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研究前沿书系：中国政治传播策论》是由抽象虚缈的学理研判和高大宏远的人类政治，向具体的中国政治传播现实“转型”的桥梁之作。
《政治传播研究前沿书系：中国政治传播策论》所选20篇“策论”，从历史演变、研究意义、思维范式、传播主体、轴心边界、话语构建、媒介选择、提升路径等诸多方面，论述了中国政治传播实际运行和理论研究的种种应对之道。
策，说文解字，即计谋、计策；“策”引来“策问”与“对策”，因而，“策问”与“对策”是蕴含“策”的实践中的基本关系和基本矛盾；“策问”与“对策”的矛盾运动生成了理论上的“策论”。“策论”因其内容与“治国安邦、国计民生”相关而超越日常生活层面成为政治话语，即政治传播；“策论”因其内容针对“问题”而答，所以成为基于基础理论和基本理念的“策略”。
把“策论”的基本认知框架套在我对中国政治传播的研究上，也是说得过去的。因为，我对中国政治传播进行研究的“始发点”，是基于当前人类政治文明中、中国政治传播实践中的诸多问题的，所以，从研究动机上看，还是有一点“对策”的架势的。当然，没有理论框架作为基础的“对策”研究，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式的扯淡，因此，我把关于政治传播的基本理论的研究“挺在前面”。这几年来，搭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的便车，我致力于适合中国政治机体的政治传播之“中国特色”的理论构建，研究成果集中在我之前已经出版的《政治传播活动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和《政治传播简明原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之中。
现在，我在回头审视自己的理论研究时发现，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我并没有热衷或拘泥于西方那些更适合于西方政治机体的政治传播理论，包括那些来自古典自由政治时代的所谓经典及产生于西方当下如火如荼的媒体政治实践的种种时髦理念，而是就当下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诸多问题，本能或自觉地发表了许多“看法”或“建议”。刊发于各种学术刊物的学术论文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愿或不自愿地、或多或少地，都“塞进”了这样那样的“策”（最容易被美其名曰“现实意义”），如果把这些巧妙地隐藏在种种基本理论研究中的“策”抽取出来，大体上也可以视之为“策论”了。
国家对于高校研究的支持是“一浪高过一浪”。这次政治传播的研究有幸被裹进“双一流建设学科”经费支持的美好浪花之中，要出版一套“政治传播研究前沿书系”，想了又想，索性我就把散落在几十篇学术论文之中的，或者仍然在我脑海之中的“策”著撰成《中国政治传播策论》与读者见面。当然，必须声明的是，书中诸多内容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政治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现代传播》等我所钟爱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书中就不再一一注明了。
当我产生这样的想法之后，往前想，出版了《政治传播活动论》，往后想，还要撰写和出版《政治传播秩序论》，加上这部《中国政治传播策论》，正好形成了政治传播研究“三部曲”。人的“理想”首先是用来激励自己的，那我就认准目标，以坚定的学术信念为支撑，在这个时代奋力前行吧。
荆学民，1959年生，哲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文法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社科、教育部、北京市等基金项目。出版《政治传播活动论》《政治传播简明原理》《人类信仰论》等多部学术专著；主编大型学术丛书“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8部）、“政治传播研究前沿书系”（7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求是》《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文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南开学报》《现代传播》《光明日报》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80多篇。其中，CSSCI期刊约80余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7篇；论点摘要20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80余篇。
第1篇：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传播的历史演变
第2篇：中国在何种意义上需要政治传播研究
第3篇：中国政治传播需要自觉的主体意识
第4篇：中国政治传播需要秉持何种“国家”观念
第5篇：谁来扮演中国政治传播的主体
第6篇：中国政治传播的基础、轴心与边界
第7篇：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需要怎样的思维范式
第8篇：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亟待政治学深度介入
第9篇：中国特色政治话语该怎样建构
第10篇：在中国，媒体能创造政治吗
第11篇：从学理上审视中国政治传播效果
第12篇：政治传播内容的中国战略选择
第13篇：民主作为一个传播问题对中国的启示
第14篇：中国的政治传播何以借力中国的品牌传播
第15篇：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政治传播理路
