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与文官：亲密的危险关系（圈子段子系列）_张嵚_9787550422865

明朝的君臣关系，不同于汉唐时代的君权神授，更不同于清代的高度独裁，一面是煞费苦心，通过巧妙的分权，杜绝了所有挑战颠覆皇权的行政隐患；另一面严刑峻法，确立了强硬的官员管理制度和最低的官员工资标准。这种奇特的治理制度反而促成了强大文官集团的诞生，成熟的明朝政治体制变成了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激烈碰撞的新模式，这种奇特的关系也把明朝带入了灭亡。本书深度解读了明朝帝王与官员两个不一样的群体如何对碰，细节还原丝丝入扣，胜败进退的细微之处发人深省。

用好这两个人，也许崇祯帝不会死

明朝历代诸帝中，崇祯帝是个后人最同情的可怜人：辛苦十七年，劳心劳力励精图治，却内外败绩不断，打击连连，百官更是昏聩无用，不是混事就是败事。到最后大厦将倾，北京沦陷，崇祯帝落得悲情上吊于煤山的下场。崇祯帝临终前撕心裂肺高呼一句“诸臣误我”。几个世纪以来，也总令后人心痛。

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祯帝呢？

要论崇祯帝最可恨之处，对照他悲情的命运，可能有些残酷。但一个事实却是崇祯帝与一个铁腕君主最大的差距，不是勤劳，而是用人。

他在位时期，曾经无比信用的臣子们，对照后来李自成占北京后的表现，绝大多数都十分不堪。最被他宠爱的内阁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一个被李自成查出贪赃，私吞的白银埋得家里满地窖都是，另一个主动卖身投靠，为了表忠心在农民军战士面前慷慨激昂，大骂崇祯帝无道，结果连打崇祯帝打了一辈子，素来暴虐的农民军大将刘宗敏都看不下去了，上来就是两个耳刮子：“崇祯帝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你竟这么说他！”

就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说，崇祯帝这辈子，真是瞎了眼。

要说他用过的人，一个好人没有，当然也不对。但更严重的情况是，即使遇到了靠谱的臣子，他也不会用。

至少有两个人，倘若他能用对，不会亡得那样快。

第一个人，便是卢象升。

崇祯帝知道这个人，还得从他在位第二年，皇太极首次破关南下，兵临北京说起。当时大明防线崩溃，各路援军畏缩不前，十九岁的青年皇帝第一次体会到心寒齿冷的痛苦。

却有一个年轻人，给他送来了春天般的温暖：不到三十岁的大名府知府卢象升，竟然在当地招募了一万多民团，千里迢迢到京城来勤王。面对凶悍的满洲八旗和烧杀劫掠的惨相，这群从未见过刀兵的民兵，以及那位相貌俊秀的知府，非但毫无惧色，反而群情激昂，多次积极请战，嗷嗷叫着要去玩命。至于卢知府本人，更屡次建言战事，对战局的分析和战略的制定，个个都丝丝入扣，事后对照，十分靠谱。

于是崇祯帝也记住了这个靠谱的人，记住了他的聪明、睿智、带兵有方，更重要的是他的热血与忠诚。

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中进士，先做户部主事，又做大名府知府。在崇祯二年（1629年）那场兵灾前，他的日子过得很普通，东林党众正盈朝时，大家都忙着巴结东林党，他偏不巴结。后来魏忠贤当权了，大家又忙着巴结阉党，他还不巴结。

别人闲着的时候喜欢看书、下棋、听戏，他闲着的时候喜欢骑马、射箭、练武；别人读的书，最多是四书五经，他最喜欢的一本，多年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却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然后就是崇祯二年，他彻底不普通了一把，后金军来了，别人要么缩头要么逃命，他招了一万人，雄赳赳气昂昂要上战场。

从这以后，不普通的卢象升，就走上了一条不普通的人生路。崇祯三年（1630年）卢象升升了官，提拔成负责练兵的昌平、大名、邢台三地练兵的参政。巧合的是，这三个地区，恰是当年戚继光蓟州招兵的地方。卢象升捧着戚继光的书，有样学样地摸索着干，外带自己一点发明创造。

到了崇祯六年（1633年），卢象升真练出了一支精锐来。这时明朝西北农民起义已经大起，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没完没了地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折腾。卢象升临危受命，先率军开赴山西，在山西冷水村大破农民军数万人。此战异常凶险，卢象升先率军破敌，将农民军逼至山崖，对方用冷箭射伤卢象升额头，卢象升不惧，抹着满脸血提刀带头冲锋，终把这股农民军击溃。此战得胜后，卢象升有了一个绰号“卢阎王”。这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被命名为“天雄军”。

天雄军之所以战斗力强，与卢象升对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研读不无关系，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发明。天雄军的士兵，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且相互之间多有亲属关系，凝聚力极强。与此同时，天雄军的中级军官，许多都是由富有战斗经验的文官担任，这些人无匪气、有血气，打起仗反而更勇猛，纪律性更?强。

当然如此凝聚力，也得益于卢象升本人的“带头作用”，每次打仗，他都是冲在最前面，另外军队有军规：冲锋时，军官要冲在士兵前面，军官落在士兵后面的，战后定斩不饶，真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上面这几条，几百年后几个湖南书生有样学样，打造出了一支深远影响近代中国史的铁血强兵：
湘军。

从崇祯六年起，卢象升率领他的天雄军，先战湖北旬阳六县，率孤军深入山谷绝地，九战九捷，消灭农民军马回回部数万人，继而又在崇祯八年（1635年）官升“五省总理”，节制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并被赐尚方宝剑。六个月后，卢象升在洛阳大破李自成，并一路追杀到滁州，与三十万农民军血战，经一天一夜战斗，再次打垮李自成，迫使李自成逃往陕西。短短三年间，卢象升大小百余战，先后击败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部，可谓大明朝的擎天柱石。

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是内忧外患，如此擎天柱石，自然是哪里有裂缝往哪里顶。内战的裂缝刚刚顶住，外战又来了。崇祯九年（1636年）一月，清军（此时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大举进攻宣府、大同地区，这两地自隆庆年间和蒙古封贡互市以来，已经“六十年不识兵革”，当地守将不敢接战，只是龟缩堡垒消极防守。二月，明王朝把正在与农民军血战的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之后两年，卢象升在当地整顿军队，修筑边防工事，将一直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天雄军带来，在当地吸纳精壮，扩军备战，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时，已有了两万人规模。他深信，这支彼时中原战场最精锐的军队，将是他匡扶天下的利器。

这段时间，崇祯帝对卢象升保持了推心置腹的信任，期间朝中不断有言官弹劾他，崇祯帝皆充耳不闻。特别是崇祯十年（1637年），卢象升的好友户部尚书侯旬（即戏剧家侯方域的父亲）获罪，刑部尚书郑三俊意图从宽发落，被大怒的崇祯帝连带陪绑。眼看两人性命不保，远在宣大的卢象升主动为二人说情，崇祯帝随即应允，将两人开释。这时期的崇祯帝，对卢象升是信任备至的，然而到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卢象升遭遇了崇祯帝最大的信任危机。

这年八月，清军再次集结八万大军，由多尔衮率领经蒙古草原绕道南下，进攻北京外围。九月二十二日，清军破密云，杀蓟辽总督吴阿衡，兵下通州，眼见北京城危在旦夕。卢象升火速驰援，临危受命被崇祯帝委任“总督天下兵”，赐尚方宝剑。彼时卢象升，手握宣大精骑、关宁铁骑等诸路劲旅，旌旗招展，与清军八旗相持。

深知责任重大的卢象升决定主动出击。九月三十日，卢象升进军保定，决定先打保定清军。是日深夜，卢象升发起夜袭，派三千精锐奇袭，战前下死命令“刀必见血，马必喘汗，人必带伤，违者斩”。战事爆发后，卢象升身先士卒，明军奋勇冲杀，清军反应不及，一度溃却。

当卢象升欲主动出击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的后续部队竟突然消失了。原来崇祯帝派来的监军太监高起潜竟擅自撤退，把率先冲阵的卢象升给“晒”了。还好明军死战，终从清营突围而出，但是伤亡过半。经此一战，保定清军稍却。可兵部尚书杨嗣昌却大肆渲染，指责卢象升擅自出战，以至大败。次日卢象升被崇祯帝下诏申斥，满腔杀敌之心，连遭冷水。

高起潜给卢象升捣乱，是因为人品问题。高起潜此人性情贪婪，是崇祯帝信任的“御马监总管”，出外监军时常大肆索贿，如洪承畴、邱禾嘉等人皆大笔贿赂，唯独卢象升不买账，自然结了梁子。

杨嗣昌整卢象升，是因为“路线问题”，彼时明朝内忧外患，杨嗣昌坚信“攘外必先安内”，主张与清军媾和。卢象升却不愿搀和，在驰援京城面见崇祯帝时，就曾以“臣只知带兵打仗”一句，讽刺杨嗣昌的求和政策，二人因此结怨。

崇祯帝本人也在战和之间犹豫不定。卷进这个漩涡，卢象升自然处处掣?肘。

保定之战后，崇祯帝求和之心大起，杨嗣昌又添油加醋，为不让卢象升给议和大事捣乱，崇祯帝一面命卢象升进兵巨鹿，一面将卢象升本部兵马尽数拆分。十一月，卢象升进抵巨鹿抗敌，身为“总督天下兵马”的他，手里竟然只剩下一万兵马，他的精锐天雄军大部以及原本应由他指挥的关宁铁骑，皆被高起潜扣着。

