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于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之外，还需要一种自我教育；修养、品位、兴趣、爱好，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 读书是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径。 以读书进行自我教育可以始于中学、大学乃至人生任何阶段。 《插花地册子》所记录的，就是一个通过读书完成自我教育的实例。 对于嗜好读书的人来说，这是一部关于书的《随园食单》。
增订版序
记得当年《插花地册子》面世后，有书评云，对嗜好读书的人来说，这是一部“关于书的《随园食单》”。我很感谢论者此番揄扬，但也知晓所言太过夸张；而且话说回来，我的本意并不是在开书目上。实话实说我也没有这个本事。书目只能显示——或暴露——开列者的水平，当然附庸风雅者除外。真有资格开书目的，读书必须足够多，足够广，而且自具标准，又无所偏私，更不能先入为主。我读书则如这书中所述，在范围和次序上都有很大欠缺，迄今难以弥补。所记下的只是一己多年间胡乱读书所留下的零散印象，别人愿意参考亦无不可，但若视为一份推荐书目则难免误人子弟了。——顺便讲一句，我另外的几本书也有被误读之虞：《神拳考》不是讲述历史，《惜别》不是私人回忆录，《周作人传》不是“传记文学”。
我曾说，我这个人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如果这能算件事的话。这话讲了将近二十年了，之后这段时间仍然如此。关于读书我写过不少东西，但很少谈到读书的好处，特别是对我自己的好处。这里不妨总括地说一下。回顾平生，我在文、史、哲方面的一点知识，从学校教育中获益甚少，更多的还是自己东一本书西一本书读来的。说来未必一定是相关学科的书，也包括各种闲书如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在内。以此为基础，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对于历史、社会、人生的看法，以及养成一应兴趣、爱好、品位等。将我具体的人生经验及见识与书上所讲的相对照，有如得到良师益友的点拨，人生不复暗自摸索，书也不白读了。假如当初我不读这些书，也许会成为另外一个人；正因为读了这些书，我才是现在这样的人。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教育，而《插花地册子》所记录的就是这一过程。
当然，具体说起这码事儿来并没有那么简单。村上春树在《无比芜杂的心情》中写道：“书这东西，根据年龄或阅读环境的不同，评价一般会微妙地发生变化。??在这样的推移中，我们或许可以读出自己精神的成长与变化来。就是说，将精神定点置于外部，测算这定点与自己的距离变化，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确定自己的所在之地。这也是坚持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之一。”对我来说，有的书的好处当下就感受到了，有的书的好处却要过很久才能领会，有的书的意义仅仅在于引导我去读相关的、比它更为重要的书，也有的书昔曾视若珍宝，今却弃如敝履。此亦如与人来往，有的一度密切，继而疏远，乃至陌如路人；有的则属交友不慎，后来幡然悔悟。不破不立，读书不违此理。
某地曾举办一项名为“三十年三十本书”的活动，要求报出曾影响过自己的书单，我亦在被征集者之列，在附言中强调说，影响了“我们”的书，不一定影响了“我”。就我个人而言，多少年来读书有个基本目的，就是想让“我”与“我们”在一定程度和方向上区分开来。“我们”爱读的书，说来我读得很少。在思想方面，我不想受到“我们”所受到的影响，或者说我不想受到“我们”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之为一种自我教育，正是对于规范化和同质化的反动。人与人之间无非大同小异，但正是这点小异，决定了是“我”而不是“他”，尤其不是“我们”。话说至此，可以再来解释一下当初何以要起这个书名。“插花地”就是“飞地”，查《现代汉语词典》，飞地，“①指位居甲省（县）而行政上隶属于乙省（县）的土地。②指甲国境内的隶属乙国的领土。”用在这里是个精神概念，其意庶几近于所谓“异己”。
