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的幸福
1956年，我七岁。
七岁的我感到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从外面玩回来，母亲见到我，哭了。母亲说：“你父亲死了。”
我一下蒙了。我已记不清当时的自己是什么反应，没有哭是肯定的。从那时我才知道，悲痛至极的人是哭不出来的。
父亲突发心脏病，倒在彭城陶瓷研究所他的工作岗位上。
母亲那年四十七岁。
母亲是个没有主意的家庭妇女，她不识字，她最大的活动范围就是从娘家到婆家，从婆家到娘家。临此大事，她只知道哭。当时母亲身边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三岁。弱息孤儿唯指父亲，今生机已绝，待哺何来！
我怕母亲一时想不开，走绝路，就时刻跟着她，为此甚至夜里不敢熟睡，半夜母亲只要稍有动静，我便哗的一下坐起来。这些，我从没对母亲说起过，母亲至死也不知道，她那些无数凄凉的不眠之夜，有多少是她的女儿暗中和她一起度过的。
人的长大是突然间的事。
经此变故，我稚嫩的肩开始分担家庭的忧愁。
就在这一年，我戴着一身重孝走进了北京方家胡同小学。
这是一所老学校，在有名的国子监南边，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曾经担任过校长。我进学校时，绝不知道什么老舍，我连当时的校长是谁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班主任马玉琴，是一个梳着短发的美丽女人。在课堂上，她常常给我们讲她的家，讲她的孩子大光、二光，这使她和我们一下子拉得很近。
在学校，我整天也不讲一句话，也不跟同学们玩，课间休息的时候就一个人或在教室里默默地坐着，或站在操场旁边望着天边发呆。同学们也不理我，开学两个月了，大家还叫不上我的名字。我最怕同学们谈论有关父亲的话题，只要谁一提到他爸爸如何如何，我的眼圈马上就会红。我的忧郁、孤独、敏感很快引起了马老师的注意。有一天课间操以后，她向我走来，我的不合群在这个班里可能是太明显了。
马老师靠在我的旁边低声问我：“你在给谁戴孝？”
我说：“父亲。”
马老师什么也没说，她把我搂进她的怀里。
我的脸紧紧贴着我的老师，我感觉到了由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温热和那好闻的气息。我想掉眼泪，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泪，我就强忍着，喉咙像堵了一大块棉花，只是抽搐，发哽。
老师什么也没有问，老师很体谅我。
一年级期末，我被评上了三好学生。
为了生活，母亲不得不进了家街道小厂糊纸盒，每月可以挣十八块钱，这就为我增添了一个任务，即每天下午放学后将三岁的妹妹从幼儿园接回家。有一天临到我做值日，扫完教室天已经很晚了，我匆匆赶到幼儿园，小班教室里已经没人了，我以为是母亲将她接走了，就心安理得地回家了。到家一看，门锁着，母亲加班，我才感觉到了不妙，赶紧转身朝幼儿园跑。从我们家到幼儿园足有公共汽车四站的路程，直跑得我两眼发黑，进了幼儿园差点没一头栽倒在地上。进了小班的门，我才看见坐在门背后的妹妹，她一个人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等我，阿姨把她交给了看门的老头，自己下班了，那个老头又把这事给忘了。看到孤单的小妹一个人害怕地缩在墙角，我为自己的粗心感到内疚，我说：“你为什么不使劲哭哇？”妹妹噙着眼泪说：“你会来接我的。”
那天我蹲下来，让妹妹趴到我的背上，我要背着她回家，我发誓不让她走一步路，以补偿我的过失。我背着她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妹妹几次要下来我都不允，这使她感到了较我更甚的不安，她开始讨好我，在我的背上为我唱她那天新学的儿歌，我还记得那儿歌：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跳呀跳呀一二一。