巨鹿地处要冲，是清军必争之地，见卢象升兵少，清军起初存轻视之心，多次发动进攻，都被卢象升奋力打退，整整一个月，清军竟数度攻巨鹿不克。这时杨嗣昌又添乱，将卢象升的士兵又调出五千归高起潜。十二月，多尔衮集中八万主力围攻巨鹿。开战之前，卢象升抱定必死之心，召集当地乡民哭泣说：“我等死在旦夕，不愿连累百姓遭兵。”

为免当地百姓生灵涂炭，卢象升决定主动进攻，向清军主力发起绝死攻击。百姓无不感动，纷纷捐出家中仅有口粮。十二月十五日，卢象升率部在蒿水桥与清军交战，八万清军将卢象升部重重包围，战斗从中午打到深夜，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清军终于全歼了卢象升部五千兵马，卢象升本人在杀了二十多名清军后，率仅有的二十余人冲向清军军阵，乱箭之中壮烈殉?国。

可恨的是，卢象升血战时，高起潜率领的数万精兵与他相隔五十里，却见死不救。卢象升殉国后，杨嗣昌还在拼命整他的黑材料，甚至逼迫巨鹿知府诬陷卢象升“畏敌怯战”，卢象升尸首被杨嗣昌扣押五十天不上报。卢象升死后，崇祯帝竟然两年多不给抚恤，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才给予追谥，可谓刻薄之极。崇祯帝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卢象升坚决主战，不合他的心思。一棵擎天柱石，虽是被清军杀死，不如说是被崇祯帝坑死。

卢象升的死，对明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在明末农民起义时期，卢象升是对农民军胜率最高的将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皆一度被他打得奄奄一息，他亲手打造的天雄军，即使在对阵满洲八旗时也毫不逊色。人品上，卢象升为官清廉，作战身先士卒，公平处事，凡事起带头作用，比如部队缺粮，他就带头断粮，部队打仗，他就带头冲锋。其人格魅力，就连许多嚣张跋扈的兵匪也格外敬服，比如关宁铁骑的悍将祖宽，镇压农民起义初期是个出了名的贪婪横暴的角色，洪承畴、杨嗣昌皆不能节制他，他唯独对卢象升服服帖帖。如此人物，竟无法在崇祯帝手下施展拳脚，晚清名臣左宗棠西征时，读到《卢象升传》，不禁感叹道：“如此际遇，诚为天下志
士恨。”

卢象升的殉难，好比一根擎天大柱轰然倒塌，但除了卢象升外，当时大明，还有另一根坚实柱子：孙传庭。

说到孙传庭，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说法：“传庭死，明朝亡”，他是大明朝最后的希望。

这个希望的破灭，其实是被崇祯帝自己掐灭的。

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和卢象升相似的是，史书上说他“性沉毅，多筹略”，是个性格内向多谋的人物。他也是在天启年间就入京为官，担任过吏部主事，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于是崇祯八年（1635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

而当时的他，面对的状况，甚至比卢象升早期还困难，此时的陕西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更严重的是，卢象升早期练兵，崇祯帝尚能保障物资军饷。到孙传庭这里，却穷得叮当响，最多只给十万两白银，其他要啥都没有。但孙传庭很淡定，只给朝廷提一个要求：不给钱我认了，但我要干什么，朝廷也
别管。

孙传庭要干的，其实就是俩事：筹饷、练兵。孙传庭到任后先通过强力手段，收回大量军屯土地，部队有了保障。然后孙传庭恩威并施，逼迫陕西当地的大户与富商分担军饷。孙传庭硬是从这些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身上，源源不断地敲出银子。上上下下的权贵，孙传庭也就得罪个遍。

但孙传庭却不怕，因为他手中也练出了一支强兵：秦军。比起卢象升有充足时间练兵，孙传庭干脆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当地民风尚武凶悍，战斗力本身不差，孙传庭到任后严明纪律，保障军饷，上上下下士气大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凶悍的秦兵，从饷银到粮食，大多都依靠孙传庭收回的军屯以及陕西当地富户的供应，极少让朝廷买单。

有了这样一支“性价比”极高的军队，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军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1638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八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帝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

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就这俩事，把杨嗣昌给惹怒了。

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帝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

就在孙传庭下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帝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

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一万多新招募的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帝地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帝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五十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

孙传庭的战死，让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军队和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不但是被瞎指挥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没有得到崇祯帝的追谥。孙传庭战败后，李自成轻易占领了陕西，继而东进夺取北京，灭亡了明王朝。

朱元璋做的这些事

从草根到帝王，明太祖朱元璋的奋斗史，堪称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励志的奇迹。

但是当他登基建国，正式完成这个奇迹后的很多年里，他却并不高兴，甚至时常忧愁，在登基的最初十二年，连每年的生日都不过。每到自己生日那天，他会一个人呆在深宫里发呆，躲着不见群臣。

以他后来给大臣们的诏书解释说：每到自己生日那天，他就会想起自己因贫困而死的父母亲人，于是悲伤万分，生日也就成了苦日。

但是从洪武十三年以后，朱元璋却一反常态，每年开始高高兴兴地过生日了。至于原因，同样以他诏书的话说：现在全国经济繁荣，民生安定，父母在天有灵也会高兴。所以生日自然变成了喜庆。

于是朱元璋忧愁的原因，也就清清楚楚：并非仅仅怀念故去的亲人，而是当时他越发感到，自己这个有史以来最奇迹的皇帝，很可能也是有史以来最倒霉的皇帝。

因为当时他面对的，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开国时最严峻的经济形势，堪称一穷二白，内忧外患，百业凋敝。

从那以后，从不服输的朱元璋，也用了三十年时间，完成了他人生里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奇迹：把一个经济残破凋敝的明王朝，缔造成一个国富民强的盛世——洪武盛世。

他怎么做的？

明朝开国有多穷

一般来说，但凡是一个经历过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最终完成统一的王朝，必然会面临因战乱而经济破败的局面。主要的困难，简单说就是四个字：人少！地荒！

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劳动力和土地，都是最重要的两件事：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有劳动力才能种地，有地种才能收农业税，有税收政府才能运转，王朝才能稳固。人若少，地就荒，地荒了，国家就麻烦。

以这两件事来讲，明朝开国面临的，是历代前所未有的大麻烦。

有多麻烦？就举几个地区为例：宋朝故都开封，按照地方官的奏报，土地大量荒芜，人口极度减少；山东首府济南，周边大量荒地，招人耕种都凑不起人；西北重镇河州，整个城池大多是废墟，里面尽是白骨堆积；荆州白水镇，元末还有几万人，此时全是一堆瓦砾，连人影都没有；瓷都景德镇，人口减少了九成，房屋大多毁弃，人烟稀少……

以上这些情景，绝非地方个例，相反却是当时中国，大江南北几乎司空见惯的事实：城池基本是废墟，农田大多是荒地，甚至到处是无人区，好些繁华的乡镇更完全成了一片
死城……

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原因有很多，元朝九十七年失败的统治，诸如乱发纸币等政策，几乎都是搜刮多、建设少。国家连年闹灾，元朝统治的最后二十五年，大规模的蝗灾就有十九次、大饥荒十五次、水旱灾五十九次，可谓天灾人祸齐集。十七年惨烈的元末农民战争，其战斗密集程度之高、过程之惨烈、波及范围之广，更是前所未有，仅百万人规模的城池攻防战，就有高邮之战、洪都之战、平江之战等多次，太多昔日繁华的城池，几乎都在战火中灰飞烟灭。至于战争范围，更是空前扩大，红巾军的北伐一直打到辽东，南方的福建等省更是内乱频频，而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俩枭雄争天下的主战场，更是传统经济区——长江流域。大江南北，几乎都给打烂了。

与之前几大封建王朝比，也可看出明朝当时局面有多难：唐朝开国，虽然也历经战乱，但唐之前的隋朝的丰厚的钱粮储备，还是成了后来唐王朝开国治天下的家底。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得到的，是一个历经后周两代帝王苦心经营、初具繁荣的国家，给北宋的繁荣打了底。元朝一统天下，先有忽必烈在北方的苦心建设，后又全盘接过南宋的富庶家当。要论开国的本钱，比明王朝此时更惨的，恐怕也只有两汉王朝了。

如果论经济条件说，两汉开国的局面都不比明朝好多少。无论西汉高祖刘邦，还是东汉世祖刘秀，开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发展，就连边境上匈奴闹得欢，也得打落门牙忍下这
口气。

但就这点说，明朝却比两汉还要难：两汉尚且还能忍一口气，求个和亲，争个和平环境。而明朝，却连这条都没得争。

朱元璋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大明王朝的统一战争并未真正结束。徐达、常遇春的北伐大军，还正在浴血奋战。一直到这年七月，明朝军队才攻克元大都，驱逐元王朝，随后又一路北进西讨，发动对元朝残部的征伐，相继收复山西、陕西、甘肃各省并招抚收服青藏。这期间双方在北方发动了多次十万人以上规模的大会战。一直到洪武五年（1372年），北方才暂时太平。南方一直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朝军队才平定云南，彻底扫平南方。然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朝收复辽东。换句话说，仅完成国家的统一战争，大明王朝就断断续续用了二十二年。更何况与元朝残余力量，即北元王朝的对峙，更是终朱元璋一生。

