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被忽视的《道德情操论》，“经济人”足以揭示人性本质吗？
美国自由制度的建立何以与迫害、灭绝印第安人同步进行？
以赛亚伯林普适于全人类的自由理论，背后是否隐藏着某个群体的私利？
晚清革命者谴责清政府卖国，为何却又托庇于帝国主义？
本书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先生对其旧作《思想背后的利益》进行增补后的修订版。围绕“思想背后的利益”这一主题，作者不仅分析了伏尔泰、卢梭、亚当斯密三位18世纪著名英法哲人的普世思想，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思想进行了溯源，而且重点剖析了西方的“自由”观和以伯林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提出了在当今世界，“自由”之歌往往由实力独唱、思想背后可能隐藏着利益驱动等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
从亚当·斯密到萨义德，看哲人如何把思想变成政治和道德的武器。面对纷繁的立场、观点，我们该如何避开思想的陷阱，构建“心智的堡垒”。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
陆建德
1954年生于杭州，1982年由国家教委选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1990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年底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2001年任外文所副所长，在外文所工作期间兼任社科院研究生院外文系主任、研究生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和教授委员会执行委员、《外国文学动态》主编（2002年至2009年）、《外国文学评论》主编（2010年）。2010年8月任文学所所长，兼文学系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文学年鉴》主编。
贵族何以受到敬重
应该如何培养国家精英？国家精英如何立身处世？18世纪英国政治家、美学家爱德蒙伯克在《新辉格党人向老辉格党人的呼吁》（1791）中对此发过一通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适用的议论，抄录如下：
在受人敬重的地方成长，从出生开始眼中就无低下卑贱的事物；被教导要自重；习惯于社会眼光的检视；及早留心公众意见；能够站在高处观望，对整个社会复杂多变的人事有更透彻的认识；在闲暇时间阅读、反思、交谈；不论身在何处，都能得到智者和学者的重视和肯定；习惯令下必从的军旅生活：被教导在追寻荣誉和履行责任时藐视危险；在有过必罚、极小的错误就会招致极度毁灭的环境中，培养出最高程度的警觉性、远见和审慎；能够被引导在行为上有所规范；要把自己当作是大众在重要议题上的典范；做上帝和世人之间的调停者；受雇为执法者和司法者，因此能最先造福世人；成为高等科学、文科和高尚艺术的教授；身处富商之中，他们的成功据信来自敏锐的理解力、勤勉不息、井井有条、始终如一和行为有常的美德，来自交易中讲诚信的习惯：这些都是那些人的环境和条件，他们形成我所谓的自然（natural）贵族阶级，没有它就没有国民（nation）。
伯克称作“自然贵族阶级”的就是国家精英。伯克本人不是贵族出身，但也属于这个精英团体。世袭贵族在人数上要小得多，他们在教育上起码得具有同样的标准。
18世纪的英国人普遍认为，享有种种特权的人尤其应该重礼仪、守纪律、明责任、善自制。伯克的好友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1759）中发问：年青贵族凭什么维护尊严、得到优越地位？斯密说，贵族对自己的言行是否合宜得体特别敏感，他深知自己会对周围产生影响。“由于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他养成了注意日常行为中每一细节的习惯，并学会了按照极其严格的礼节履行所有那些微小的职责。由于他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引人注目，人们是多么愿意赞同他的意愿，所以在无足轻重的场合，他的举止也带上这种意识所自然激发出来的翩翩风度和高雅神态。”出于同样的道理，中国古代的圣人、帝王乃至儒者必须谨小慎微，束身寡过。在《国富论》的第五部分有许多涉及教育的内容，读来也是长见识的。斯密相信，有身份和财产的人，从小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取得那些能使他们博得世人尊敬的知识以及由这些知识所培养的品德”。即使教育所费甚多，他们的双亲和保护人也毫不踌躇。假如失教，往往是因教师马虎无能或经费使用不当所致。他还比较了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在行为上的差异。