世，亲友们冷嘲热讽，迫其再婚。白流苏面对的困境，也是中国女性的生存梦魇。美国汉学家李欧梵说：“在《倾城之恋》中，再婚不是出于个人的选择，而是社会必需”，“传统的环境逼迫她去寻觅新的婚姻前途”。大上海尚且如此，宁波风气能开放到哪去？因此，对周瑶琴来说，再婚是她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怎么办呢，难道真的要改嫁吗？
深夜的一声犬吠拉回了周瑶琴的思绪，也把小儿子吓得哇哇直哭。她赶紧抱起孩子，轻柔地摇动着臂弯，哄他人睡。看着孩子渐渐入睡，她疲惫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笑意。小家伙够苦的，这么小就没了父亲，如果改嫁，继父会接受他们吗？会卖了他们吗？纵使愿意勉强养活他们，又会对他们好吗？
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男权中心的社会结构、经济上的贫困，昭示着周瑶琴改嫁后的坎坷命运。
“我……我要是改嫁，孩子们就完了！”想到这里，周瑶琴摇了摇头，坚定了盘绕心头已久的想法：辞了教师之职，去杭州学助产，自己带大这些孩子！
那时，助产技术的革新刚刚开始。大部分地区还是传统的接生婆接生。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公报》记者对一个从业14年的接生婆进行了采访，她“穿着洋缎的袄裤，扎着腿，头上戴着一朵大红花，髻上插着一双银挖耳”，这是当时接生婆的典型打扮。记者询问她遇到难产怎么办，她回答：“我们有一定的秘密的药方”，“我自己不识字，但哪种药方治哪种病记得很清楚”。若“产妇晕血，只须用铁秤锤放在醋里烧热以后，送到产妇的鼻子旁边，熏一忽儿”；若婴儿一双手先下来，就拿一点盐放在婴儿左手上，婴儿自然会把手缩回去；遇到坐落生（臀部先下），则“不用什么手法，佛祖爷自然会保佑着生下来”。可以看出，接生婆的做法对于产妇，特别是难产的产妇来说，很难有保障生命安全可言。实际上，当时全国每年约有21．76万产妇因生产死亡，死亡率高达5礼。
而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成熟的西医产科，以其科学性和安全性，渐渐得到了中国百姓们的认可。一些开明的人家，已经开始摒弃接生婆，寻求助产士的帮助。就连妇女到庙中求子时，有的僧侣甚至也会说，“如果不行，就去看看洋医生”。因此，民国政府将妇幼保健列为公共卫生的重要内容，西方新式接生法得到了大力推广，这成为民国政府在发展公共卫生方面最有成效的工作。一时间，助产士“供不应求”。
因此，34岁的周瑶琴，很快就拿定主意：去学助产技术，回来开助产医院。她略加打听，便选定了杭州私立广济助产职业学校。那是一家由英国传教士们开办的学校，在省内颇有名气。周瑶琴曾是小学教师，颇有些知识，在当时的妇女中已是难得，因此，她很顺利地就被录取了。
1932年9月，将顾国光的保险赔偿金给了母亲一部分后，周瑶琴便带着养家糊口的重任，独自一人前往杭州求学。隆隆的车声中，宁波渐渐地被抛在后面。不知她凝望着车窗外急速后退的房屋和田野时，内心是不是充满了不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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