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驻扎沈阳的日本关东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三省,奴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本书用800余幅图片、6万余字,全面、系统、直观地记录和展示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及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全部历史过程。本卷图片大多是日方当时拍摄的新闻照片和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藏影像资料。书中的每一幅图片,都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真实写照。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此后,日本强占中国东北,奴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由来已久。1868年,明治天皇刚一上台,就颁布《宸翰》,公然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显示出向外扩张的强烈欲望。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改革军制,扩军备战,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军事上推行以侵吞朝鲜和中国为主要目标,进而称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1874年日本入侵中国台湾,1875年炮轰朝鲜江华岛等事件,都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早期侵略行动。而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则是大陆政策确立后日本对外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之后,日本又借日俄战争,将其侵略势力渗入中国东北地区,完成了大陆政策对外侵略扩张的第一步。此后,日本把中国东北视为自己的利益线,作为推行大陆政策的基地。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在中国东北所取得的侵略权益,从1906年开始,日本在东北陆续设置一系列侵略机构,其中主要有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驻奉天领事馆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四个机构之间既有分工又相互勾结,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公开或秘密的侵略活动。
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攫取的巨大利益,使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迅速膨胀。1911年10月,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后,乘中国政局动荡之机,日本军人在其政府的支持下先后两次策动满蒙独立运动。与此同时,日本还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虽然这些试图祸乱东北、分裂中国的计划最终未能得逞,但足以揭露出日本侵华的本质。
1927年3月,日本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出现了剧烈的经济动荡。此时正好中国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剧变,北伐战争的迅速推进及反日运动的高涨,直接威胁到日本在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特殊权益。在这种国内外极度动荡局势下,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并于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主持召开了所谓的东方会议,讨论并制定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和争霸中国东北的积极对华政策。就在东方会议召开前后,田中内阁以保护侨民为名,两次出兵山东阻止北伐军前进的步伐,紧接着策划一系列事端,为武装入侵中国东北寻找时机和借口。1928年6月,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此造成东北政局的混乱,然后以维持治安为名出兵占领东北,但由于东北当局在事件发生后处变不惊,妥善应变,使日军无隙可乘,其阴谋未能得逞。于是,日本转而对张学良进行威逼、劝诱,企图使其投靠日本。但张学良不为所动,断然实行易帜,复归统一,有勇有谋地挫败了日本自东方会议以来所推行的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阴谋。
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并很快波及日本,日本国内阶级矛盾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随之日趋激化。与此同时,经济危机也影响到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广大地区,中国内陆、台湾地区和朝鲜等反对日军转嫁危机的民族运动方兴未艾。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寻找出路,日本依据其大陆政策和东方会议所确立的对华积极政策,继续加紧进行武装入侵中国东北的各项准备。
从1929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三年时间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先后组织四次所谓的参谋旅行,到各地的军事要地进行秘密侦查,并研究制定详尽的侵占和统治东北的作战方案。1931年6月底,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武装入侵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驻中国东北的日军更是默契配合,不断调兵遣将,加紧实施战前军事部署。1931年4月,日本军部将适于在严寒地带作战的多门二郎中将的第二师团调到中国东北,与原驻东北的第十六师团换防。7月初,日本打破驻东北日军两年调换一次的制度,对驻扎在东北各地的兵力进行重新部署。与此同时,在东北的日军不断加强实战演习。据不完全统计,1929年,军事演习多达50余次,1930年达到百余次,仅从1931年初至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的演习就多达70余次,这些军事演习尤以沈阳城内的北大营及兵工厂等军事、军工要地一带最为频繁。1931年夏开始,日军在东北蓄意挑衅,屡挑事端,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作为口实,渲染满蒙危机,煽起武装侵华的舆论狂潮,伺机入侵。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在沈阳市北郊的柳条湖村附近,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后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立即向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起突然袭击,并进犯沈阳城。随即,关东军的铁蹄踏遍了白山黑水,至1933年攻占热河,东北四省区全部沦陷,史称九一八事变。
