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规制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引入中国传媒产业规制的研究，检验中国传媒产业规制的政策所呈现的实际形态，解读规制政策供给的隐形逻辑与动态变迁的线索，即政府、市场与技术在传媒发展与规制中的力量博弈。在此基础上探寻影响传媒产业规制政策供给的动力因素和动态变迁的显示阻力，发现规制政策攻击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市场效率与规制效率双双低下是目前规制改革的主要窒碍。针对这一现实矛盾，本书试图为未来规制演进中的体系构建与效率提升寻求可供选择的理论依据与现实路径。
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对于当前中国传媒产业发展都有一个共识，即中国传媒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革命。媒体格局万象丛生，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受众的传播话语权不断增大，传媒经济形态正悄然从规模经济向集成经济转型。集成经济的发展路向意味着“传媒产业在效率最优的技术逻辑、利润最高的商业逻辑和规模最大的产业逻辑的驱使下，将产生寡头与垄断”。因此，在传媒产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如何建构规则以及建构怎样的规则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传媒产业具有一般垄断产业和网络产业的特征，同时还具有外部性。因此，传媒产业规制既要解决传媒市场的失灵以实现社会福利，又要规制其外部性以维护公共利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技术与市场的双重驱动下，“规制变革”成为世界传媒产业规制体系变迁的关键词。中国传媒产业在这一环境中也发生着规制政策的变迁与演进。不过，与西方传媒产业普遍从结构性规制转向行为性规制，从强化规制转向放松规制的路径不同，中国传媒产业规制演进并非一个直线变迁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性规制与经济性规制交融相生，局部有限放松、时而停滞反复的缓慢渐进、螺旋上升的过程。对于发展尚不成熟的中国传媒产业来说，政府规制不仅要弥补市场缺陷，更重要的是要促进市场机制的成熟。本书尝试将规制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引入中国传媒产业规制的研究，着重检验中国的传媒规制实践是否实现了规制的目标，重点分析实践与目标间形成落差的原因。以传媒产业规制的研究成果为分析的前期理论准备，检视在理论观照下中国传媒产业规制的政策所呈现的实际形态，解读规制政策供给的隐性逻辑与动态变迁的线索。在此基础上探寻影响传媒产业规制政策供给的动力因素和动态变迁的实现阻力，并由此为未来规制演进中的体系建构与效率提升的路径提供选择依据，促进中国传媒产业规制理性而有效率的发展。
当下，中国最明显的社会特征是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传媒产业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改革都离不开这一背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传媒改革实践催生了传媒产业；采编与经营的剥离加速了传媒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分开，更是触动了传媒体制的核心内容，加速了传媒产业化的步伐。传媒产业属性一步步被确立，产业功能逐渐凸显，相应的传媒产业规制也在不断演进、调适，力图解决传媒市场运营中出现的各种失灵现象，实现传媒产业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李杉，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副教授，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市，201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获传播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媒介发展、媒介经济；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14篇，参编教材1部，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1项。
前言：传媒业发展关键时刻需要关键规则
一、传媒的功能解放与产能释放触发传媒市场规则建构
二、我国政府对传媒规制的建构取向
三、文化体制改革为传媒产业规制提供的新机遇
四、亟待反思的问题：现行传媒规制的效用
五、探索规制经济学与传媒规制实践之间的互动
第一章 规制与发展
一、基本研究概念的界定
二、规制理论框架对传媒产业规制研究的启示
三、促进产业发展：规制的目标与意义
四、国外传媒产业规制的理论框架
五、建构中的中国传媒产业规制理论图景
第二章 强化抑或放松
一、传媒产业规制内容分析框架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第三章 现状与问题
一、政治性规制模式强势主导（1978-2003）
二、经济性规制模式缓步发展（2003-2014）
第四章 规制政策演进的动力与反思
一、促进规制政策演进的动力因素
二、目标设计下的追问——规制现实与改革目标的落差
第五章 建构有效传媒产业规制体系的路径选择
一、强化稳定科学的规制体系
二、推进市场激励，提升规制效率
结语：“新常态”“供给侧改革”给规制改革提出的新命题
一、新常态经济的本质：回归市场逻辑
二、供给侧改革：新经济环境下的应对方略
三、传媒规制的演进与融合框架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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