将读书作为一种自我教育，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实在是无奈之举。当年假如不进行这种自我教育，恐怕就谈不上真正受到教育了。以后的人情况容或有所变化，但这一环节大概也不能够完全欠缺。虽然具体内容是不可能照样复制的，前面说到，影响别人的书未必能影响我，同样，影响我的书也未必能影响别人。所以书目还得自己来拟，书也还得自己来读。然而即如前面所云，别人愿意参考亦无不可。这也就是我不揣冒昧，将这本谫陋的小书再度交付出版的缘由。
二○一五年十一月八日
原序
我应承下这个题目，整整拖了一年不曾动笔。实在是写起来很不容易。原因有二，其一是要写自己的事情。我一向认为世间什么都可以谈谈，惟独自己的事情除外，因为容易搞得“像煞有介事”。记得有一回和朋友谈起，文艺复兴的流弊之一就是人们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而几百年来欧洲以至世界上的乱子多由此而生。看清楚这一点，大概可以引为鉴戒，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觉得这未免可笑，也很可怜。再说读者多半是不相识的，凭什么不先请教一句想听与否，就把你那点儿鸡毛蒜皮的事情说个喋喋不休呢。天下事怕的是自己饶有兴致，而别人索然无味。话说到此，似乎牵扯到意义了，殊不知这是最难确定的，把有意义的看成无意义，因而不说，倒还无所谓，顶多只是遗漏，而古往今来遗漏的事情多了，最终一起归于寂灭而已；麻烦的是把无意义的看成有意义，岂不成了一桩笑话了。废话说了许多，终于还是要写，并不是自己又有新的想法，也不是一向视为无意义的忽然变废为宝了，道理其实只有一个：既然说过要写，那就写罢。只是有些太个人化的事情可以忽略不提，而且知道即便写下来也没有什么价值，那就不妨换个态度，至少无须装腔作势了。好有一比是明知自家摊儿上只有萝卜白菜，就用不着像卖山珍海味似的起劲吆喝了。当然有会做买卖的，能把萝卜白菜吆喝出山珍海味的价儿来，可惜我没有这个本事，而且总归还是心虚，不如尽量藏拙为幸。
其二是要写童年的记忆。查《现代汉语词典》，“童年”是指“儿童时期，幼年”。这大概是说年龄，真要如此我可就写不出什么来了，因为我在那个岁数差不多没有记忆。有个办法是混水摸鱼，把后来的事情偷偷儿地移到前面去；但是我却不打算这么干，因为这颇有写小说的意思，那样的话倒不如另替主人公取个名字，索性胡编一气呢，兴许有点儿意思也未可知。这回照旧是实话实说，跟我十年来写文章的路数一样。但如果换个衡量的尺度，比如说经验，知识，或者思想，大概直到现在“童年”也还没有过去呢，这样似乎就可以打一点儿马虎眼了。此外，即使童年只是时间概念，记忆却是绵延一贯的，很难掐头去尾单单截取那么一段儿，而不牵扯到此后的想法和行事。也就是说，童年只是因，后边还有果（或者没有，好比一朵谎花，开过算是完事），我把这个因果关系写出来，大概和“童年记忆”的本义也不太离谱罢。说来这些都是找辙而已，可是人若不给自己找辙，又能干得成什么事情呢。反正勉强拿得出手的就是这些了。
话虽是这么说，赶到要动笔了，还是觉得有些为难。前些天和朋友聊天，我说现在无论谁都是几岁上小学，几岁上中学，几岁上大学，恐怕难得有早慧者，更别提什么天才了。这话原本与自己无关，可是现在要写这篇东西，觉得似乎除了一笔流水账以外，也没有什么好交待的。话说到这里忽然想到，从前写过《如逝如歌》，其实是一部自传。从一九八七年写起，到一九九三年才算完成，在此之前凡是自个儿觉得有点感触的东西大多写在里面了，倒不如拿这个来顶账呢。只是因为是诗的形式，又用了梦窗碧山一路笔法，未免有些晦涩，现在要写也只好给它写本事。但是人生经历讲起来也就是点到为止，话说多了反而没意思。末了想起从前写过一段话：“我这个人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如果这能算是一件事的话。”那么就以这个为主来谈谈罢。虽然十年间以书为题目写过不少文章，该说的话其实也说了不少了，但那都是书评，未免略为严肃，至少书本子要找出来重看一遍，想清楚好坏究竟在哪里。这回则另辟门径，单单凭记忆说话，也就不妨随便些了。所以算是给那几本随笔集子写本事也行。虽然免不了有记错的地方，可是错误的记忆也是一种记忆。也不是凡记住的都写在这里，有些宁肯忘掉的，我当然就不写了。写的主要还是愿意保留的一点记忆罢。也可以说我写的是记忆在这些年里的沉积物或衍生物。可是还要声明一句，就是读书我也没怎么特别用过功，只不过别的方面乏善可陈，好像显得这像回事儿了。但是有一条线索在这里，也就由得我跑野马。现在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至于“正传”是否仍是“闲话”，抑或更“闲”了几分，那我就不管了。
二○○○年八月九日
后记
