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公共性_吴光辉_9787010074573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以漫长的19世纪为对象，创作了《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三部曲，描述了欧洲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市民、劳动者走上历史舞台，不断壮大，彼此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的一段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帝国的时代”落下帷幕，也使一系列矛盾急剧爆发，历史由此进入到了“短暂的20世纪”。20世纪是一个围绕这一系列矛盾发生变革的“极端的年代”，它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纳粹、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民族解放、冷战体制、越南战争、大量消费、环境破坏、苏联解体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确实是一个走向极端的年代。
　　首先，19世纪是科学技术从人民大众的心目中的神圣领域转向世俗领域的一个转换时期。国家主义（national）就是这个漫长的19世纪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而后出现的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使之进一步强化，走向了世界化。科学技术承担起了国家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建设之任务，它的公共性也就显著地体现于此。之所以会这样，其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在于科学技术对于旧体制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它不仅可以带来富国强兵的社会变革，而且也标志着人才与知识权威的新旧交替。因此，科学技术在国家建设的教育制度之中得到了优待与重视。
　　其次，科学技术被委以维持新出现的流动型社会结构之原动力的重要使命。它在被期以“破坏力”的同时，也被世人赋予了“构筑力”的属性。由此，科学技术扮演了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使人类脱离了“零和游戏”（zero-sum game）之规则，即避免人类陷入一方以革命或者斗争的形式来掠夺另一方之陷阱，体现为了站在人类社会之外，为人类社会带来富裕的“价值投资”。这样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所形成的科学技术的形象，毫无悬念地成为了超越阶级或者阶层，统合整个国民的目标。
　　最后，冷战体制决定了20世纪后半期的社会发展。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成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条件，原子能开发、火箭技术、雷达技术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安全与研究最前沿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之外，出现了一个投资科学研究的新契机。这一认识在冷战体制下得以拓展，它为科学的基础性研究——我们可以不必在意这一研究是否会带来收益——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环境。不仅如此，冷战体制的长期化不仅体现在了军事领域这一方面，而且也进一步加剧了知识权威之间的竞争。由此，科学技术的研究如同竞技体育一样，展现为一个履行新的“神圣”使命的国际主义者的行为。正如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体现出来的竞争一样，诺贝尔奖的角逐也成为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彼此竞争。
　　苏联解体为“短暂的20世纪”画上了一个句号，与此同时，20世纪的科学技术的诸多矛盾也开始走向表面化。由此，超越民族主义的国家体制的公共性究竟是什么，这样的课题研究开始浮现出来。
　　一方面，以丰富人类生活为目的的大量生产、大量的能源消耗、大量的输送、大量的废弃物等一系列人类的经营行为，使地球环境的负荷达到了一个可容忍的极限。医疗的普及、卫生条件的改善、传染病的防治等科学技术的提高，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与少子化等人口结构极为异常的新的社会问题。克隆人、基因图谱、生物医学、信息科学、纳米技术、环境保护、能源问题等科学技术的研究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景象，从而缩短了技能、产业、企业的变动周期，加速了竞争与优胜劣汰、胜败之间的不断交替。面对这样的现实，大多数人对于放肆性地宣扬“科学进步将会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观念开始出现怀疑与不安。
　　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科学技术的内部问题也是层出不穷，既出现了科学制度即不予进行市场评价所造成的普遍性问题，也存在了围绕评价本身而出现的科学技术自身的问题。科学技术研究的量的扩大导致了相互评价的官僚化，助长了大型研究课题的无责任化。科学技术的研究本身就是“向未知的挑战”，投资失败的责任究竟由谁来负责，确实存在着难以判断的一面。进而，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研究者们投入到这样的研究领域之中，给人类的整体性的世界观带来了误解，使一批具有单一技能的怪人登上科学的舞台。不仅如此，科研资金的支持团体从国家逐渐转向了市场，过去的科学研究理念即“公有制、普遍主义、从私利之中解放出来、系统性的怀疑主义”开始出现崩溃，取而代之的，则是专利、资金、下层经济基础、技术培养等制度走到了历史前台。这样一个事实，标志着科学技术乃是“对于人类社会整体的价值投入”这一理念的崩溃，从而改变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形象。