这就是明朝此时的困局，以一个经济凋敝的江山、没有和亲妥协的可能，却要在支撑长期战争的同时，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稳定。仅此一条，便是一个艰辛的任务。更何况开创盛世和奠定伟业，这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就这么一个难上加难的事，明朝却真办到了，三十年的苦心经营，明朝一边打仗一边搞建设，不但统一江山，横扫北元，更缔造了一个足以笑傲青史的“财富成就”：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王朝的耕地总数达到八百五十万顷，比宋朝的最高数据多三百多万顷，更是元朝最高数据的四倍。国家当年的税粮收入更高达三千二百万石，是元朝最高数据的三倍。全国的人口根据后世的估算，接近了六千七百万人，突破了此前中国历史的人口最高纪录。国家的财政储备，按照《明史·食货志》的记录，各个州县的府库都粮满仓，甚至存到“红腐不可食”。政府富得流油，老百姓生活又如何呢？这时期有民歌就可佐证：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

这个开国时期经济贫困，民生凋敝，内忧外患，战火不息的明王朝，历经三十年治理，成为一个国富民强，经济繁荣，生机勃勃的国家。这就是朱元璋缔造的大奇迹：洪武
盛世。

国家强力干预经济“洪武盛世”这个奇迹，朱元璋是怎么办到的？

历代封建王朝，打下天下后治理天下，方法基本一脉相承，简单说就是四个字：休养生息。

朱元璋休养生息相关的一些政策，和前朝一脉相承。明初的官派徭役极少，农业税和商业税都基本降到三十税一。朱元璋更是以身作则，自己的饭菜吃得简单，衣服穿得朴素，连出行的车马装饰，都用铜而不用金。如有官员给他进献奢侈品，不但二话不说砸了，还把送礼的人整个半死。如上种种，好些都成了流传至今的美谈。

但仅靠这些美谈，是很难突破明初困局的。明初经济困顿之深，就像一个遭受重创的伤者，如果要想恢复健康，休息和护理固然重要，强心针有时候更是必须的。

朱元璋以其精准的眼光和坚忍的胆略，为大明王朝的肌体打入了三支重要的强心针。

第一支强心针，也正是风险最大的一支，历史上称为“洪武大移民”。

“洪武大移民”，即明初开始的移民垦荒运动，也就是为解决明初各地地荒劳力少的难题，利用中央集权的行政能力，将人口稠密地区的农民，整体搬迁移民至人少地区
定居。

这办法并非朱元璋首创，但要和朱元璋的“洪武大移民”比，之前的历次移民运动，都可谓“小巫见大巫”。

朱元璋的“洪武大移民”，对象比较固定，主要是人口稠密的江西、江南、山西三地。但移民的目的地范围却极其广大：往东到辽东地区，往北一直到内蒙古地区，往西一直到甘肃地区，往南甚至一度到了云南南部地区，覆盖范围之广，可称历史之最。

至于移民的次数和规模，放在古代交通条件下，可以说庞大到恐怖。从明朝开国前，迁移苏州百姓到凤阳开荒算起，朱元璋在位时期，仅《明实录》和《明史》中记录的大规模移民的次数，就有十三次之多。前后迁移的人口，有数字可考的，加起来就有一百六十万之巨。甚至学者陈梧桐在其著作《明史十讲》里估算，真正的数字很可能突破三百万人。这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

移民的风险，一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国农民素来安土重迁，何况这么大规模的离乡背井，势必会有抵触。二是交通条件，古代的交通条件不方便，一路山高水长，一次迁移就意味着迎来一堆麻烦。中国古代史上，移民移出动乱甚至起义的，从来都不算少。

但强人毕竟是强人，朱元璋既然决心办，自然也有办法。首先是规划周详，洪武三年在河南设司农令，统筹移民事宜。然后是定福利标准，只要愿意搬家，不但免三年税粮，发优厚的路费和生活费，而且移到新地方后，能种多少地，就占多少地，种地的农具、种子、耕牛甚至头两年的粮食，全都由政府提供，条件极其优厚。

饶是这样优厚的条件，反对声还是四起，特别是当时的移民，大多家乡都在富庶的江南、山西地区，日子过得还可以，离乡背井往穷地方搬，换谁也难答应。但朱元璋也留有后手，不答应？强制搬迁！方法就是“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确切说，就是一家人里，老幼妇孺留下，青壮劳力搬家。按照一些野史的说法，当时的搬迁过程，移民们都是捆着走，上厕所才解开绳子，所谓“解手”就是这么来的。而移民迁走前，村村哭声震天，家家悲伤别离，景象极为凄惨。

后世很多史家说到这里，好些就开始诟病朱元璋，说这场史无前例的移民运动，给百姓带来惨重的苦难。但必须看到的是，持续三十年，前后十余次的移民运动，固然制造了无数家庭的分离。但如果细比一下，相较于中国历代几次重大的“政府性工程”，如秦长城、隋大运河之类，明朝这场规模更加空前的迁移运动，却未曾酿成类似前代的变乱，仅此一条，就足够值得后人正视。

一个后世正史都承认的事实是，在从头至尾的整个移民过程里，政府对于移民的待遇允诺，几乎每一条都完全兑现，税减了，路费发了，安家费有了，离乡背井的移民们，在全新的家园，获得了更多的土地，从此开始了新的拓荒。强人朱元璋治下的大明朝廷，以其高速的效率和强力的执行力，完成了这个空前的人口迁移。诸多原本荒芜的地区，获得了大量劳动力，经济开始高速回升。对于明朝经济的复苏乃至中国的人口版图布局，甚至缩小地方经济差距、促进民族融合，这事都影响深远。

但就明初的经济困局来说，这一支强心针，显然远远
不够。

于是朱元璋又紧接着打了第二支强心针，这支针按照现代的说法，叫公共设施建设。

比起“洪武大移民”百万人的迁移规模来，朱元璋的公共设施建设力度，也是同样强大。

但从操作难度说，这事同样不是闹着玩的，技术含量高、执行细节繁琐、风险性更大，最近的反面教材，就是元朝灭亡，所谓“石人一支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一个闪失就出了大事。

这件事的难度主要有三：一是财政实力；二是可行性，必须得抓最紧要的地方修；三是执行力，好政策得落实到位，所有细节都要抓。

而朱元璋的做法，套用老百姓的一句俗话，就是有多大的荷叶，包多大的粽子。

朱元璋的水利工程，从打天下的时候就开始修，早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就设置了专门负责水利的营田使。负责人就是其麾下的名将康茂才，从那以后打下一块地盘，就修一处水利，确保了辖区内的农业生产和军用供给。

等到明朝开国后，水利工程更成了朱元璋治国的头等要事，登基第一年就下诏：民间凡是有关于水利事务的奏疏，必须立刻奏报。但执行起来，却是循序渐进，开国的头几年，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生产相对富庶的江南和淮西地区，比如先于洪武元年（1368年），修和州水堰200多里（1里约等于500米，下同），五年后，又大修嘉兴、松江地区水利工程，动用民夫万人，不但疏通水路，更开上海胡家港1200多丈（1丈约等于3.33米，下同），打通海运要道。

随着明王朝在全国的统治日益稳固，明朝的水利工程项目更扩展到全国。包括广西、陕西、甘肃、浙江、福建、广东，都有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这却并不是盲目修，而是和此时明王朝诸如移民、屯田之类的大动作息息相关，哪里开荒种地，配套的水利工程立刻跟上，种到哪修到哪，生产和灌溉无缝对接。

而纵观整个朱元璋时期的水利工程，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工程质量高，修好的水利工程，确保使用几十年。二是工程量大，行动密集，终整个朱元璋执政时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一直没停，几乎上马一个项目，就耗用几万人的人力。三是次序循序渐进，以江南经济区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几乎散播到两京十三省，进度非常科学。

而朱元璋的苦心也没有白费，他在位时期，明朝的水利工程成果达到了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王朝修筑塘堰40987处，河流4 082处，堤坝5 048处，成就极其显著。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朱元璋对于这条主干道，态度极其慎重。洪武时代明朝的北方物资供应，还是以屯垦为主，海运补给为辅，这条南北大动脉的完全恢复，还是明成祖朱棣时期的事情了。

除了兴修水利外，朱元璋终其一生，还大力整治大明朝的公共交通，修治了连接各省的驿道，并设立了完备的驿道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这个翻修得焕然一新的江山也因此重新连成一片。

而打下这一支强心针的明王朝，效果更是立竿见影。交通的恢复与延伸，不但提升了政府行政的速率，更连通了工商业往来。水利工程的全面铺展，也为明初开始的垦荒热潮推波助澜。经济的复苏增长，从此开始加速。

决定性的第三针上面两支强心针之所以打得如此顺利，却与朱元璋打的第三针有关，这一针与其叫强心针，不妨说是活力针。

在很多史家眼里，“活力”二字，似乎与朱元璋不沾边。朱元璋一生都致力于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上废宰相制，强化特务统治，民生上虽说大搞社会福利，推广“公费医疗”（惠民药局）、“国家救济”（养济院）、“免费公墓”（漏泽园），但法令条律森严，细化到穿衣吃饭、装修盖房，处处都是规矩，一不留神就犯法。着实很没“活力”。