地位高而富有的人慎言检迹，“社会尊敬他到什么程度，和他的权威与名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凡社会上污名失信的事，他都不敢妄为；他得小心翼翼地注意社会对于他这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所一致要求的那种道德”。斯密所虑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因为一个社会对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知识、品德上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普通百姓没有什么声誉需要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它，社会对他的约束较弱，他在出生地言行还有所检束，一旦离开家乡，周围不再有人在旁注意他，“他就任情而动，不加检点，委身于一切卑劣的游荡和罪恶。”斯密的道德观带有贵族社会的标记，他不相信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贫穷有利于公共美德的养成。
斯密本人还直接参与了贵族的教育。1752年斯密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并成为格拉斯哥文学学会会员和爱丁堡哲学学会会员。18世纪的英国贵族喜欢聘请学术上有名望的人督导下一代的教育，在他们眼里，人文学科教授富学识，明事理，行为举止优雅得体，处处堪为子弟法式，即所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1758年11月14日，休谟的好友、苏格兰政治家吉尔伯特埃利奥特在致斯密函中云，菲茨莫里斯子爵（1761年晋为第二代谢尔本伯爵，1784年晋为兰斯多恩侯爵，曾任英国财政大臣）两年前从牛津毕业，对那所大学印象不佳，他的弟弟即将从伊顿毕业，菲茨莫里斯子爵经与父亲谢尔本勋爵商议，想将他弟弟送到格拉斯哥大学就读，住在斯密家中，斯密对他拥有管教全权。亚当斯密慷慨允诺，不久那位年轻的菲茨莫里斯先生就被格拉斯哥大学录取，亚当斯密亲自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还为他拟订学习计划，并不时向他父亲和兄长汇报他的学业。谢尔本勋爵本姓佩蒂，为17世纪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威廉佩蒂之后，斯密在致他的信里对他提倡“艺术、勤奋和独立”大加赞赏：“对阁下尊贵的祖先威廉佩蒂爵士来说，最使他在天之灵高兴的，莫若见到他的后人执行符合他理想的既聪明又有公益精神的计划了。”谢尔本勋爵把儿子托付给一位品德高尚、长于观察与判断的教授，心里也十分满意。他在1759年4月26日给斯密的信上再次解释选择格拉斯哥的缘由：“我看到牛津和剑桥的一个重大缺点在于，把孩子送到那里，不但不能受到管教，反而成为学校的管理者，在那里受到尊重的主要是门第和财产，而不是本人的学业成就。”这句话出自有“门第和财产”的谢尔本勋爵之口，尤其可贵。他还表示，希望儿子通过斯密“道德上的训诲和榜样”养成服从、克己的习惯，善于采纳不同意见，办事精确认真，“成为一个正直和仁慈、严肃的人”。他还从学科里看到改变性格的用途。例如他想到，学数学可能会改掉他儿子“疏懒与轻率的习性”。
1759年春，亦即菲茨莫里斯就读格拉斯哥大学不久，斯密一生中的转折点来到：《道德情操论》的出版为他赢得极大声誉。经休谟等友人建议，伦敦的出版商安德鲁米勒将18位英国最知名的贵族、政治家定为这部装帧考究、用料精美的著作的赠阅对象，这说明奖掖学术在当时几乎就是经国大业。后来曾任陆军大臣和财政大臣的查尔斯唐森德（1725 -1767），对这部作品倾倒备至，立即想在适当的时候把还在伊顿读书的继子巴克娄公爵置于作者的辅导之下赴欧洲旅游。休谟闻讯还就此事两次拜访唐森德。唐森德家族是诺神克郡的望族，查尔斯唐森德的祖父唐森德子爵（第二）是英国18世纪上半叶极有名的辉格党政治家，英国第一任首相、诺福克同乡沃尔浦尔的妹妹多萝西是他的续弦。查尔斯唐森德在1767年提出并获通过的旨在加强北美殖民地税收的《唐森德条例》因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而往往被视为历史罪人，但在1759年他却是极受敬重的人物，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聚会都仰仗他的出席来吸引客人。休谟称他胜过“英格兰最聪敏的人”，伯克也佩服他“敏锐透彻的判断力，辛辣而绝顶的．机智”。唐森德1755年在格拉斯哥发表过支持自由贸易的声明，著有《提请公众严重关切国家主义思想》一书。他曾捐赠给剑桥大学一笔钱款用以奖励研究“贸易理论”的论文，剑桥收下赠款，但拒绝将经济学作为学生正式研究的科目，唐森德大为愤怒。也许亚当斯密与唐森德的交往始于18世纪50年代中期。1759年夏，唐森德去格拉斯哥访问斯密，并邀斯密去他府邸做客．还就日后斯密担任公爵在海外旅行时的家庭教师职务一事达成初步协议。1763年10月，唐森德信告斯密，巴克娄公爵拟圣诞节后出国，如亚当斯密仍有意陪他一起旅行，将会得到优厚的薪给。唐森德在信中如此描写这位年轻的公爵的品格和斯密将发挥的作用：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