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运用比较文学变异学方法论对文化霸权理论进行研究。从理论变异上将文化霸权论分为四个阶段：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观、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梳理了其理论内部的变异关系，讨论了文化霸权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实践变异上，分析了文化霸权论对文学批评、文化研究与批评、文学的文化书写以及本土实践状况的重要影响，强调其对各种知识生产的作用。知识的有序增长是学术研究的目的所在。
刘亚斌，男，1976年出生，江西安福人，文学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中文学院副教授，从事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与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发表论文近三十篇。其中有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被《中国学术年鉴》收入，先后主持过国家和市级科研项目，参与过多次省（部）、市级项目合作。
绪论
第一章 文化霸权的提出
第二章 “变异学”方法论
第一节 比较文学的危机与变异学的提出
第二节 变异学的特征及其问题
第三节 文化霸权、理论旅行与变异学
第三章 文化霸权论变异的“四个阶段”
第一节 起始阶段：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第二节 升华阶段：福柯的知识权力观
第三节 完成阶段：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第四节 固化阶段：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第四章 文化霸权论的理论变异
第一节 文化霸权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变异关系
第二节 东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变异关系
第三节 文化霸权理论与东方主义的变异关系
第四节 东方主义与知识权力观、文明冲突论的变异关系
第五章 文化霸权论的实践变异
第一节 文化霸权与文化批评
第二节 文化霸权与文化书写
第三节 文化霸权与文化研究
第四节 “文化霸权”话语的本土实践与反思
参考文献
后记
《文化霸权论的变异学研究》：
在葛兰西的文化或意识形态观念上，存在着一种历史有机统一论的观点，一方面葛兰西将历史理解为人类实践活动，其中包括物质和精神实践，并以后者去统摄前者；另一方面认为人类要取得活动的成功，必须将各种不同群体或个人的意志精神统一起来才有可能，因为不同群体或个人的差异存在，葛兰西主张一种较为民主的方式，通过谈判协商，甚至妥协等方式来达成统一，使这些群体或个人成为历史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取得文化领导权后，亦必须随着时代社会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应变策略，否则文化领导权迟早会失去。换言之，获取文化领导权是随着社会历史变化而在不断的矛盾斗争、协商谈判与妥协同意等方式的基础上进行的，并非有任何先在的观念可以统一起来，或者采取一种压制慑服方式来达到的，即便是达成统一后，也不能使之僵化，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而是随着维持文化领导权的需要而不断调整，抛弃旧有的统一模式，而获得一种新的统一。
由于葛兰西对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等文化统一的重视，甚至可能走向唯意志论的道路，在此康德的启蒙哲学仍然发挥巨大的影响，文化领导权的落脚点还是在最为根本的主体性上。根据葛兰西的观点，个体必须打破旧有的被动接受的习俗思维、价值观念等“常识”，要积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参与到广阔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去批判并改造自己，懂得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认识自己的历史价值和生活作用，达到一种更为理性自觉的境界，发展出“健全的见识”，同时在社会实践中与他人一起，深入地认识自己和他人，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统一体，使各自为政的个体之间能够形成的统一化的“集体人”，发挥集体的作用，充当革命活动的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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