但为大明王朝，乃至中国古代史，注入新活力的，却是他在位时期，两道看似不起眼的诏书。

第一道诏书，载于《皇明诏令》中的《正礼仪风俗诏》，其中有话：“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礼行之。”意思是佃户见了自家的地主，无论年龄大小，要行小弟见兄长的礼节，如果双方是亲属，那么不论地主与佃户的身份关系，要行亲属的礼节。

第二道诏书，发布于明朝洪武十一年（1378年）五月，朱元璋给工部下诏，命令“在京工匠上工者，日给柴、米、盐、菜”。又规定“休工者停给，听其营生勿拘”。这两段诏书的意思连起来是：在京城服役的工匠们，在干活的，每天都要补助柴火米粮和油盐蔬菜，没有在干工作的，虽然不发这些东西，但他们也可以干别的营生，不要因此拘捕
他们。

两道诏书，第一道讲的是佃农见主人的礼仪，第二道讲的是工匠在京城干活的津贴。看似是不起眼的小事，然而放在封建社会看，却都是不简单的大事。因为这俩道诏书对应的，恰是之前元朝平民的两个底层制度：佃农制度与匠籍
制度。

先说佃农制度，也就是佃户和地主的关系问题。《元典章》里明文规定，地主和佃户之间，要行严格的主仆之礼，甚至地主如果打死了佃户，也不过是打板子赔钱了事（杖一百七十，征烧埋银五十两）。所以元朝统治九十多年，没有土地的佃农，基本上过的是非人的生活。

但朱元璋这样一改，情况就不一样了。原本是尊卑有别的主仆关系，这下成为“少事长”的兄弟关系，虽说还是地主高，但地位一下子拉平了。再想拿佃农当动物使唤，法律首先就不答应。

而且朱元璋也不仅搞形式，接下来还有内容。首先是地主如果打死了佃农，照样杀人偿命，打板子赔钱都没用。如果地主想要佃农替自己服劳役，得给佃农劳务费，法定价格是“须出米一石，资其费用”。拿着佃农当奴才，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的“好日子”，至此到头了。

第二道诏书的影响，同样极其深远，给工匠们发津贴，看似是小事，触动的却是之前元朝手工业的重要制度：匠籍制?度。

所谓匠籍制度，就是将全国的工匠们编订成专门户籍，入籍的工匠，便是匠户，一个工匠不入籍，就等于没活路，如果入了籍，不但一辈子干这营生，而且子子孙孙，世代都要干。

元朝实行匠籍制度，主要为了用工方便，要干个什么活，直接按匠籍抓人，干活的工匠，不但路费要自理，来京城干活的生活费要自备，而且干活也没酬劳，只有一些粗劣的食物，且绝不允许期间做别的营生糊口，抓到就是重罪，命运极其
凄惨。

洪武十一年的这份诏书，一切开始改变。给工匠们发津贴，数额虽不多，但日子总算好过。更重要的改变，却在八年后发生了：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王朝正式规定，各地匠户每三年上京服役一次，每次不超过三个月。这样一来，工匠们终于不需要常年从事低廉的劳役，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家的营生。又过了七年，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法令再次修订，工匠们按照工种的不同和路程的远近，重新编订服役时间，这些轮流服役的工匠，便被称为“轮班匠”。而在皇宫内府服役的工匠，更可按照工种每月领工钱。这一系列看似微不足道的演进，却堪称匠籍制度的重大突破。

说重大，因为这样的突破，不止在工匠们拿钱多了、自由度大了、服役期短了，最重要的是身份的演变。朱元璋之后，在明朝永乐年间，工匠们终于有了更大的自由，服役也有工钱拿，而且服役以外的时间，更可以自主从事营生。按照《明会典》里的话说，就是“自由趁做”，他们有了自由。

佃农提高了地位，工匠有了自由，这便是朱元璋执政中，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些原本被紧紧捆绑在元朝等级制度上的“草根”们，从此可以在新的王朝自由地舒展。佃农们可以挺起腰杆干活，工匠们更不止会被强迫劳动，反而有了更多创造的机会。

仅从两个事实，便可窥见这个成就的意义：第一，朱元璋在位三十年，农民开垦新荒地的数量，每年几乎都是滚雪球式增长。明朝建国的头十二年，即洪武元年（1368年）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朝的新垦荒地就达到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一顷，而洪武二十六年的耕地数目，更是洪武元年的四倍还多。中国古代史上再难找到第二个这样的农业腾飞奇迹。第二，明朝的手工业在经历了洪武时代的累积后，特别是诸如陶瓷、丝绸等行业，一反元朝时代的粗糙形象，重新焕发起灿烂的美丽。比如陶瓷业，洪武元年一片废墟的景德镇，到洪武晚期，已重新成为陶瓷重镇，制作工艺方面，永乐时期的锥拱、脱胎，宣德时期的镂空，这些明朝独创的新技术，今天依然闪烁着夺目的美丽。而这一切，毋庸置疑，正来自洪武时代不起眼的改变，激发起的强大活力。

明初的皇帝们很忙

明朝的皇帝，特别是中后期的皇帝，一个通用的评价，就是懒。一辈子躲在宫里极少上朝的，就有好几位。就好比一个人在单位里成天不坐办公室一样。而业余爱好玩出花样的，更有好几位。有会骑马打仗的（明武宗），会炼丹修道的（明世宗），会鉴定珠宝的（明穆宗），会干木匠活的（明熹宗）。以至于很多后世史家说到这里，无不痛心疾首，说明朝皇帝投错了胎，换个行业肯定是标兵，就是不会当皇上。

换个行业是否当标兵，这个不好说。但是否会当皇上，还是以事实说话，明朝皇帝会玩不假，但玩一辈子却还能保证国事稳定的也多。更重要的是，这些皇帝哪怕玩到脚抽筋，依然牢牢捏住大权。就冲这点说，这些爱玩的家伙，其实个个会当皇?上。

只是说到懒这条，如果明太祖朱元璋泉下有知，不知道会怎么想。儿孙这么懒，真不是他期望的那样。

但你可知道，明朝早期的几位皇帝，其实一直都很忙，因为朱元璋为明朝设计的，是一套中国古代空前独裁的君主专制体制。

首先是取消了中国有千年传统的宰相制度，六部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话说，就是皇帝既要坐朝，又要理政，从此政令通畅，上通下达。与此同时，在汉唐时代呼风唤雨的宦官集团，到了明朝也被严加限制，明朝宦官机构庞杂，部门之间相互掣肘牵制，同时朱元璋在宫门立铁牌，严禁宦官干政。

而地方藩镇割据的隐患，也被朱元璋剪除，地方行政权力一分为三，各省处理民事有布政使，处理司法工作有按察司，处理军事战事有指挥使，这就是明朝特色的地方“三司”制度，三司不相统属，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而最容易直接造成叛乱的兵权问题，也被朱元璋肢解。明朝的军队，实行的是卫所制度，也就是国家划拨土地给军队屯田，军队自己种地养活自己，不花国家钱粮，国家更能通过控制土地的方式，牢牢控制住士兵的饭碗。

同时在士兵的统属上，明朝的兵部，掌握着任命军官以及调动军队的权力，但是并不拥有对军队的直接管辖权。而明朝的军事机关五军都督府，拥有对军队的管辖权，但是却不具备人事权和调度权，这样双方相互牵制，谁也无法独立控制军队，只能老老实实对皇帝负责。

这一体制妙处多多，取消了宰相制度，前朝宰相专权欺负皇帝的事情不可能上演；设立三司制度，前朝藩镇割据乃至脱离中央的事情也不可能上演；禁止宦官干政，前朝宦官专权甚至操纵皇帝废立的事情同样不可能上演；肢解了军队的指挥权与管辖权，前朝权臣专兵，叛乱中央的事情更不可能上演。如此一来，所有可能的实权部门，权力都被朱元璋一拆再拆，整个官僚体制相互制约，谁也不能独大，所有的实权官员，都只能老老实实对皇帝负责，谁也不能越过皇帝自行其是，也就谁都不能威胁到老朱家的家天下。

但真正做上了皇帝才会发现，大权独揽的日子，其实是不好过的，就好比是现代社会里，一个人早晨起来刚睁开眼睛，甚至还在睡梦中，电话就开始想个不停，每天有成百上千个电话打进来，都要向你请示工作，且不说工作怎么处理，就是听汇报的频率，就能把人听到头大。

明朝的前几代皇帝，特别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永乐皇帝朱棣，都是这样的工作狂。照《明实录》里朱元璋自己的话说，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直到日头偏西的时候才回宫，而且就是睡觉的时候，他也经常失眠，经常思考国事的时候，猛地就醒了，醒了就披衣起床，把白天需要处理的国事写下来，上班后一件一件地落实。甚至吃饭的时候，猛然想起什么事情，也随手找个纸条写下来，然后贴在自己的衣服上，相当多的时候，当朱元璋召见大臣的时候，大臣会惊讶地发现，他的衣服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纸条，全是国家大事。