　　19世纪末作为制度而展现出来的科学技术，而后在国家主义的国民国家建设与冷战体制之中走上了不断扩大的道路。但是，到了经济、政治的环境发生剧变的现在，我们站在国家主义体制下来探讨科学技术的公共性已经是不可能了。在公共性开始脱离国家主义体制，走向多样化的今天，我们要站在新的公共哲学的视角，重新探讨与科学技术交织在一起，不断涌现出来的大量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公共哲学第8卷：科学技术与公共性》是对第26次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性”的讲演与发言的编辑，其目的即在于为此而提供广泛的问题意识，以期为解决它发挥出一定的贡献。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以漫长的19世纪为对象，创作了《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三部曲，描述了欧洲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市民、劳动者走上历史舞台，不断壮大，彼此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的一段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帝国的时代”落下帷幕，也使一系列矛盾急剧爆发，历史由此进入到了“短暂的20世纪”。20世纪是一个围绕这一系列矛盾发生变革的“极端的年代”，它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纳粹、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民族解放、冷战体制、越南战争、大量消费、环境破坏、苏联解体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确实是一个走向极端的年代。
　　首先，19世纪是科学技术从人民大众的心目中的神圣领域转向世俗领域的一个转换时期。国家主义（national）就是这个漫长的19世纪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而后出现的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使之进一步强化，走向了世界化。科学技术承担起了国家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建设之任务，它的公共性也就显著地体现于此。之所以会这样，其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在于科学技术对于旧体制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它不仅可以带来富国强兵的社会变革，而且也标志着人才与知识权威的新旧交替。因此，科学技术在国家建设的教育制度之中得到了优待与重视。
　　其次，科学技术被委以维持新出现的流动型社会结构之原动力的重要使命。它在被期以“破坏力”的同时，也被世人赋予了“构筑力”的属性。由此，科学技术扮演了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使人类脱离了“零和游戏”（zero-sum game）之规则，即避免人类陷入一方以革命或者斗争的形式来掠夺另一方之陷阱，体现为了站在人类社会之外，为人类社会带来富裕的“价值投资”。这样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所形成的科学技术的形象，毫无悬念地成为了超越阶级或者阶层，统合整个国民的目标。
　　最后，冷战体制决定了20世纪后半期的社会发展。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成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条件，原子能开发、火箭技术、雷达技术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安全与研究最前沿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之外，出现了一个投资科学研究的新契机。这一认识在冷战体制下得以拓展，它为科学的基础性研究——我们可以不必在意这一研究是否会带来收益——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环境。不仅如此，冷战体制的长期化不仅体现在了军事领域这一方面，而且也进一步加剧了知识权威之间的竞争。由此，科学技术的研究如同竞技体育一样，展现为一个履行新的“神圣”使命的国际主义者的行为。正如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体现出来的竞争一样，诺贝尔奖的角逐也成为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彼此竞争。
　　苏联解体为“短暂的20世纪”画上了一个句号，与此同时，20世纪的科学技术的诸多矛盾也开始走向表面化。由此，超越民族主义的国家体制的公共性究竟是什么，这样的课题研究开始浮现出来。
　　一方面，以丰富人类生活为目的的大量生产、大量的能源消耗、大量的输送、大量的废弃物等一系列人类的经营行为，使地球环境的负荷达到了一个可容忍的极限。医疗的普及、卫生条件的改善、传染病的防治等科学技术的提高，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激增、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与少子化等人口结构极为异常的新的社会问题。克隆人、基因图谱、生物医学、信息科学、纳米技术、环境保护、能源问题等科学技术的研究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景象，从而缩短了技能、产业、企业的变动周期，加速了竞争与优胜劣汰、胜败之间的不断交替。面对这样的现实，大多数人对于放肆性地宣扬“科学进步将会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观念开始出现怀疑与不安。
　　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科学技术的内部问题也是层出不穷，既出现了科学制度即不予进行市场评价所造成的普遍性问题，也存在了围绕评价本身而出现的科学技术自身的问题。科学技术研究的量的扩大导致了相互评价的官僚化，助长了大型研究课题的无责任化。科学技术的研究本身就是“向未知的挑战”，投资失败的责任究竟由谁来负责，确实存在着难以判断的一面。进而，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研究者们投入到这样的研究领域之中，给人类的整体性的世界观带来了误解，使一批具有单一技能的怪人登上科学的舞台。不仅如此，科研资金的支持团体从国家逐渐转向了市场，过去的科学研究理念即“公有制、普遍主义、从私利之中解放出来、系统性的怀疑主义”开始出现崩溃，取而代之的，则是专利、资金、下层经济基础、技术培养等制度走到了历史前台。这样一个事实，标志着科学技术乃是“对于人类社会整体的价值投入”这一理念的崩溃，从而改变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形象。
　　19世纪末作为制度而展现出来的科学技术，而后在国家主义的国民国家建设与冷战体制之中走上了不断扩大的道路。但是，到了经济、政治的环境发生剧变的现在，我们站在国家主义体制下来探讨科学技术的公共性已经是不可能了。在公共性开始脱离国家主义体制，走向多样化的今天，我们要站在新的公共哲学的视角，重新探讨与科学技术交织在一起，不断涌现出来的大量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书是对第26次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性”的讲演与发言的编辑，其目的即在于为此而提供广泛的问题意识，以期为解决它发挥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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