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土地政策实施监测评估”项目的年度成果。该项目主要任务是依托土地政策实证研究基地，对国家重点关注的土地政策在地方的实施和创新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本书基于大量的监测案例，以满足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创新为全书的逻辑主线和框架，系统地分析评估了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存量建设用地的再开发政策，重点对比分析了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和利益相关方自组织特征的城镇与集体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案例的模式特征，以及不同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成本和绩效，总结了典型国家和地区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做法和经验，提出了我国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政策建议，为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政策设计提供了经验借鉴和理论支持，为土地政策在新型城镇化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了决策依据。
唐健，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政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制度与政策，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各部委及地方委托研究项目50余项。
王庆日，博士，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研究员，《中国土地科学》编辑部副主任。长期从事土地利用管理和政策研究，主持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国土资源部软科学等多项项目。
谭荣，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在LandUsePolicy、UrbanStudies、《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5部。
第一章 新型城镇化与建设用地再开发：问题与反思
一 新型城镇化的背景
（一）新型城镇化的新内涵
（二）存量建设用地政策改革创新：推进新型
城镇化的新工具
二 存量建设用地的利用低效问题
（一）“存量建设用地”与“利用低效”：界定与辨析
（二）存量建设用地利用低效的现状
三 存量用地低效利用的原因
（一）土地利用者和管理者的现实选择
（二）现行土地政策和管理模式的必然结果
（三）制度环境的局限
（四）传统用地习惯与观念的内在驱动
四 存量用地低效利用的影响
（一）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瓶颈
（二）土地收益分配合理化的短板
（三）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重压
五 存量用地低效利用的现实应对
（一）盘活存量：国家用地战略重点的转移
（二）盘活低效存量建设用地的地方性试验
（三）小结：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
六 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政策的要求
（一）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政策的主要目标
（二）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政策取向
七 研究目标与全书的安排
（一）全书的研究目标
（二）全书的章节安排
第二章 建设用地再开发的政策选择：理论辨析
一 存量用地再开发中的公共物品问题
（一）存量用地再开发的公共物品属性
（二）公共物品供给与利用的困境： 四个理论模型
（三）反思公共物品问题：存量用地再开发的可能出路
二 治理结构、制度环境、社会基础与存量用地再开发
三 存量用地再开发的治理结构选择
（一）存量用地再开发治理结构的简单例子
（二）市场制、层级制和自组织的特征
（三）治理结构引致的存量用地再开发的利益分配
（四）存量用地再开发治理结构选择背后的逻辑
四 存量用地再开发的制度环境
（一）制度环境的多重影响
（二）制度环境引致的存量用地再开发的利益分配。
五 存量用地再开发的社会基础
（一）社会基础引致的个体行为
（二）社会基础影响治理结构的选择
（三）社会基础支撑着制度环境
六 总结：全书的理论选择和分析框架
第三章 建设用地再开发的法规基础
一 建设用地再开发的相关法规梳理
（一）相关法规概述
（二）集体建设用地再开发的相关法规梳理
（三）城镇建设用地再开发的相关法规梳理
二 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法规障碍分析
（一）从增量到存量：产权的转移或调整成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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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存量建设用地再地再开发研究
第五章 政府主导下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再开发
第六章 市场参与的城镇存量用地再开发
第七章 市场参与的集体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
第八章 利益相关方自组织实施城镇存量用地再开发
第九章 利益相关自组织实施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在开发
第十章 理论的反思：存量用地再开发模式的选择
第十一章 存量用地再开发的国际地区经验与启示
第十二章 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权衡与管理
《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建设用地再开发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第二，土地形态零散破碎的程度、产权的复杂程度、土地规划用途的外部性程度、产权人数量、产权人异质性等因素，由于影响着城镇存量用地再开发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频率，从而决定着政府主导模式是否应当被选择。土地形态零散破碎的程度、产权的复杂程度、土地规划用途的外部性程度越高，政府主导模式可以降低项目实施的过程成本，因而被选择的可能性越大；产权人数量越大、产权人异质性越高时，政府主导模式可能使得项目实施成本加大，因而被选择的可能性则越小。在上述因素中，土地形态零散破碎的程度、产权的复杂程度、土地规划用途的外部性程度对政府主导模式是否被选择，以及被选择后的绩效有最为显著的影响。
第三，政府主导模式同样实现了利益共享，但补偿标准过高则可能有损公共利益和制度的可持续性。从南昌万寿宫街区、成都邛崃西街、深圳沙湖社区三个城镇存量用地再开发项目来看，原产权人都获得了高于当前价值的补偿，而且只要城市规划允许，都赋予了产权人原地产权置换的权利，这说明政府主导模式已经不再意味着政府独担成本和独享收益，原产权人和政府都获得了相应的增值收益，充分实现了利益共享。提高补偿标准有助于降低实施成本，实现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短期来看也起到了推动再开发项目进展的作用，但给予原产权人超额补偿则会降低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损害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同时形成不良的补偿惯例使得后续项目越来越难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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