《明实录》里曾经做了这样的统计：朱元璋曾经在连续八天里，处理各种奏折一千六百件。每一本奏折他都认真批阅，而且还总结主要内容，从一千六百件奏折里，一共提炼总结出三千二百件所言之事。明朝奏折的格式，一份奏折如果要单独成章，至少要有一千字。

也就是说，朱元璋八天里，总共看了至少一百六十万字，平均到每天少说二十万字。而且这不是蜻蜓点水般地快速浏览，而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推敲，总结思考，并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工作强度，好比今天一个高考生，每天要做总篇幅多达二十万字的阅读理解题，而且必须保证，每一道题都不能出错，所有的答卷必须百分之百正确。

考生做错了题，最严重的后果只不过扣几分，朱元璋如果批错了奏折，后果会更严重。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话说，一念之差，耽误的就可能是万千黎明苍生，所以百官言事中的每一句话，他都要慎之又慎地查看。

永乐皇帝朱棣的工作方式，有明确的时间表——每天早晨四更起床，吃过早餐后，要先在上朝之前，抓紧要把当天准备处理的国事，预先在脑子里过一遍。然后开始早朝，按照《大明会典》的记录，明朝的早朝开始时间，相当于今天的凌晨五点钟，起个大早的朱棣，在早朝结束之后，就要着手处理国事，批阅各类奏章，他每天批阅奏章，往往都要到深夜，经常要到凌晨才睡。

这样算来，每天他的睡眠时间，也就只有不到六个小时。而且朱棣规定，一旦有紧急军国大事，哪怕自己在熟睡，也要立刻把他叫醒，否则就要论罪。这样的折腾，也让朱棣深感其苦。朱棣最后一次北征蒙古草原的时候，路上设宴款待群臣，席间颇为感慨地说：我自登上皇位以来，每天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而皇帝的辛苦，也是做了皇帝之后才深有体会啊。

即使是明朝第一工作狂朱元璋，对于这番辛苦，其实也是深有体会的。各类史料记录了朱元璋的一个趣事，就是一位叫茹太苏的大臣给他上奏折，奏折写了万字，到第五千字的时候才切入正题。气得朱元璋命人把茹太苏一顿暴打。事后朱元璋宽慰茹太苏，并向他诉苦说：你以为我愿意打你啊，你五百字就能说清楚的事情，非要写个上万字，我做皇帝容易吗？要整天看你这种奏折我哪受得了啊！

连朱元璋都有受不了的时候，其他的皇帝自不用说。到了朱棣执政时期，就设立了“文渊阁”，开始协助皇帝处理国事，文渊阁里的官员，就是五品大学士。之后，这个原本以皇帝秘书身份设立的新机构，地位日益扶摇直上，成了明朝实际意义上的“宰相”。而随着明朝这一内阁制度的确立，为了强化皇权，从明宣宗朱瞻基开始，又逐步加强宦官的权力，也就造就了后人津津乐道的明朝“宦官专权”现象。

从此，文官的内阁权力、宦官的权力，以及两者之上的皇权，就成了明朝最高权力的铁三角。而早期朱元璋苦心创立的专制体系，因此也有了新的效用。在内阁制度以及宦官司礼监制度日益成熟的情况下，原本分权的明朝行政体系，从此有了更好的整合。这个原先离了皇权就玩不转的体制，在司礼监加内阁的双轨制操控下，可以实现有条不紊的
运转。

如此一来，明朝的皇帝就轻松下来了，要给国家大事拿出处理意见，不必再像朱元璋时代一样，天不亮就起床批奏折，只需要授意内阁草拟处理意见就好，要同意处理意见，只要司礼监盖章，即所谓的批红就好。做皇帝的，只需要听汇报点个头，国家就能正常运转下去。

史料上总津津乐道，明朝某某皇帝多少年不上朝云云，然而不容争议的事实是，即使是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依然可以有效地掌控群臣，并且实现朝局的正常运转，其制度上的根由正在于此。

明朝这套高度专制、皇权极其强化的体制，随着之后历代帝王的修正，在表面不更改“祖制”的幌子下，只在关键部位做出精到的调整，最终改变了其原本的意义：原本是想让皇帝变得很忙，结果却让皇帝变得很闲。

建文帝竟要明朝回归奴隶社会

明朝历代帝王，即便算上最后那几位常年风雨飘摇、被清军追得无处可跑的南明帝王。唯一一位执政生涯里被半路叛乱篡权成功的，也只有明惠帝朱允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建文?帝。

对于这位悲剧皇帝，明朝当时很多臣子百姓，哪怕面对胜利者朱棣的高压，依然对他表达了深切缅怀。除了被朱棣事后残酷清算，遭到暴虐灭族的齐泰、方孝孺等重臣外，还有如礼部右侍郎黄观和翰林修撰黄英这样，在朱棣篡位登基的前夜傲然自尽，留绝命诗表达忠诚。特别是黄观，他的殉难，在民间传说里同样被传成神话。他与妻子投水而死的地方，被传说成“血影石”，据说每到阴雨天英魂就在石头上显灵。对这样“大逆不道”的传言，明朝政府也一直宽容，从未禁止。

一些籍籍无名的草根小卒，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忠诚：朱棣军中的小兵储福，拒绝接受出征任务，在朱棣登基后绝食而死。金川卫看门小兵龚诩，朱棣打下南京后就大哭外逃，宁可回家也不为大明效力，明朝官员多次请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他从永乐年间起一直种田到善终，当地官民对他十分尊重，敬称他“安节先生”。

如此深切缅怀，最重要原因，是建文帝代表了正统皇帝，法统自然得到尊重。但同样也有另一个原因：悲剧的建文帝，登基后的许多表现，也给了臣民们期待。他出名的仁慈感动了许多臣子，而他不顾朱元璋的“祖制”，强力推行的“建文新政”，好些内容更是开一代新风，也被胜利者朱棣继承了
下来。

下落不明且获得深切缅怀的建文帝朱允炆，在民间文艺中，也总被善良的作者，安排好美满的结局。武侠片《永乐英雄儿女》里，朱允炆不但平安活到满头白发，还修炼成江湖老大，更和晚年朱棣化解恩怨，亲切会面。在那场热情攀谈中，借朱棣之口，编剧向朱允炆提出了一个观众朋友十分关心的问题：倘若没有靖难之役，你平安当皇帝，能不能当得比我（朱棣）好！

是啊，假如朱棣没造反，朱允炆能否当个好皇帝？

朱允炆的能力一个皇帝的成功，各种因素有很多，但关键一条，就是个人能力。

皇帝的能力是什么？朱元璋认为是四个字：仁明果决。确切地说，就是仁慈、明白、果敢、决断。

朱元璋就是这四条能力的集大成者，而且以这四个字为标准，努力培养接班人。最早培养的是太子朱标。培养过程更煞费苦心：组建了最强的教师团队，包括徐达、李善长、刘伯温、宋濂，几乎囊括当时大明朝军事、政治、文化的所有精英。朱元璋还整合充足教育资源，专门建了“大本堂”（皇家图书馆）。教育太子朱标的过程更严格：除了要太子认真读书外，还要召集臣子开研讨会；太子要广泛实习，不是下基层考察，就是列席参加国事会议，后来还要帮朱元璋批奏折，并且还要拿出独立意见来。

朱元璋本人的考核更严格，经常和儿子讨论治国得失。有时候为考验儿子，甚至故意抬杠。一件案子怎么判、一桩国事怎么处理，故意和儿子别扭，鼓励儿子和自己争。他们好几次闹得父子红脸，相关官员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到抓狂。

但这样的苦心没白费。朱标一直照着朱元璋期待的样子成长：性格宽厚，为人仁慈，做事有担当，认定正确便不动摇，遇到不同意见，哪怕朱元璋发飙也敢争，是个外柔内刚的
典型。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茁壮成长的朱标却突然英年早逝。而后经过一番权衡，其子朱允炆成了皇太孙。虽然这娃年纪小、长得难看。但朱元璋有信心，照着他爹的培养流程再来一遍，管保出品明君。

但这一培养，就差大了：先是教学团队不同。比起徐达、李善长、刘伯温、宋濂四位大神级人物，朱允炆摊上的老师，包括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号称“读书人种子”，品质堪称模范，但不论是徐达啸傲沙场的能耐，还是李善长事无巨细处理妥帖的本事，或是刘伯温运筹帷幄的智慧，或是宋濂学富五车的博学，这几位都差得远，更遑论教人。

朱元璋本人的考察也有问题，虽然跟对儿子一样，也教育孙子学习处理国事。但身为爷爷“隔辈亲”，对孙儿一向慈祥无比，就是狠不起来。而且啥事都是手把手教，基本没让他放手做过，等于一直带着朱允炆走路。

如果拿种树比教育，朱标这棵“树”可谓营养（教师资源）充足，过程（培养方式）得当，堪称科学栽培的典范。至于朱允炆，看似过程一样，但营养水平就差个档次，更一直窝在温室里，直到朱元璋驾崩，还是棵没经过风雨的小苗。

最关键一条，却是朱允炆本人的性格差距。

朱允炆和父亲朱标比，好些地方很相同，比如对老师很敬重、对长辈很孝顺、对臣子很宽厚，都是大臣最盼望的仁君类型。但骨子里的东西就差远了，朱标外表仁慈，内心却坚定刚强，换成朱允炆，这条恰恰相反，内心总比外表还软。先天差距摆在这，后天教育又不给力。于是“仁明果决”四字要求，朱允炆最多也就第一条沾边，其他三条完全不靠边。