几年前我将过去写的小诗筛选一遍，订成个小本本，后缀一篇短文，略述写作经过，末尾有几句话，移过来用在这里似乎更为合适：“记得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现在我倒似乎可以说，一个人谈了他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眼下这本书已经写完，目录上拟了“后记”一项，其实所要说的也只是上面这些，或者连这些都不说也无妨。然而我是喜欢序与后记这类名目的，因为可以信笔乱说。现在我写文章，多半都是命题作文，我觉得这也不错，怎样能在既定的语境里尽量多讲自己的意思，既有乐趣，也是本事。本事我是没有，但是很想锻炼一下，所以一写再写。但是遇见序或后记，我还是不愿轻易放过，何况是自己的书呢。
信笔乱说也不是没话找话，譬如书名问题便可以一谈。现代文学史上，有几个书名我一向羡慕，像鲁迅的“坟”，周作人的“秉烛谈”和“药味集”，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张爱玲的“流言”等都是，可惜这些好名字被他们用过了。二十年前读《郑板桥集》，见其中有残篇曰“刘柳村册子”，记述生平琐事，文笔好，这个题目也好，时间过去许久，印象仍然很深。此番追忆往事，原拟叫做“本事抄”的，虽然稍显枯燥，然而与拙文路数正相符合。偶有朋友批评其中略带自夸之意，则吾岂敢，且亦非本意所在，因此打算调换一个。这就想到郑板桥的文章，那么我也学着弄个“册子”好了。然而郑册成于刘柳村，自有一番机缘；而我半生居住北京，虽然一共搬迁四次，不过是在城里及近郊转悠，哪有什么兴会。觅实不得，转而求虚，兴许能凑泊上点什么，忽然记起“插花地”这个词儿，插花地也就是飞地，用在这里是个精神概念，对我来讲，也可以说就是思想罢。
现在这本书，也是思想多，事情少，这与我的记忆不无关系。我这个人记性不能说不好，但也不能说好，盖该记住的记不住，而不该记住的反倒都记住了也。所作《挽歌》，有“遗忘像土地一样肥沃”之句，这是我的遗忘礼赞，的确一向以为，与记忆比起来，没准儿遗忘还更有魅力一些。譬如夜空，记忆好比星辰数点，而遗忘便是黑暗，那么究竟哪个更深远，更广大，更无限呢。不过现在要写的是记忆，而不是遗忘，我也只能描述头脑中闪现的那几个模模糊糊的小亮点儿，无法给自己硬画出一片璀璨星空。所以写得空虚乏味恐怕也在所难免。至于思想，其实不无自相矛盾之处，对此亦无庸讳言：苦难意识与解构主义，唯美倾向与自然本色，哪一样儿我也不愿舍弃，并不强求统一。说来“统”不可能，“一”太简单，一个人的思想，也可以是多维度的罢。
《插花地册子》原先另外拟有几个章节，写的时候放弃了。包括买书的经历，实在太过琐碎平凡，所以从略；又打算写看电影的记忆，可是说来话长，不如另找机会。看画的事情已经专门写了本小书，这里只补充一句，世间有两位画家与我最是心灵相通，一是鲁奥，一是马格利特，这正好反映了我的情与理两个方面。关于音乐没有说到，可是这也没有多少好讲的，因为在这方面纯粹外行，正好前不久给朋友写信时提及，不如抄在这里算了：“最喜欢的是中世纪修女或修士的无伴奏歌唱，在法国买到几个CD，视为珍宝，真是丝竹之声不如肉声。此外喜欢室内乐，尤其是四重奏，总觉得仅仅是演奏者彼此之间的交流，而观众不过是旁听而已。我认为旁听是最理想的一种接受方式，无论艺术，还是文学。独奏就未免强加于人，交响乐又多少有些造势。交响乐最喜欢肖斯塔科维奇的，因为最黑暗。有两样儿不大投缘，一是狂气，一是甜味，此所以对贝多芬和柴科夫斯基皆有点保留也。至于约翰·施特劳斯那种小布尔乔亚式的轻浮浅薄，洋洋自得，则说得上是颇为反感了。”
这里除《插花地册子》外，还附有《如逝如歌》，不过按理说后者应署名方晴才是。用不着一一指出它们的相通之处，但是彼此实在有些联系。说得上此详彼略，此略彼详，如果都略过了的，要么是我不想说的，要么如前所述，是已经遗忘了的缘故。这并不足惜，个人的一点琐事，遗忘了也就算了。现在写这本小书，正是要趁记忆全部遗忘之前，把其中一部分强行拦下。然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兴许分不清其间孰轻孰重，甚至孰是孰非。尝读知堂翁校订《明清笑话四种》，见有“恍忽”一则云：
“三人同卧，一人觉腿痒甚，睡梦恍忽，竟将第二人腿上竭力抓爬，痒终不减，抓之愈甚，遂至出血。第二人手摸湿处，认为第三人遗溺也，促之起。第三人起溺，而隔壁乃酒家，榨酒声滴沥不止，意以为己溺未完，竟站至天明。”
我怕的是如这里所挖苦的不得要领。倘若是说别人的事，不得要领倒也罢了，一句“误会”便可以打发了事；说自己而不得要领，岂不像这里抓痒起溺之人一样可笑了么。因此又很想把这本书叫做“恍忽记”，不过这也许该是我一生著书总的名字，那么暂且搁在一边，留待将来再使用罢。
二○○○年十月十九日
后记之二
费定有本《早年的欢乐》，我还是三十年前读的；写的什么记不真切了，题目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讲到我自己，“早年”并无什么“欢乐”；假如非得指出一项，那么就是这本小书里所记述的了。现在把稿子重校一遍，忽然想起费定的书名，打算移用过来，又觉得未必能够得到他人认同。我所讲的事情，恐怕早已不合时宜。因为这里所提到的，说老实话无一不是闲书，统统没有实际用处。花那么多工夫在这上面，也只是“穷欢乐”罢了，人家看了大概要笑你是傻瓜或疯子呢。