第16篇：政治传播中权力、媒体、资本的博弈及对中国的警示
第17篇：中国需借力西方政治传播中政治营销的先进理念
第18篇：中国的政治传播如何彰显“公共性”
第19篇：中国融入国际政治传播共振机制的战略选择
第20篇：推动中国的政治宣传进入新形态和新境界
《政治传播研究前沿书系：中国政治传播策论》：
五、强化政治传播主体意识的几种策略
我们强调政治传播的主体意识，但不是以牺牲政治传播效果为代价的。我们要做的是，在政治传播主体意识与传播效果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既要在政治传播活动中保持明确的主体意识，又不至于使传播效果受到影响；既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又不至于丧失政治传播的主体意识。
1.保持政治传播的主体意识与受众接受之间的适度张力。毋庸置疑，政治传播的主体意识与受众之间存在一个一个张力关系。在传播过程中，我们强调政治传播的主体意识，势必会使传播的劝服性、灌输性、倾向性、强制性、单向性和虚构性凸显，这些特性在本质上与传播所强调的互动性、双向性是互相矛盾的，而这种互相矛盾如果得不到恰当的处理，将会大大影响传播的效果。我们强调政治传播的主体意识并不是不顾受众的感受，将之丢弃在我们的传播谋略之外，而是要让政治传播的主体意识与受众接受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既要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同时又要考虑受众的接受程度，在政治传播的主体意识与受众的接受程度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以求得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2.媒体要敢于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发挥媒体对政治传播主体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国内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媒体的信任度是很低的，即使我国的媒体报道的是铁定的事实，西方媒体在转述我们的报道时，仍然会加上“据中国官方媒体”等字眼，以表示自己的怀疑态度。由中西方传媒制度和传媒理念差异所导致的这种刻板成见在短期内无法改变。换言之，期望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出的信息持无保留的赞成态度只能是一厢情愿。在这种情况下，强硬地去改变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任何一方都是徒劳的。让西方在短期内认同我国媒体制度的合理性，认同我国媒体的运作理念，无异于缘木求鱼。让我国从根本上采用西方的媒体管理体制、媒体运作方式，更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我国媒体以新闻传播的专业精神来处理问题，以宽广的胸怀借鉴西方媒体在几百年中所积累的良好经验，比如客观性原则、中立原则、平衡原则等新闻专业精神；在弘扬主流意识的前提下，与政府保持适当的距离，做“社会的捍卫者”，做人民“无处不在的耳目”，做“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政治传播主体应该充分尊重传播规律，合理运用媒体来展示自己国家的政治文明成果。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政治体系应该变得更为开放，权力的运行应受到更多的制约，而不是相反。
无论政治传播的构成要素多么复杂，政治组织、受众、媒体是至关重要的三大要素。其中，媒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如何看待媒体和政治的关系并摆正媒体在政治中的合理位置，充分发挥媒体的政治传播作用，是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媒体在政治传播中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阐明自己的政治价值判断，正确引导受众的政治价值取向。诚然，政治传播中媒体的“偏见”，是政治传播理论中特别令人关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指出，政治“事实”由三个层面的事实构成：客观的政治事实即真实发生的政治事件，主观的政治事实即政治行动者与公民认识到的政治事实，构建的事实即媒体报道中的政治事实。著名政治传播学者麦克奈尔在其《政治传播学引论》中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尖锐地指出：“媒体当然不会以一种中立的不偏不倚的方式简单地报道政治领域中发生的一切。”也就是说，在政治传播中媒体的特有政治立场和相应的政治价值判断是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因此，对于政治传播中媒体报道政治事实时，需不需要特有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价值判断，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现在一些媒体消极地回避这个问题，因而不能在政治传播中坚持应有的政治立场，对政治事实的报道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价值判断，从而无法引导受众的政治价值取向，最终消解了政治传播的目的和意义。纠正这种倾向的关键在于从认识上把政治传播与一般的文化传播、新闻传播区别开来，并强化对政治传播特质的把握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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