等到继位称帝，对决朱棣，这能力的差距，便暴露无遗。不客气地说，朱允炆输给朱棣，除了朱棣能耐强外，也实在是因为朱允炆太?弱。

十分弱的一条，就是朱允炆的犹豫。朱允炆登基后朱棣进京，是可以扣押朱棣的机会，朱允炆犹豫着没做，后来朱棣又派俩儿子进京，可以软禁两位世子挟制朱棣，朱允炆还是犹豫着没做。多少次可以提前扼杀靖难之役的机会，就在朱允炆的犹豫中错过了。

比犹豫更弱的，却是朱允炆的用人。说到这条，好些后人都埋怨朱元璋，说老朱杀功臣杀了大半辈子，人才全杀光了，闹得朱棣造反的时候，亲孙子朱允炆无人可用。

但这埋怨，真是冤枉了朱元璋。被朱元璋杀掉的功臣，大多数不是骄横不法，就是贪赃枉法。真正老老实实尽忠保国的，比如李文忠、徐达、汤和都是善终。而且好多人忽略的是，朱元璋留给朱允炆的，是一个文武人才济济的强大团队。

这团队有多强大？就说留下的开国功臣，郭英和耿炳文都是明朝开国战争中的大神级人物，一个能攻一个能守。水平比朱棣强不强不好说，但配上朝廷强大的军事资源，打起仗来只强不弱。徐达的儿子徐辉祖，同样是继承其父能耐的军事人才。文官里更有强人，卓敬就是眼光卓越的战略家，当初朱允炆要削藩，他提出不要硬削，可以用养老的名义，把朱棣从边境藩镇迁到内地，既不伤和气又解除他武装。朱允炆觉得太麻烦，果断表示不干。他不干，但朱棣干，后来朱棣造反成功，也要削藩，就照着卓敬的法子来，北部边境手握重兵的各路藩王，均被不动声色地轻松全削平。

这么多的牛人，朱允炆不是不用，就是用不好。朱棣刚开始造反，朱允炆先派了耿炳文出战，刚把朱棣打得叫苦连天，朱允炆却嫌打得慢，果断换上传说中的名将李景隆，然后战局果断逆转，几十万人被朱棣的十几万人打得溃不成军。最后朱棣兵临南京，也是这李景隆吃里扒外打开城门，提前把朱允炆出?卖了。

而朱允炆身边最依赖的几位文臣，比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出名的有学问却也出名的蠢，当初削藩的时候，这几位放着实力强大的朱棣不削，专挑没实力的乱削，既惹了众怒，还给了朱棣充足的战争准备时间。后来战争开打，更是败笔连连，齐泰身为主管军事的官员，朱允炆问他战略规划，他回答说：我们是天子之师堂堂正正，不用规划也能赢。黄子澄推荐了草包李景隆，本来还是相持的战局立刻一败涂地。这样几位只适合文化工作，军国大事眼高手低的角色，朱允炆却从头信任到尾。若不是三人最后壮烈殉难，真和朱棣派来潜伏的差
不多。

而比起用人水平来，朱允炆最可怕的素质，却是不分时机地瞎指挥。

削藩的时候，主次不明。要对朱棣动手，没做好准备就下狠手，反而被朱棣反戈一击。后来开打后，没打几下就临阵换帅，任由草包李景隆败事。后来朱棣决死一扑，率军长驱直入长江，好在明军反应迅速，在徐辉祖等人的指挥下，顺利将朱棣合围。可偏偏朱允炆又瞎指挥，下令前线军队撤回保卫南京，最后一次可以全歼朱棣的机会，就这样被无情地错过了。而后朱棣死里逃生，攻克南京，大局再难挽回。

就能力说，朱允炆唯一值得表扬的，就是仁慈。开打前反复叮嘱，前线将士千万不能伤害叔叔朱棣。几次朱棣吃了大亏的仗，如果没这叮嘱保护，十条命都搭上了。是朱允炆的仁慈与愚蠢，最后成就了永乐大帝的霸业。

传说中很美好的建文新政能力有问题的建文帝朱允炆，如果说人生还有什么亮色的话。那就是在与叔叔掐架的三年里，他一直不遗余力，在做一项勇敢的改革：建文新政。

所谓建文新政，就是对朱元璋执政三十年时期，一些过激弊政的强力纠正。虽然这项改革运动给了朱棣“破坏祖制”的口实，但在当时很多人眼里还是深得人心。具体说来，确实有几件好事。

首先是朱允炆本人以身作则，改变朱元璋苛刻臣下的作风，对大臣十分宽厚，鼓励臣子直言进谏，每次召对都如沐春风般温馨。满朝文武从此心情放松，工作起来轻松愉快。

然后就是一些政策调整，最让群臣欢迎的，就是平反朱元璋在位时期的各类冤假错案，赦免大批正在服刑的官员。朱允炆在位三年干的决心最大、成果也最大的，也正是这条。在他的皇恩浩荡下，建文年间监狱里的犯人，竟比洪武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二。

这条说是好事也不为过，但朱允炆干的决心太大，手段却太温柔，蒙冤的大臣们重见天日了，好些罪有应得的贪污犯也逃出生天了。比如有个叫刘观的，洪武年间因贪腐下狱，朱允炆上台后就给其平反。从此顺利洗白，继续官运亨通，终于进化成明朝宣德年间名满天下的巨贪。

与之对应的，是抬高文官们的地位，六部的尚书都成了正一品，坚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条本身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但关键看谁来做，以朱允炆的用人眼光，重用的文官都是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这些人，人称“秀才朝廷”。这群秀才学问高能，治国却是低能，外加又是他们把持大权，秀才选秀才，上上下下都是秀才，真正能治国安邦的人才，比如前面提到的卓敬等人，基本都被边缘化了。靖难之役三年里，朱允炆败笔迭出，秀才朝廷为此做出了极大“贡献”。而朱允炆朝中好些不入流的干部，却都被朱棣重用，最典型的，便是后来支撑起永乐盛世财政大局的杰出经济学家夏元吉。

除此之外还有减税，大规模削减江南赋税。这条老百姓最得利，可也要看时机。前方打得如火如荼，“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朱允炆在后方搞减税，减到最后只能派人四处跑出去筹集粮草。面对朱棣的最大优势——战争资源，却被朱允炆自废武功。

除了上面这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事之外，建文新政，还有一件让后人看起来很惊悚的事：恢复奴隶制王朝周朝的政治经济制度。

这事按照当时官方说法讲，叫恢复“周礼”。首先是在方孝孺的建议下，参考《周礼》的规定，重新定官名，把好些官职的名称，都改成周朝的叫法。以至于后人研究这段史料，看到当时明朝臣子的官职称呼，都难免一头雾水，还以为穿越到周朝了。

而比起一头雾水来，下面的事更叫人一头冷汗：朱允炆竟还准备恢复周朝的井田制。这事他不但多次召集臣子讨论，还引起了倡导者方孝孺与其他大臣的吵架。而且据一些笔记说法，朱允炆甚至打算在打败朱棣后，就全国推广这个美好的土地制?度。

如果参考历史的话，自从周朝灭亡后，历代封建王朝里，上一个积极恢复井田制，力图把中国带回到奴隶制王朝的“伟大人物”，便是新朝的王莽。而王莽的下场，是国破身灭。

放在十五世纪的大明朝，资本主义萌芽都开始生长了，却要往井田制开倒车，后果可想而知。就这个意义说，朱棣逆袭成功，真心是件好事。

明宣宗缔造盛世

明朝历代帝王里，在位时间第二短的，当属朱棣的儿子，登基仅八个月就英年早逝的明仁宗朱高炽。

这位皇帝比较出名的，就是他的仁慈：赦免了大批永乐时代获罪的“建文遗臣”，包括方孝孺等殉难臣子们的幸存家属，都重新落实政策安排抚恤；多次拨出专款专粮，给平民百姓发补贴。朱高炽执掌天下八个月，好事做了一箩筐，确实当得起一个“仁”字。

《明史》给朱高炽的称赞尤其高，甚至大胆假设说，如果他能够多活几年，必然开创一个超越历代的伟大盛世。那些史官们之所以敢这么写，当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因为，一个大明王朝的黄金时代，确是由他亲手开启：仁宣之治。

说“仁宣之治”超越历史，最重要的一条是这是明朝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期，明王朝完成了治国模式的一次完美升级。之后两个多世纪里，明王朝的政治经济运转，更都在“仁宣之治”确立的轨道上前行。

开启这个变革时代的，是英年早逝的明仁宗，而真正完成这个业绩的，却是他的长子：继承帝业的明宣宗朱瞻基。

天子崭露头角

明宣宗朱瞻基的出生很有意思，他生于洪武三十年（1398年），当夜还是燕王的祖父朱棣忽做一梦，梦见明太祖朱元璋赐予他大圭。朱棣正在梦中乐呵着，小朱瞻基呱呱坠地了，乐醒的朱棣连忙去瞧孙子，越看越喜欢，当场称赞说：“这孩子就是大明朝的福分啊！”

从此以后，对这个孙儿，朱棣一直疼爱有加。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十三岁的朱瞻基被册立为皇太孙，成为大明王朝再一代合法继承人。太子尚健在就指定太孙，明朝历史上，这是唯一一次。

