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包含关于失恋的九个短篇，其中大部分曾刊于《纽约客》，也有作者首次发表的作品。草根出身的书呆子尤尼奥周旋于各色姑娘之间，他们相爱又失恋，在贪婪粗疏与乖张敏感的屡屡碰撞中，尤尼奥沮丧、失眠，陷入绝望，最终写下偷情者的真挚告白：爱的半衰期是永远。迪亚兹以激情的笔触书写了爱的毁灭与拯救，有爱情与亲情，也有忠贞与背叛。本书为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作品，同时入选《纽约时报书评》《出版人周刊》等主流媒体年度好书榜。
美国当代天才作家、草根阶层的青年领袖，朱诺·迪亚斯短篇小说集；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作品，一个满嘴谎言的偷情者笔下的真挚告白。
朱诺?迪亚斯（1968— ）出生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六岁随父母移民美国。大学期间，师从托尼?莫里森、桑德拉?希斯内罗斯等著名作家。美国当代天才作家，仅出版过三部作品，却被誉为堪与菲利普?罗斯比肩的作家。1996年出版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沉溺》，此作被公认为当代美国文学里程碑式作品。2007年，首部长篇小说《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获全美书评家协会奖，次年又获美国普利策奖。2010年，迪亚斯成为第一个担任普利策奖评委的拉美裔作家。 201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你就这样失去了她》，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 同年，迪亚斯荣获美国跨领域奖项麦克阿瑟“天才”奖。
另一种生活，另一段时光他坐在床上，大屁股压得床罩四角都被扯了出来。他的衣服冻得硬邦邦的，裤子上已经干了的油漆印儿也冻得跟铆钉似的。他身上一股面包味儿。他讲他想买的那栋房子的事已经讲了好一会儿了，又抱怨拉丁裔想买套房子是多么艰难。我让他站起来，好把床重新铺好，于是他走到窗前。这雪下得真大，他说。我点点头，希望他能小声点。在房间另一端，安娜·爱丽斯才刚睡下不久。前半夜，她一直在为她那几个留在山美纳的孩子祈祷，而且我知道，天亮了之后她还得去厂里上班。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把自己埋在厚厚的被子底下，头上压着个枕头。虽然是在美国，没那么多蚊子，但她还是在床上罩了蚊帐。外头有辆卡车在转弯，他告诉我。那小子够倒霉，这样的鬼天气还要出车。这条街车是蛮多的，我说，一点不假。最近一阵子，每天天亮之后，我都去门前草坪上捡从卡车上颠下来的粗盐和碎石——也算一小笔财富了。躺下吧，我对他说，于是他走了过来，钻进被窝。他的衣服冻得很硬，我等到被窝里暖和起来才解开他的裤带。我们俩冷得直哆嗦，直到有了热气，他才开始触摸我的身体。雅丝敏，他说。他的胡子抵着我的耳朵，硬硬的，硌得我生疼。今天我们面包厂死了个人。他好一会儿没说话，似乎沉默是个弹簧，能把他的下一句话弹出来似的。那家伙从屋椽上摔了下来。艾克托尔在传送带之间找到了他的尸体。他是你的朋友吗？这家伙，是我从酒吧里雇来的。我跟他讲，我们这里童叟无欺。好惨，我说。但愿他没有家人。可能有的。你看见他了吗？什么意思？你看见他怎么死的吗？没有。我只是去把经理找来，然后他叫我把守好现场，别叫任何人靠近。经理自己呢，就在那儿抱着胳膊。以往房顶上的活都是我干的。你真幸运，拉蒙。就算是吧，但如果出事的是我，怎么办？别犯傻。如果出事的是我，你会怎么办？