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望堂琐记_文平_9787506347310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文平是小说家，编辑家。名气不小的作家贾平凹、莫言、刘恒、王安忆，及一些初露头角的文坛新秀，他都曾参与组稿、阅稿，并与作者就文章进行打磨、推敲、润色，但他并不借此张扬。他生活在“自在”的境界里，对名利极其淡泊，什么功名利禄，酒色财气，全无挂怀。这么多年，任凭朋友熟人一个个地升迁，或骤然大红大紫，风光无限，他自个儿只顾悠哉游哉，自得其乐。闲下时，会把两根香烟接在一起，有滋有味地吮吸着，享受着，一边写他的千字文，做他分内工作。他喜欢喝红茶，家里人偏偏劝他喝绿茶，无奈之下，他便将红茶绿茶放在一起沏，是什么味道？个中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领略。文平就是这样一个散淡、平和的人。他出身于农村，大半生在城里度过，可思乡之情却一刻也不曾淡漠，他总是怀念故乡的田野、草木乃至破旧的屋舍、洒落着牛屎的弯弯小路。他很怀念自己的故乡，有他的小诗《明望堂》为证。
　　《明望堂琐记》是文平先生的个人散文集，内中具体收录了：《春天，总是美好的》、《种瓜得瓜两解》、《明望堂琐记》、《酒鬼与画家》、《长长一溜阴影》、《一部感人至深的好书》、《好大一棵菩提树》、《得失甘苦说

有多少四合院，就有多少故事。北京四合院太多，有一个叫慈悲庵。叫这么个名字，但没有庙宇神像，没有和尚尼姑，平平常常一座院。门不大，朝东开着，四厢里都盖了房，所不同的是靠西面的三间有屋顶而无墙，像个过厅，可以从厅中一直走出去，见到的是碧绿一片池水。这过厅有点来头，建造者是清朝一个工部郎中，他从白居易诗中取“陶然”二字为名，便是后来的陶然亭。
　　名人可以筑起一个亭，却不能使这座院子昌盛，全都是因为这地方太偏、太荒。只有到秋天，满眼的芦苇野鸭才能招引一些失意的文人墨客，他们从京城四处聚到这亭里院里，喝酒，做诗，作画，评说天下不平事，想说什么说什么，不必靠谱儿，如同这座空洞的院落，没遮没拦。
　　也有过辉煌岁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大钊都在这院里开过会，至今，南边一间小屋还存下木箱一只毡子一块以及笔墨等物，据说那是李大钊用过的，不知是真是假。
　　解放以后，陶然亭一带修了公园，亭台楼阁，山水花木，很有一些野趣。只是慈悲庵这座小小院子却从此少有来人问津，屋内积满灰尘，檐下住了鸟雀，晚风吹到坚硬的蜘蛛网上。嘭嘭嘭地响，好似听到琴弦断裂的声音，很有些怕人。等到八十年代初，院子的主人在睡过一个长长的觉做过一个长长的梦后，忽然醒悟，把房租了出去，租给一家文学杂志社，以为这样才叫物尽其用才可以渗透出一种文化味儿。何况，每年尚有租金三万元。过了四年。院子改租给一家研究红楼梦的公司，原因之一是这公司的房租可以出到六万。水涨船高，见了钱当然喜欢。可惜好景不长，不明不白中“皮包”公司悄然消失，想找人算账都没个一准地方，只好哑巴吃黄连，往肚里咽吧。等苦处吃够，人会很快忘掉，于是胆子更壮，照老样儿走下去，绝不回头。
　　慈悲庵里办起了展览。有实物也有图片，有油画国画也有手工剪纸，高低档一齐上，创意不错水平也不低。到陶然亭的游人不少，但一走到小院门口便脚步打住，硬是不买这账。过了两月，只好撤掉展览，策划着零售生意，屋内摆几张桌，卖水果卖面包卖冷饮，或者卖古钱币卖纪念章卖工艺刀枪、文物字画等等。这一回热闹些日子，每天收人可到六七百元。想不到会有竞争，离小院不远处的水边搭起一排六间的活动房屋，经营同样的商品，因为地界好生意也就兴隆发展，愣将偌大一个慈悲庵挤垮挤掉，于是冷寂难免，空空落落依旧。
　　如今，经常与这院子相伴的只剩下两个守门老人。在前的一个会写字，每日天亮，往小屋里一坐，一张一张的写，轻易不大出门。前年，写字的长者退休回家，跟着来的是个唱京戏的，听说在一个部队京剧团唱过花脸，转业回京找不到适合差事便进入这座小院。他很谨慎，因为怕四合院着火而戒了烟。但喜欢喝酒难改，一到班上，从衣袋里掏出酒瓶掀掉瓶子盖，一口一小口慢吃慢饮，偶尔撂下一粒五香花生豆，不慌不忙的一种脾性。喝到相差不多时，要到院里巡视一回，尽职尽责。等着无事无人无忧虑，会站到院边一棵枯死的老槐树底下，清清嗓门吼几句《捉放曹》中陈宫的唱段：“一轮明月照窗下，陈宫我心中乱如麻……”。唱得不错。飘逸，雅致，古朴，真切。
　　没有人管他。他会再溜回到小屋接着喝。一直喝到太阳西下，当晚风悄悄吹过，“咣哨”一声小院的门就关上。于是，无所适从中守门人会急匆匆步人院内，竖起一双厚实的耳朵。希望听到些什么。然而，除了整座院落的冷觉和空寂以外，他终究不能听到任何一点声响。唯有镌刻在屋门柱上的一剐对联在灯光下熠熠生辉，那依旧是白居易的“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
　　几十年间，残疾人和残疾人工厂生产的商品，曾不断从我身边走过，只是从未加以特别关注。而现在，大年春节刚过，一夜之间，我自己却被诊断为突发性耳聋，成了地地道道的残疾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意外的获取。
　　多年前，绍棠曾撰文称自己已沦为残疾人，确实让我吃惊不小。但后来见他身残而志不废，做起事来比先前更加拚命，我心也便踏实一些，以为人哪，也就那么回事。前不久从一本书中读过一篇文章，列举了许许多多伟大人物，大到皇帝宰相、小到文人墨客，全都是残疾人。这事不错，这文章也不假，只是我觉得大凡抬出这样事例时，却忘记为文者已经陷人各取所需和断章取义的境地，难以公允因而也就难以叫人服气。人不会因为伟大而连他的残疾也变为光亮；人也不会因为残疾而变得声色皆空，昏天黑地一片。
　　总是要走向残疾的，没有谁能躲过。男人、女人、大人、小人。即使如我的老娘，在我耳聋之后没几天就去世了，高寿88岁，且被结论为“无疾而终”。但我以为那也不过是医生在诓人而已。去了的无疾而终，留下来的倒成为残疾，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当我走进协和医院，并确确实实住在耳科病房时，心下仍不愿相信这一诊断。是妻子陪我去的，她一直陪我从武警医院又转到协和。晚上，等她走去而只把我一人留在病房时，盯着明亮的病床和一样明亮的护士小姐们，我不得不承认眼前的自己，不得不承认生活是同我开着一个认认真真的玩笑，这玩笑像做工、种地、当公务员、开车子一样，也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生存状态，它不应当也不可能给人多些什么少些什么。生当如从前，聋与不聋，实在是一个样子，我这样以为。
　　当然，残疾的悲哀还会出现，就像过去的我一样，它不会止于一人而肯定会继续下去。但这并不重要，因为，这个美妙的世界，是一刻也离不开玩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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