从此以后，对朱瞻基的成长，朱棣便操碎了心，除了学业要求外，好些教育项目，朱棣还亲力亲为，手把手带孙子锻炼。早先还是带着孙儿时常外出游猎，后来干脆将孙儿带上战场，一起陪着打仗。而朱瞻基也没让祖父失望，学业进步极快，而且武功练得好，文化水平同样高，诗词写得好，还精通书法绘画，典型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但真正令祖父朱棣感到欣慰的，却是朱瞻基十六岁那年的一件事。正是这件事令朱棣认定，这个他一直给予厚望的孙儿，果然没有变成啃书本的呆子，相反已初具独当一面的
才能。

这件事发生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著名的忽兰失温战役期间。

当时朱棣御驾亲征瓦剌，也命已是皇太孙的朱瞻基随行，继而忽兰失温血战，明军一举击溃敌军，孰料一个不留神，督战的朱瞻基遭瓦剌反扑，居然深陷重围，险些给抓了俘虏。

而年轻的朱瞻基，第一次体现出过人的能力，临阵毫不慌乱，反而镇定指挥，从容周旋，终于等来了援兵，有惊无险地脱?困。

在朱棣眼里，孙儿朱瞻基的这番表现，与这场胜利有着同样意义：这个十六岁的孩子，在祖父面前完美表现了过人胆气与卓越能力。多年的苦心培育，已然开花结果。

而在常年的宫廷斗争中，朱瞻基的另一样本事，也同样悄然升级：权谋心机。要说他这本事的形成，却是实战锻炼：拜永乐年间的争太子风波所赐。

自从父亲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后，朱瞻基的几位叔父就没一天消停过，尤其是二叔朱高煦，最张狂的时候，甚至还当众羞辱朱高炽，行为极其恶劣。

对于这些凶险的考验，朱高炽是老实人，一度给吓出毛病。一次朱棣听信朱高煦谗言，张榜申斥朱高炽，吓得朱高炽立刻卧病不起。就是在这样的凶险环境下，年轻的朱瞻基常挺身而出，用行动保护父亲。

最著名的一个事件，发生在一次祭陵时，当时朱瞻基陪父亲一道，与叔叔朱高煦去祭陵。朱高炽天生残疾，走路一瘸一拐，朱高煦看了就在旁边嘲笑说：“前人蹉跌，后人知警。”这话说得特缺德，既笑话朱高炽，又暗含警告：大哥你留神点，摔倒了可有弟弟我呢。

但没想到，朱瞻基不紧不慢回了一句：“更有后人知警也。”这话说得更有水平：叔叔你不用管闲事了，我爹倒了还有我，照样没你什么事。朱高煦闻言当场大惊！

这个侄儿，比大哥更难惹！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病故于北征归途上，明仁宗朱高炽顺利即位，谁知不到八个月，明仁宗英年早逝，局面骤然再变。受封乐安且手握重兵的朱高煦，终于露出了獠牙：老爹的反不敢造，大哥的反没来得及造，侄儿的反，说什么也要造！

自从洪熙元年（1425年）七月，朱瞻基登基后，朱高煦就一直找茬，先狮子大开口，不断向朝廷要封赏，同时招兵买马，准备作乱。然而朱瞻基的反应却出人意料地软弱，基本是叔叔要什么，他就给什么，甚至还亲笔写信，大力表扬这位气焰熏天的叔叔。

眼看朱瞻基越发软弱，朱高煦反而更来劲，到了宣德元年（1426年），朱高煦更闹出大动静：派部下枚青入京，游说名将英国公张辅，企图起兵作乱，谁知张辅不傻，立刻将枚青绑了检举揭发。这下双方摊牌，朱高煦大张旗鼓，发檄文传天下，借口朱瞻基身边的文臣夏元吉等人是“奸臣”，声称要“清君侧”，公然发动叛乱。全照着他爹朱棣“靖难”的样子?学。

原来朱瞻基之前的软弱，是给叔叔设个圈套，目的就是放线钓鱼。是年八月，朱瞻基御驾亲征，亲率大军讨伐朱高煦，结果大军包围朱高煦老窝乐安，还没开几炮，朱高煦就全军哗变，吓得朱高煦穿一身白衣服，慌不迭地跑出来请罪。一场看似阵仗大的叛乱，就这样被轻松平定了。

平叛成功后的朱瞻基，后续事务更处理得聪明，只重办了六百多人，其他几万将士大多被赦免。而一直和朱高煦有勾结的赵王朱高燧慌忙投诚。朱瞻基也宽大处理，除了削掉赵王兵权外，并未废除王号。如此一来，人心大定。自己作死的汉王朱高煦，先被朱瞻基囚禁，谁知他还继续作死，竟在朱瞻基探视的时候耍横，气得朱瞻基忍无可忍，终于把他处死。

而对朱瞻基来说，这场轻松平定的叛乱，更好似一个特殊的舞台：二十八岁的年轻皇帝，完美地表演了一番自己的心机手段，整治了旧敌，更展现了威风。料理完这个麻烦，就该放手治国了。

反贪大风暴比起太爷爷朱元璋来，朱瞻基运气好太多，接盘过来的，是一个国力强盛，四夷宾服的好家业。

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南方的交趾战争，从永乐年间起，总是平定完了再打，来来回回折腾多次。朱瞻基上台后二话不说，果断从安南撤军，允许安南建国，成为大明属国。这事办得对不对，到今天依然有争议。但事实却是，当时明朝迁都北京，战略重点也在南方，安南战事牵扯大批军队军费，实在拖不起了。朱瞻基的抉择从当时看，可以说是当断则断。

而且就当时的明朝来说，有一个更凶恶的敌人，其实比安南的战事甚至比北方的蒙古部落侵扰还要可怕：腐败。

明宣宗年间的腐败问题，严重程度不在于贪了多少钱，而是贪腐的重灾区，竟变成了朱元璋苦心设立的反贪部门：都察?院。

明太祖朱元璋，深恨贪污腐败，为此设立了都察院制度。都察院的御史们，官职极小、权力极大，七品的芝麻官，在中央可以弹劾重臣，在地方更可督查官吏。反起腐败来，素来简洁高效。

但日久天长，这制度就出了问题：御史们可以查百官，可是没人来查御史，贪官们也渐渐摸清了门道，一开始还是贪官收买御史，后来竟发展成御史朝官员索贿，风气越发恶劣。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身为都察院的一号人物，到朱瞻基在位时，已经贪到尽人皆知的地步。这人收贿赂还极讲学问，自己不出面，全由儿子刘福代理，他这儿子除了替老爹收钱外，还包揽词讼，是京城出名的“腐败经纪人”，爷俩一对活宝。

明朝的吏治状况，自然迅速恶化。当时京城的大小酒楼，生意都特别热闹，公款吃喝极其普及，宴会整夜不停，大小官员招妓做乐，甚至竞相攀比奢华，歪风邪气全国刮。就拿一度闹得焦头烂额的安南战事说，安南叛乱者“权署安南国事”黎利的深情回忆：倘若明朝派到交趾的官员，人人都能清廉，我又怎么会造反呢。

于是忍够了的朱瞻基，决定下狠手了，和早先治朱高煦一样，这次还是引蛇出洞。宣德三年六月，借故贬刘观去督察河道，风声一放出来，各路御史为了邀功，纷纷上奏弹劾，这下朱瞻基顺水推舟，立刻逮捕刘观父子，然后数罪并罚，判了充军辽东。这个明朝永乐末至宣德初年的最大巨贪，就此倒台。

接替刘观职务的，就是清官顾佐。事实证明朱瞻基很会看人，这位新任的顾大人，既是著名清官，更是著名狠官，行政恪尽职守，为人孤僻自傲，平日里除了工作往来外，从不和同僚交流，官场绰号“顾独坐”，堪称官场独行侠。独行侠出马，立刻横扫一片：不到一年，就撤了四十三个御史，又选拔增补了多名清廉干才，烂透了的都察院，就此生机焕发，再度撑起反腐重任。

都察院靠谱了，紧接着官场大震荡，大批铁面御史们积极活动，不出几年，明王朝吏治一片清明。这事的好效果，朱瞻基本人也得意，一次更给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夸耀说：“当年要是不重办刘观，官场风气哪能这么好？”

但即使这样，明宣宗还是不敢怠慢，又在制度上做了个修正：都察院选拔御史，以后要由都察院定名单，写明其具体事迹，然后交付吏部审核，一旦御史出问题，推荐人和审核人，都要一道办罪。这样一来，吏部和都察院之间，既要互相盯，出事又要连带陪绑，御史的准入标准，一下严格起来。

经济大改革明宣宗重手整顿贪腐，目的不仅仅是整人，而是因为此时表面富庶的明朝，经济危机却也浮出水面。

这事说到底，还是明朝的货币制度闹的。明初的货币制度，是铜钱与纸币（大明宝钞）并行，但纸币贬值太快，经常性通货膨胀从朱元璋在位时期就发生，一直到宣德年间，通货膨胀越发厉害。还有欠税问题，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一是由于江南地区税重，二是迁都北京后，运输成本增长，百姓负担加重，所以自从永乐末期开始，就经常性欠税。

