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反贪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_王春瑜_9787510836107

虽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贪污腐败如蚁啮柱，久而久之，柱朽如渣，华屋遂轰然倒塌。在君主专制时代，反贪斗争犹如“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开国之初狠抓反贪，中后期“寻租”之风愈演愈烈，到了执政末年则是民不聊生，始终无法走出轮回怪圈的尴尬。
本书共分为先朝、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元、明、清、中华民国等十个章节，概括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的反贪机制、反贪实践以及反贪启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总结历史各时期反贪斗争的经验，无疑对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十八大以后，高压反贪腐已然成为新常态，“老虎”纷纷落马，“苍蝇”频频坠地。政府的屡屡重拳举措，也促使整个社会对惩治和预防贪腐做进一步的思考。

两宋民谣中的颂廉反贪
民谣谚语，是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经验的高度总结与卓越智慧的长期积淀，有着极为丰富、深厚的内涵，是极富特色的传统民间文化的形式之一。它是普通老百姓口头创作的短篇韵文作品。其别名俗称很多，如“风谣”、“谚语”、“谣辞”、“民谣”、“百姓谣”等。
一个时代的民谣谚语，代表了当时广大民众的意志和情感，既能概括地反映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特色，又能典型地表现当地老百姓的好恶与褒贬，具有鲜明的个性、针对性与讽喻性。两宋时期的许多民间谣谚，就反映了人们对清官廉政的美好期望赞颂；同时也表现出入们对贪官污吏的严厉谴责与愤恨；而且有的还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控诉了贪赃者的罪恶，贪污行为的无耻；反映了广大民众遭受掠夺与勒索的痛苦和辛酸；从而，成为传统的反贪文化内容之一。
两宋时期的民间谣谚中，有大量的倡导廉洁、颂扬廉政的内容。宋人认为：往官之要，曰廉曰勤。岳飞更是直率地指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至于名相范仲淹，则其境界更高。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这些至理名言，后多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转化为歌谣民谚。
另外，当时还有劝廉、守廉的民谣。例如：世常羞贫贱，贫贱非我羞；人人为官莫敛财；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否则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些或诗或歌的民谣，代表了广大民众希望官场廉洁、官员廉正、不奢华、莫敛财的良好愿望。
据传，当时民歌谣谚中还广为流传着宋真宗写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诗歌中既有劝人勤学苦读的用意，也将读书、做官、发财之间的关系写得清楚明白。但不论怎么说，学而优则仕，总比不学无术、只顾投机钻营和贪赃枉法要好。因此，时人又唱道：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粟；但他们也深知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为官去贪污；且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
两宋时期，大量的民谣谚语表达了人们对贪官污吏的愤恨，尤其是对北宋末年童贯、蔡京、朱勔等人的切齿之恨。如贪官朱勔受宠，仅家奴即有百余人封官赐爵。其中受金带者至有数十人。当时民谣说：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以贪污勒索的钱财而换取的腰带到手后，又被高价转卖，从而大获其利。因此，人们对贪赃枉法之徒愤慨至极，认为“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有些诗歌民谚还揭露了贪官的罪恶与崇拜金钱的无耻嘴脸。南宋初，因大将张俊所领士兵自臀而下，文刺至足，故有“花腿军”之名。然而，这些花腿军成了他的私仆。他役使这些花腿搬运花石，在杭州为他修盖太平楼。当时民谣道：“张家寨里没由来，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不仅如此，他还派人到海外贸易，获利几十倍。于是，张俊成了当时的一大富翁，仅“岁收租米六十万缗”，而且“家多银，每以千两铸一毬，目为‘没奈何’”。但人皆怨之，把他叫做“钱眼内坐”，给他取了个“铁脸”的绰号。“铁脸”者，“无廉耻，不畏人”之谓也。
贪官污吏无耻，他们崇尚“欲得富，须胡做”之道。其中，王黼尤为突出，他公然把各种官职按不同等级定价出售。于是，人们为他编了顺口溜：三千索，直秘阁；五千贯，擢通判。以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甚至无官不贪。官吏贪污，实同盗贼，有时，贪官为害甚至倍过于贼。
在西夏的反贪文化中，同样有许多哲理性、思想性、文学性三者兼具的民谣谚语。如对贪官污吏追逐升官发财、贪婪成性、惟求享受的寄生生活抨击道：“又穿服，又贮财宝，不用借债；官爵已升，宫室已成，不缺用品”；“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这其中，既有控诉，也有讽刺，还有劝善戒恶民谣；世上正事三件：“畜牧、耕作和商贩；天下坏事三件：骗盗、贪索和赌钱”。
洪武时期的反贪风暴
元朝末年，贪污贿赂之风盛行，政府公开卖官鬻爵，大小官吏拼命搜括钱财，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朱元璋参加了起义，并领导农民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
明朝建立后，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许多开国功臣中孳生了居功自傲、贪图富贵的享乐主义思想。另外，在明朝官僚机构中有许多元朝归附的官吏，元末的贪污之风也被他们带到了官场中。因此，洪武初年的吏治较之元末并没有多大改善，各级官吏贪赃枉法，地方豪强横行无忌。在中央，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地方官吏，贪污秋粮190余万石，此外，他还侵吞了大量的金银和宝钞（折合成米达2200余万石）；兵部侍郎王志借勾捕逃军等事收受贿赂22万贯；宝钞提举司官员造钞690余万锭，隐匿143万余锭。连中央派往各地负责纠劾贪官的监察御史也借监察之名，疯狂贪污受贿。地方官吏的贪污受贿行为也丝毫不比中央官吏逊色，他们利用征收钱粮等机会肆意侵渔百姓，如浙西的州县官吏在收秋粮时，每收米一石，借各种名目额外索取达900文，比正税增加了近一倍。衙门的吏员也经常到村里骚扰掠夺百姓。