柳条湖铁路爆破成功后,日军开始炮轰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由于张学良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东北军贻误战机,致使日军于19日晨占领了北大营,随即轻而易举地侵占了沈阳城。按事先的周密部署,驻南满路和安奉路的日军全线出动,于19日占领了长春、四平、营口、海城、辽阳、鞍山、本溪、抚顺、开原、凤城、安东等城市。日军占领沈阳、长春等地后,立即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移驻沈阳。20日,第二师团司令部由辽宁省辽阳移驻吉林省长春。21日,驻朝鲜日军第三十九混成旅团,接替已北侵长春的第二师团驻南满的防务。沈阳、长春沦陷后,吉林形势十分危急。9月21日,日军第二师团主力开进吉林,由于代理吉林主席、吉林边防署司令熙洽的叛变投敌,到22日,吉林省城陷落。9月23日,日军占领了敦化。至此,日军仅用了四天时间就占领了我辽吉两省的主要城镇和大片领土。日军侵占辽、吉各主要城市后,沿洮昂路北进,进犯黑龙江省。11月4日,日军向嫩江桥发起进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指挥其爱国军队奋起抵抗,进行了著名的嫩江桥阻击战。这一战役坚持达半个月之久,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终因孤军作战,寡不敌众,未能击退日军的进攻。18日夜间,马占山被迫率黑龙江省军队撤退。1931年11月18日,日军占领了昂昂溪车站。之后,从昂昂溪一带向齐齐哈尔进犯,于11月19日上午9时,占领了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之后,日军调转矛头直取锦州。到1932年1月3日,日本侵占了辽西重镇锦州。接着,日军调兵北上,进攻哈尔滨,2月5日占领哈尔滨市。至此,仅四个半月时间,日军即侵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全部地区。之后,日军又迅速向热河进犯。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造成夹击热河的态势。3月2日,日军占领赤峰。之后,日军集中主力部队进攻承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城逃跑。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至此,东北四省全部沦陷,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3000多万同胞惨遭日军铁蹄的蹂躏和践踏。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执行不抵抗政策,而将事变诉诸国际联盟,希望依靠国联来伸张公理,通过外交途径迫使日本停止军事侵略。1931年9月19日,中日问题正式进入国联,并成为国联这一时期的中心议题。中国代表多次请求国联派调查团来华调查真相,但因为日本的百般周旋与阻挠,加之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对日采取绥靖政策,国联未能伸张正义,而未被国联采纳。日本借此时机,不断加大侵略东北的步伐,到11月19日,东北三省大部分领土已被日本侵占,其武装入侵中国东北的真相也大白于天下,不再担心国联的调查妨碍其侵占东北的计划,于是主动接受了11月21日国联行政院提出的派遣调查团的新提案。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举行会议通过了派遣调查团决议,该决议在取得日本的同意后,直到1932年1月21才正式成立为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的调查团。该调查团由英、法、美、德、意五国各出一名代表组成,因其团长为英国人李顿爵士,该团被习惯性称为李顿调查团。1932年2月3日,调查团由欧洲启程,绕道美洲,先到日本,再到中国上海、杭州等南方地区,直到4月21日才到达沈阳。此时,东北三省已全部被日军占领,日本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也已宣布成立,并为应付调查团早已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精心的准备。调查团在中国东北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艰难调查,从不同途径收集到各界投送的书函1550件,于6月4日回到北平,开始起草调查报告书。10月2日,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公布了《国联调查报告书》(亦称李顿报告书)。14万字的报告书,很难找到谴责、制裁日本侵略的地方,国联对日袒护和纵容的绥靖政策在此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尽管报告书的结论偏袒日本,但仍遭到日本的拒绝,不但没有制止住日本的侵略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大举进犯热河,并于1933年初侵占山海关。1933年2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报告书最终成为一张废纸,国民政府的国际调停美梦也随之破灭。
日本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扶植建立伪满洲国,设立军事警备区,实行治安肃正、推行奴化教育等一系列法西斯殖民统治,摧残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镇压东北抗日武装力量。政治上,建立一整套军警特宪机构,颁布一系列反动法令,任意抓捕和监禁东北人民。日军占领东北后,大肆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民不聊生。军事上,对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进行残酷的讨伐和围剿,切断百姓与抗日武装的联系,打击反满抗日武装力量,以期实现在东北长治久安的目的。1932年,伪满各级政府成立所谓的清乡委员会,日伪军配合宪兵和警察,在东北抗日游击区疯狂地进行清乡活动。1933年初,改变清乡手法,推行新的治安肃正政策,在全满抗日游击区实施讨伐活动。从1934年春开始,日伪军警对东南满游击区发动春季大讨伐,接着又连续组织夏、秋、冬季大讨伐。在军事讨伐中,主要采取武力讨伐和匪民分离相结合的方式,以及建立集团部落、保甲制度和制造无人区等,切断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镇压抗日武装。1934年12月,《关于集团部落建设之件》发布后,日伪当局强令在抗日武装活跃的地区建立集团部落,当年就在伪间岛省建成36个。从1935年开始,在抗日武装活跃的伪奉天、安东、滨江等省一线地区迅速推行。集团部落大多选建在所谓匪贼活跃的偏远山区,迫使当地居民自毁房屋,迁往被指定地区居住,通常以80至100户为一个部落,并有日伪军警严密的监控和控制。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39年,日本在东北全境设立的集团部落多达一万余处,有500余万人被强制迁入,占东北人民总数的14%以上。在推行集团部落的过程中,制造了难以数计的骇人听闻的惨案。经济上,推行所谓的统制经济,以东北为推行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基地。用武装移民的方式强行侵吞东北农民的土地,掠夺式开发东北丰富的资源。强制推行劳动统制,大量掠夺劳动力,对劳动者进行超强度的剥削和奴役,给东北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同时也对东北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日本除了在军事上、经济上进行残酷的统治和掠夺之外,还在东北强制推行殖民奴化教育政策,妄图把中国人民培养成为俯首贴耳的亡国奴,不但大肆摧残和破坏了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同时也使东北人民蒙受了亡国灭种的欺凌和深重的民族灾难。
刘长江,1959 年生,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职称。主要从事沈阳地方历史、日本侵略东北和东北抗战史的研究工作。出版《日军侵占东北罪行集》《东北抗战故事集》等书;主持编写《九一八研究》《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史话》《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画册》等十余部书籍;发表相关学术文章 40 余篇。曾参与国家并主持辽宁省社科课题。2009 年入选《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兼任辽宁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另有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九一八历史研究中心、辽宁省史学会等学术团体兼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