却说有家出版社曾经陆续推出一种“文库”，包括“传统文化书系”、“近世文化书系”和“外国文化书系”等类。刚开始还有些反响，后来就不大有人理会，再往后则根本在书店里见不着了。这套书选目是否得当，翻译、校点是否认真，均姑置勿论；只是假如早些年面世，恐怕不会落到这般下场。读者的口味已经变了，不复我们当初那样求“博”，转而求“专”，——“文库”的推出，本来旨在适应前一种要求；而后一种要求，没准儿只是急功近利打的幌子而已。
我知道自己赶上一个观念嬗变的时代；至于这变化是好是坏，殊难确定。《渔父》有云：“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我们常常笑人“随波逐流”，或许倒是自家修行不够。虽然我也明白，不够就是不够，假装不了圣人。此所以还要唠叨读什么书，有何感想之类老话。当然不妨声明一句，我读这些闲书，并不耽误读对我确有实际用处之书，——我是学医出身，有用的只是教材，每本厚薄不等，加在一起有几十本，前后历时五载读毕。这里不曾谈到，当年却未尝不用功也。
此外书中遗漏之处还有很多，这回并未逐一补充。理由即如从前所说，挂一漏万总归好过喋喋不休。譬如“思想问题”一节，如果详细报告需要增加几倍篇幅，但未必有多大意义。何况很多话别人早已说过，而且精辟得多。前些时我对朋友讲，这方面所思所想，可以归结为前人的两段话，其一是周作人所说：“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灯下读书论》）其一是福楼拜所说：“我认为，我们能为人类进步做一切或什么都不做，这绝对是一回事。”（一八四六年八月六或七日致路易斯·科莱）——从这个意义上讲，冥思苦想远不及多读点书更其有益，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虽然拈出这两段话来，并强调其间互为因果的关系，似不失为一得之见。
顺手添加了几幅插图，都是自己喜欢，又有些感想的。与正文并无关系，不妨说是自成片段。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增订版后记
《插花地册子》在二○○一年和二○○五年各印行过一版。后者订正了前者的个别错谬，却又添了新的错谬，如《挽歌》竟漏排了一行。这回重新出版，将插图尽皆删去，对各章内容做了程度不等的修改，还适当有所增补，多采自过去所记的零散笔记，但凡是已经写成文章的就不再重复了。所有增订，均以二○○○年完成这本书时自家的见识为下限，否则未免成了未卜先知。举个例子，书中谈到张爱玲，那时她的中文作品《同学少年都不贱》、《小团圆》和《重访边城》尚未揭载，英文作品The Fall of Pagoda、The Book of Change、The Young Maarshal（未完成）亦未付梓，更未由他人译成中文，她为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编的剧本也大多没有整理出来，仅凭当时所见的小说《五四遗事》、《怨女》、《色，戒》、《相见欢》和《浮花浪蕊》，《红楼梦魇》，注译的《海上花》，以及一些散文，还无法清晰地了解张爱玲一生后四十年的创作历程，更不可能提出“晚期张爱玲”这说法。现在可以说，她的这一时期大概分为三段：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七年，以英文写作为主，除上面提到的几种外，发表和出版的有Stale Mates、A Return to the Frontier、The Rouge of the North，同时为“电懋”编写剧本，现存九种，此外还有些中译英和英译中之作；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八一年，继将The Rouge of the North自译为《怨女》后，小说有《色，戒》、《相见欢》、《浮花浪蕊》、《小团圆》和《同学少年都不贱》，散文有《忆胡适之》、《谈看书》、《谈看书后记》等，还有《红楼梦魇》和《海上花》，晚期创作乃以这一阶段为高峰；一九八一年以后，只有《对照记》及少量散文面世，继续做的主要工作是将《海上花》译为英文，但定稿遗失，致终未完成。这些说来话长，此处略提一下，以见今昔见识上的一点差别，也算是对书中相应部分的补充。
二○一五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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