小熊小熊点点头呀，
小洋娃娃笑嘻嘻。
路灯亮了，天上有寒星在闪烁，胡同里没有一个人，有葱花炝锅的香味飘出。我背着妹妹一步一步地走，我们的影子映在路上，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两行清冷的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淌进嘴里，那味道又苦又涩。
妹妹还在奶声奶气地唱：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跳呀跳呀一二一……
是第几遍重复了，不知道。
那是为我而唱的，送给我的歌。
这首歌或许现在还在为孩子们所传唱，但我已听不得它，那欢快的旋律让我有种强装欢笑的误解，一听见它，我的心就会缩紧，就会发颤。
以后，到我值日的日子，我都感到紧张和恐惧，生怕把妹妹一个人又留在那空旷的教室。每每还没到下午下课，我就把笤帚抢在手里，拢在脚底下，以便一下课就能及时进入清理工作。有好几次，老师刚说完“下课”，班长的“起立”还没有出口，我的笤帚就已经挥动起来。
这天，做完值日马老师留下了我，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匆忙。当时我急得直发抖，要哭了，只会说：“晚了，晚了！”老师问什么晚了，我说：“接我妹妹晚了。”马老师说：“是这么回事呀，别着急，我用自行车把你带过去。”
那天，我是坐在马老师的车后座上去幼儿园的。
马老师免去了我放学后的值日，改为负责课间教室的地面清洁。
恩若救急，一芥千金。
我真想对老师从心底说一声谢谢！
是平平淡淡的生活，是太一般的小事，但于我却是一种心的感动，是一曲纯洁的生命乐章，是一片珍贵的温馨。忘不了，怎么能忘呢？
如今，我也到了老师当年的年龄，多少童年的往事都已淡化得如烟如缕，唯有零星碎片在记忆中闪光……
水下·房上
——童年拾趣
我们家有十四个孩子，七个男孩，七个女孩。我是第十三个，是倒数第二。但凡有孩子的人家儿都是疼大的，偏小的，倒霉的是中间的，我就是那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倒霉的中间的。叶家十四个孩子中只有两个人有小名，那就是我和七哥。七哥在男孩里头是老小，人称老七，又叫秃子，他比我大五岁。说他秃其实冤枉，他那满脑袋的乌黑卷发是孩子们中的独一份，再没谁能比得上，俊美的头发让人嫉妒，所以大家管他叫秃子。我的小名也不好听，叫“王八丫丫”，本来丫丫就够恶心了，却还要加上“王八”，这一切恐怕与我的执拗、矫情、爱胡搅蛮缠是很有关系的。据说河里的王八就是很拗的，它一旦咬上了什么就一定要一咬到底，除非听到驴叫，否则是绝不松嘴的。
人说，我的性情就跟王八一样，拗，拗得不招人待见。
我们家的孩子都很乖，都很文雅，都很懂规矩，就是我和秃子，不是省油的灯，大家将我们俩的关系比作狼与狈的关系，说我们俩坏得珠联璧合，坏得相得益彰，我妈只要看见我们俩在一块儿就提心吊胆，不知我们又在酝酿什么馊主意。有人提议把我们两个分开来养，即把其中一个送到亲戚家去，说这样可以让母亲省点儿心，但遭到母亲的拒绝。从这点上我体会到，母亲虽然烦我们，但她还是爱我们的。
我和秃子究竟干了些什么呢，看看下面的事您就明白了。
水中美世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东直门外有窑坑，就是烧窑后废弃的大深坑，坑里积满了水，可以游泳。那水初入很浅，突兀一脚就不见了底，常有戏水的孩子淹死在里面。窑坑是东城的母亲们谈之色变的所在，一听说谁家的孩子上窑坑了，脾气再好的妈妈也得给下水者一顿臭揍。秃子常带我到坑里去游泳，他把他的裤子脱下来，灌满了气，套在我脖子上给我当救生圈，然后他就自己扎他的猛子去了，再不管我。窑坑的水虽然浑浊但很凉爽，在里头泡着常有没掉尾巴的小蛤蟆和一种叫作野狗子的小鱼儿围着你钻来钻去，它们用小嘴顶我，顶得我直痒痒，抓它们也抓不着。胡同里的小三也要跟我们上窑坑，秃子不带，小三就把我们的行径向我妈告了密，我妈一听脸都吓白了，再不让我们出东直门。但我们是有腿的，她根本限制不了我们，往往利用她中午睡觉的空当，我和秃子就溜出去了，出了门除了把小三狠打一顿以外，接下来就是不带拐弯地直奔东直门外的窑坑了。