当年朱元璋对付这个问题，方法是简单粗暴，但凡物价涨了，就认定是地方官有贪腐，立刻就砍一群人。闹得好些官员，一听说东西涨价了，竟吓得要上吊。

可杀来办去，就是杀不下物价。朱瞻基不杀人，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倚重了一位经济学牛人：明初杰出经济学家夏元吉。

作为永乐年间的财政大管家，夏元吉的本事自然不凡，若不是他在后方精打细算，也撑不起永乐大帝七下西洋五征漠北的风光大业。而这次面对越发严重的物价问题，夏元吉也再出狠手：一是把食盐价格和宝钞挂钩，用盐作为纸币的准备金。二是多回收宝钞，少发宝钞。三是配合反腐败，官员每受贿一两银子，则罚一万贯宝钞。这第三招有学问，明朝当时禁用金银货币，这样一罚，等于是把宝钞价格和金银挂钩。三招齐下，物价果然稳定。

而比起通货膨胀问题来，欠税问题却更难办。这事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朱元璋当年愤恨江南人民支持张士诚，设立了重税制度。但这条“祖制”却轻易碰不得，碰了是死罪，不碰则解决不了问题，进退两难。

这个难办的问题，并非夏元吉亲自解决，稳定物价的事，已耗尽了他人生最后的能量，他于宣德五年（1430年）过世，然而在此之前，他却已经物色到了一位解决这个问题的人选：周?忱。

在这之前，周忱可谓默默无闻，他永乐二年（1404年）就中了进士，但这以后，仕途就一片黯淡，虽然也做到了刑部员外郎的职务，却一直毫无建树。

没建树的直接原因，是有人压他，而这人便是夏元吉。这倒并非两人有过节，相反夏元吉深知周忱的才干，但每当周忱有升迁机会，全被夏元吉破坏掉了，理由也是一致：这个职务太平常，根本无法发挥周忱的才干。如此一来，光阴蹉跎，直到宣德年间，周忱的官职还是原地踏步。

作为老成谋国的能臣，之前的这一切，其实也是夏元吉对周忱的考验。当看到周忱一如既往，毫无抱怨后，夏元吉终于确认：他，就是解决欠税这个大难题的不二人选。

宣德五年（1430年），经夏元吉以及大学士杨荣的举荐，周忱获任江南巡抚，开始直面这一挑战。周忱一开始就出师不利，到任后想尽办法，但毫无成效，当地豪强大户还趁机作梗，外加天公不作美，江南闹水灾，经过一番折腾，周忱反而落下了个绰号：“周白地”。

但周忱心态好，听了绰号也不急，反而自嘲说：今天叫我周白地，来年我叫谷满地。可见周忱信心十足。接下来果然如此，经过失败的周忱，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虽然祖制不能动，但具体细节可以灵活掌握。老百姓的赋税，先前分为两块，一是应交田赋，二是运输费，也就是“损耗”，田赋既然不能减，那就在损耗上做文章，有钱的多交，没钱的少交，这样负担大大减轻，税收效率也得以提高。这个著名的法令，就是“平米法”。

这样一调整，效果果然大好，不出几年，江南地区的欠税全面交清。而后周忱再接再厉，又在正统年间，首创了“金花银”制度，也就是把应交的粮食，部分折合成银两征收，这个重要的改变，后来更变身成一个重大的改革：“一条鞭法”。

这几项改革一推广，江南的局面立刻不一样了，老百姓负担减轻，国家税收增长，周忱更从税粮中拿出多余部分，设立了“济农仓”。在周忱任上，“济农仓”遍布江南大地，不但用于赈济救灾，甚至商业贸易、创业信贷，都可从中告贷。在当时的明朝，这些“济农仓”更有一重大作用：几次明王朝遭遇重大变故，以至钱粮短缺时，基本都是从江南“济农仓”调钱粮补充，特别是后来的土木堡惨败后，正是江南的钱粮输送，帮助明朝打赢那场卫国战争。周忱，也真正兑现了他到任的承诺：江南大地，已是一派家家户户粮满仓的繁荣景象。

周忱能办成这事，还是和本事有关，他不但眼光准，管理水平更是高，最有名的一个绝招，就是会筹算。特别是每次运送钱粮时，哪天刮风下雨，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一次有官员谎称江面遇风暴翻船，企图私吞税粮，周忱立刻驳斥，说那天那地方是晴天，哪来的大风？周忱的办事更是高效，《明史》说他“素乐易”，也就是擅长用最简洁方法，解决最复杂问题。这位能臣在宣德五年（1430年）担任江南巡抚，任职长达二十年，是整个明朝历史上，在一地任职时间最久的巡抚。

也同样是在宣德年间起，“巡抚”这一早期的临时性官职，也日益常态化，成为诸多省份的固定职务。地方行政的事权因而统一，办事也日益高效起来。

内阁的进化仁宣之治的另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大明朝的内阁制度。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朱棣设立了文渊阁，里面那些跑腿的“大学士”，虽然品级只有五品，干的也是秘书活，其实却开始担起丞相的职责。大明朝的内阁制度，从此开始建立。

到了明宣宗在位时期，内阁制度最重要的两个演变，则在他手里完成。一是“置僚属”，朱瞻基在内阁增设了两个机构：诰敕房与制敕房，而且皆设“中书舍人”。这就意味着，原先只是秘书身份的大学士们，这下也有了自己的秘书班子，而且这些秘书班子的人选，都由大学士们选定，连执掌人事权的吏部也无权干涉。内阁的实力大大增强。而更重要的一个变革，则是内阁有了“票拟权”。也就是国家大事，再也不是皇帝亲力亲为，相关奏折送过来，主要由内阁成员拿出批复意见，并拟定草稿送皇帝审阅，即“票拟”。这样一来，实力强大的内阁，实权彻底压倒六部，成为整个政府运转的发动机。

当然在宣德年间，“票拟权”并非内阁专有，像夏元吉、蹇义这些六部尚书们，也时常参与票拟。内阁真正垄断票拟权，还是在明宣宗过世后，当时即位的明英宗朱祁镇年幼，外加蹇义等六部老臣早已作古，内阁才真正成为“票拟”的专有?者。

而在明宣宗执政时期，明朝的内阁，也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团队，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三杨”内阁。“三杨”，即杨荣、杨溥、杨士奇三位重臣。宣德年间的内阁大学士里，早期的黄淮年老退休，一度入阁的张瑛与陈山表现太差，没多久就被调走，十年里始终操持国家运转的，就是这
三位。

而就才能来说，“三杨”每一位单独拿出来论，未必是明代大臣里最强的，但组合在一起，却极其互补：杨士奇为人宽厚，善于调处关系，而且精通谋划，属于三人里的核心人物；杨溥学问精深，操守清廉，为人低调，办事认真，是三人中的行政干才；杨荣则多谋善断，精通军务。“三杨”论处理国家大事，着实各有一套本领。

这三位重臣，论脾气秉性，其实一度也不和谐，比如杨荣这人恃才傲物，还常收贿赂，甚至多次出言中伤杨士奇。但明宣宗有水平，多次想法调处三人关系，外加杨士奇此人很会来事，擅长调和矛盾，因此总体来说，国家大事方面，三人还算团结，好些难题面前，更是通力合作。换句话说，仁宣之治的十年，首先来自这三人的齐心协力。

明朝盛世粉墨登场就帝王心术而言，明宣宗的统治方式，也和前几代帝王大不相同：他本人就以“敬礼大臣”著称，而更大的进步是自“仁宣之治”开始，明王朝立下规矩，除了谋反等大罪外，其他一切罪过，禁止实行连坐法令，死刑等重刑的审核也更加严格，大明王朝的司法，真正开始文明化。

而在处理群臣关系上，明宣宗更匠心独运，他常用的办法就是写诗。明宣宗喜欢把各种国家大事的观点，整理成相关诗文，臣子们不但要学习领会，更要对诗唱和，如此诗文往来，明朝早期诗歌的一大流派：台阁体诗，也因此进入繁荣期。明朝立国后长期紧张到恐怖的君臣关系，更从此其乐融融。

而且作为一个帝王，明宣宗更有极其亲民的一面，早年祖父培育他时，就常带他访问农家，而在登基为帝后，这也成了他的习惯。明宣宗甚至还多次微服私访，探访农家艰辛。明宣宗也因此出台诸多惠民政策。老百姓的负担，也得以减轻，国家经济迅猛发展。

而在这诸多艰难的变革转型中，大明王朝的综合国力也蒸蒸日上。明朝的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政府储备增加，仅福建一个丁州府的存粮，竟然足够当地官军支用百年，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更从南方推广向北。更骄人的成就是手工业，比如纺织行业，明初的时候，就连江南这样的纺织中心，也只是城里才有纺织行业，而到了宣德年间，却扩展到乡镇，比如吴江县这些县城里，都有乡民从事纺织行业。陶瓷业也更发达，著名的“青花瓷”正是宣德年间出产，而且瓷器产业重镇除了传统的景德镇外，更向大江南北扩展。冶炼业的进步更惊人：宣德年间的冶铁最高产量达到了永乐年间的六倍。

也正是伴随着生产的进步，明朝的工商业更加繁荣：大江南北各色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宣德年间仅新增的商业税收入，就比永乐年间多出五倍。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蓬勃上涨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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