我把脸庞贴近他；如果他期待我会有更多的温存的表示，那就错看我了。我想说，我能怎么办，还不跟你在圣多明各的老婆一样，束手无策。安娜·爱丽斯在角落里大声嚷嚷了两句，但她是假装的，把我从这窘境中解救了出来。拉蒙果然安静了下来，因为他不想把安娜吵醒。过了一会儿，他起了身，坐在窗前。雪又飘了起来。WADO 电台说，今年冬天比前四年都冷，兴许也是近十年内最难熬的。我看着他：他抽着烟，手指摩挲着自己眼睛四周细瘦的骨头和嘴巴一圈松松垮垮的皮肤。我很好奇，他此刻正想着谁。也许是他的老婆薇尔塔，或者他的孩子。他在胡安娜区有栋房子；我看过薇尔塔寄来的照片。照片上，她很清瘦，悲戚戚的，现在已经死了的儿子站在她身旁。拉蒙把照片放在一个罐子里，把罐口封得严严实实，然后藏在床底下。我们没有接吻，就这么睡着了。后来我醒了，他也醒了。我问他，要不要回他自己的住处，他说不去了。我又一次醒来时，他还在熟睡。在这斗室的黑暗和寒冷中，他的身形让人难以分辨。我抓起他粗壮的大手。它沉甸甸的，每个指甲盖下面都藏着面粉。有时在夜间，我会吻起他那些像李子一样皱巴巴的指关节。他这双手，在我们交往的这整整三年里，一直都有饼干和面包的香味。他穿衣服的时候没有和我或者安娜·爱丽斯说话。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片蓝色的一次性剃刀片，刀锋上已经开始出现锈迹了。他在自己脸颊和下巴涂上肥皂，用的是冰冷的自来水，然后把脸刮干净，胡楂虽然没了，却刮破了好几处皮肤。我就这么看着他洗漱，任自己裸露的胸脯冷得直起鸡皮疙瘩。他大步流星地走下楼，出了大门，牙上还残留着一点牙膏。他前脚刚走，后脚我就听见同舍的住户在埋怨他。我走进厨房的时候，她们就问我，他自己难道没有地方睡觉吗？我回答说，他有的，然后笑一笑。透过布满冰霜的窗户，我看着他把衣服兜帽戴上，快速把身上的三层衣服——衬衣、毛衣和外套裹紧，以抵御寒风。安娜· 爱丽斯把自己的被子踢掉。你这是在干吗？她问道。什么也没干，我说。她头发乱蓬蓬的，躺在那儿看我穿衣服。你得学会信任自己的男人，她说。我是信任他的。她亲了亲我的鼻子，下了楼梯。我梳好了头发，再把被子上的食物碎屑和阴毛掸掉。安娜·爱丽斯相信，拉蒙不会抛弃我，因为他在这儿已经扎下了根，而且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他也许会一直走到机场，但最后还是狠不下心来上飞机。他就是这种男人，她说。安娜·爱丽斯把自己的三个儿子留在了多米尼加，已经将近七年没见过他们了。她深知，要想走得远，就非得牺牲一些东西不可。我在卫生间里，盯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水珠里漂浮着他的胡楂，像一个个指南针。我在两个街区外的圣彼得医院上班。我从不迟到，上班时间从不擅离洗衣房，一直在热浪中煎熬。我把要洗的东西装进洗衣机，把洗好的湿衣服塞进烘干机，再把过滤网上的棉绒清理掉，一大勺一大勺地量好需要的洗衣粉。我手下管着四个工人，挣的是美国标准的工资，但这的确是牛马不如的苦活。我戴着手套翻检成堆的床单。勤杂工（大多数是黑皮肤的拉丁裔）会把脏床单送下来。我从来不直接接触病人；但他们通过床单上的污迹和印痕（用疾病与死亡拼出的字母）与我交流。有的污迹太深，我就得把这些太脏的床单扔进一个特别的篮子。有个巴伊托阿a来的女孩告诉我，她听人说，那个篮子里的所有东西都会被烧掉。因为那是艾滋病人留下的，她小声说。有的污迹已经褪色，说明有段时间了，但有的血迹非常新鲜，腥气很重。你要是看到我们洗衣房里有这么多血迹，肯定会以为外头在打大仗呢。的确是场恶战，不过是在人体内打的，新来的女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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