晚上回家，妈问干什么去了，秃子当然要说瞎话，我也跟着说，我说瞎话的本事都是跟他学的。我妈也不是那么好哄的，妈自有妈的招儿，她用指甲在我们皮肤上轻轻一刮，就一切真相大白。原来，下过水的皮肤一刮有白印儿，反之则无。我们身上白印儿豁然，瞎话立时被戳穿，于是每人的屁股上就结结实实地挨了几掸把子，好在我们俩都不在乎，我们脸上的皮比屁股厚。
有了刮印儿的检验，我们生出了反检验的策略，窑坑南边有服务学校，游完泳我们到学校的自来水管子底下猛冲一气，回家就什么印儿也没有了。后来秃子又知道服务学校的学生还义务给人理发，于是他每天冲完了凉水就坐到那大椅子上，让那些学生给他那狮子狗一样的脑袋吹风、抹油。我也不能例外，便让学生们给梳小辫，今天梳个小抓鬏，明天梳个螺丝转儿，样儿天天换，喜得我妈逢人就说：“这个秃子呀，真会带妹妹，看把丫丫的小辫梳得多精巧，连我都比不了。”可是，学生们并不满足只是吹风梳小辫，人家练的是理发，于是，动员之下我和秃子的脑袋不得不做出牺牲：他被人家推成了光葫芦，我去了小辫变成了一个汉奸一样的大中分。
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秃子，我成了不伦不类的假小子。
我们这一对宝手拉着手走进家门，让正吃饭的叶家人全体当时就喷了饭。我五姐不容分说，把我们俩拉到照相馆亲自和我们合影，照了一张绝妙的相片：
梳分头的我在中间兔儿爷一样地坐着，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赖相，秃子人模狗样地站着，不知又在想什么坏主意，那个主事又出钱的姐姐则受气包儿一样蹲着，护驾般地显出了小心翼翼的谦恭，这样的安排是我的意思。几十年后，五姐成了老太太，她看了这张照片说当时的我太霸道，使叶家的大小顺序整个颠倒了，在照相馆也使出了王八的本性，讨厌极了。
还是说窑坑的事吧。
我们的皮肤日益乌黑发亮，我妈纵然划不出印儿来也觉得有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老太太治人的招数真是绝得不能再绝了，她找出自己的图章，逢到午睡，就先在我和秃子身上盖满了“陈洁茹”，然后放我们出去随便跑，再不怕我们下水。
这下真把我们整住了，一个夏天，我和秃子身上都是红章累累，惨不忍睹。
后来我和秃子住到颐和园的三哥处，颐和园知春亭南有游泳场，我们正企图脱离鞍绊做入水蛟龙美梦的时候，我妈的图章也和我们同时到了三哥手里。
三哥秉承我妈的旨意，也往我们身上盖“陈洁茹”。不同的是，我妈是家庭妇女，时间宽裕，可以细细盖来，连我们的屁股蛋儿上都得一边一个“陈洁茹”。三哥则不然，三哥得上班，他没时间在我们身上花功夫，只在我们的脑门上匆匆盖上一排就走了。
我和秃子顶着一排红印坐在游泳场看别人游泳，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见我们谁乐，我们也很着急，因为我们下不了水。时间长了，秃子到底经不住水的诱惑，下了湖，他在水里始终仰着脑袋，几圈下来，头上红印依然，很经得住检验。于是我也学着他的样子，仰着脑袋游泳，久之，那脑袋竟进不了水了。
就是现在我游泳也是抬着脑袋，不但脑门，连头发都不带湿的。
房上大乾坤
有一段时间，我和秃子的活动范围不在地面而在半空中，在房上。