朱元璋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7岁时，父母和兄长相继死于灾荒饥疫，从此无依无靠，过着以乞讨为生、孤苦伶仃的生活。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使朱元璋深知民间疾苦和贪官污吏之危害，对劳动人民非常同情，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称帝后经常劝勉官吏体恤民情，力戒贪贿。朱元璋认为官吏廉洁与否关系到民心向背和国之存亡，元朝就是亡于贪官污吏，为此他立下了“杀尽贪官”的誓言，并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
第一，朱元璋颁布了许多劝勉官吏的文书和诰谕，如《祖训录》、《臣戒录》、《醒贪简要录》、《彰善瘅恶录》等。他还亲自组织编写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以下多总称《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大诰》三编选录了当时全国刑事案件中的官民事例，连同《大诰武臣》共236个条目，其中150个条目是属于惩治贪官污吏的，因此《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实际上就是以惩治贪污为主的案例汇编。朱元璋要求全体臣民户备一套《大诰》三编，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有《大诰》三编者减一等，没有者加一等。他还把《大明律》和《大诰》三编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并把它们列为科举考试内容。在朱元璋的倡导下，《大诰》三编风行全国，人人读之，人人讲之。另外，朱元璋还规定每县乃至村都要建“申明亭”，把贪官污吏的名字及其罪状列于其上，让人人皆知，以示警戒。
第二，重典惩贪。朱元璋认为，治乱世必须用重典，对贪官污吏尤其应当严惩。前面所说的《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就是重典惩贪思想的反映。《大诰》并不是法律条文和量刑标准，而是一种“法外之法”，把“法外用刑”合法化。《大诰》三编中的许多酷刑如族诛、凌迟、极刑、枭令、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等30余种都为《大明律》所未设。同一犯罪，尤其是贪污罪，《大诰》三编的处罚要比《大明律》大大加重了。朱元璋还创立了“剥皮实草”之刑，规定贪污60两银子以上者，砍头示众，并剥皮实草，将之挂于公座之旁，使官吏一见便触目惊心。
第三，对于贪官污吏，即便是功臣宗亲，朱元璋也一律严惩不贷。永嘉侯朱亮祖出镇广东时，收受贿赂、贪赃枉法，强迫番禺知县道同释放犯法的土豪和亲戚，并诬告道同致死。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将朱亮祖及其侄子朱暹依法处死。
第四，查办大案要案。最为有名的两桩大案是“空印案”和“郭桓案”。
当时按照规定，每年布政司和府、州、县衙都得派计吏到户部报告钱粮、军需等财政收支项目，经过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者，才准许报销。如果钱粮数字有分、毫、升合不拢，整个报销册便被驳回，重新填造。布政司离京师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千里上下，所以为了减少来回奔走的麻烦，上计吏习惯上都带有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如遇户部驳回则改填。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一情况，认为其中一定有贪污舞弊行为，决定严加查办，自尚书至守令皆被处死，其他被判处杖刑并发配边关者不计其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空印案”。“空印案”只是朱元璋怀疑其中有诈，未有贪污之确证，但预持空白文书，遇户部驳回即改填的做法毕竟不符合财政审查制度，无疑为贪污分子大开方便之门，久而久之，到户部核钱粮、军需之差也必定会成为贪污受贿的渊薮。因此“空印案”是朱元璋打击贪官污吏的重大举措。
继“空印案”之后，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又查处了一件侵吞秋粮的特大贪污案件——“郭桓案”。如前所述，郭桓利用职权贪污了大量秋粮以及金银和宝钞，折合米共达2400余万石。此案还牵连到户部其他官吏以及布政司的官吏和地方豪强。案发后，朱元璋下令“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追还赃款遍天下。
“空印案”和“郭桓案”共杀了八万人之多，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第五，在反贪运动中，朱元璋还规定百姓可以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即使没有文引（明代过关卡需要的凭证），关津也要放行，不得阻挡，有敢阻挡者，一律处死，而且株连九族。又鼓励人民加强对官吏的监督，规定如果地方官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百姓联名赴京告发。在朱元璋的号召下，常熟县陈寿六等三人把贪残害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面奏，朱元璋当即赏赐陈寿六钞30锭，三人衣服各两件，还免除了他们的杂役，并警告地方官吏：胆敢对陈寿六打击报复者，一律处死并株连九族。
第六，大力表彰廉吏。奖廉与惩贪是相辅相成的，也是反贪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朱元璋对此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大胆破格提拔著名的廉吏，如金华知县王兴宗以清正廉洁闻名，被提升为苏州知府，后又提升为河南布政使。朱元璋还亲自召见或旌表廉能卓异者，如洪武八年，因济宁知府方克勤为官清廉，所辖之地百姓富足，安居乐业，朱元璋乃亲自召见；嘉兴府布衣王升写信给其子平凉知县王轸，劝勉他“凡事须清心洁己，以廉自守”，“勿以富贵为念”，朱元璋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到王升家予以奖赏，还亲自撰写诏书旌表，并将王升的家信公布于全国，以树立典范。综观朱元璋的整个帝王生涯，一手抓惩贪，一手抓倡廉是他一贯的反贪措施。
朱元璋所进行的反贪运动，无论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用刑之酷及深入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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