那时候北京还没这么多高楼，灰色的平房一片连着一片，脚也不挨地，有时能从这条胡同蹿到那条胡同去。上过房的孩子都知道，房顶的世界与平地绝不相同，妙不可言哪！我有一个叫刘箴的外甥，让他妈送来住姥姥家了，他来了就哭着闹着要走，死活不在我们家待，把我妈整得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花了不少零钱买好吃的哄他，怎么也哄不住。刘箴管我叫姨儿，管秃子叫舅舅，于是舅舅和姨儿就把小家伙弄上了房。上了房的外甥初时惊恐万状，趴在房脊上不敢动，像只大壁虎，后来在我和秃子的撺掇、鼓励下敢从北房转到南房了，后来又敢从套间跳过茅房骑到别人家的院墙上……没出三天，这孩子就让我们训练得在房上如走平地一般的利落了。在房上藏猫猫比在地上藏猫猫过瘾，无论是藏的还是找的，那份新奇，那份兴奋，那份出其不意，那份柳暗花明，都让人终生难忘。
一礼拜后我姐姐来接她儿子回家，原以为她儿子见了她，会热情地扑过来，尽诉离别之苦，孰料，她的儿子竟冷冷地在房上接见了她。她儿子居高临下猫一样地趴在房檐上，傲慢地跟他妈谈判：不回家，在姥姥家住完暑假再回去。问为何不回？答曰：回去是楼房，没意思。
我妈不让我和秃子上房，她怕我们从上头掉下来把腿整折了。我爸爸比我妈更会来实际的，他把我们家唯一的木梯子劈了，断了我们上房的路。好像天底下没有能难住秃子的事儿，他从堆房里找来个不用的高花架子，搁在茅房的矮墙边，攀着花架子只需三下就上了墙。上了墙就是上了房，下边的路快走就是了。我的个子小，攀不上那架子，得让秃子在上头拽才行，凭我一人的力气是上不去的。
秃子在房上爱满世界地胡窜，我则不然，我上房的时候要夹个破凉席，带一壶凉开水，捎几本小人书，在房顶的树荫下一躺，小凉风一吹，翻着小人书，那舒坦，甭提了！我妈对秃子上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倒不是纵容，是压根管不住，对我却看得很紧，她说一个姑娘家，老骑在房脊上算怎么档子事，将来出门子谁敢要哇。我没想过出门子的事，那离我毕竟太遥远。
那天，妈让我把房上的秃子叫下来，我就来到茅房的矮墙下大声喊他，秃子从房拐角探出头来问我有什么事，我当时不知怎的灵机一动说：“妈说让你把我也拉上去。”那天秃子有点儿缺心眼儿，他就没想想我妈会不会下这样的指示，听了我的话，秃子二话没说就把我拽上去了。我上去了，他却下来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了房顶上。我在上头待得很无聊，竟不知不觉睡着了。天快黑了，我妈找不着我，急了，以为我让拍花子的（一种专门拐卖小孩的集团）给拍去了。一家人都没吃饭，四处找，连西城的亲戚家都问过了。秃子也没头苍蝇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跟着瞎找，他压根忘了把我拉上房这件事。我爸爸跟我妈闹，说她连个孩子也看不住，我妈只是哭，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醒了，不知怎的，我就是不想暴露自己，就是不想言语，看着他们着急的样子，我甚至有些幸灾乐祸，我觉得很快活，因为这时候在这个家里所有的人都在想着我。我不再是个被人遗忘的、无足轻重的“王八丫丫”，我是叶家一个丢失了的大人物！
破例地，我那天从房上下来没挨打。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秃子已经退休了，每日为那些红盐白米伤神，为儿子们操心，再不是当年那个淘气的小男孩了。我每年都回北京，见到步履蹒跚的老哥哥拄着拐杖在藏满童年故事的旧宅里走来走去，一种亲切之情便油然而生。傍晚，西天晚霞凄艳，我和秃子站在院子里环视我们的家，房子虽然旧了，却依然高大，顶端竟与霞光相接。我看着两鬓斑白的秃子说：“当初真不知咱们是怎么上的房？”秃子笑笑，反问我：“要是今天让你再上坑里游泳，你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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