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毒品已经从广场和街头消失；今天，毒品直接送货上门，不会引人怀疑；今天，毒品是无形的，不露痕迹，不留姓名；今天，毒品就是无色无味的氮气。
网络交易促使可卡因实现了激烈而彻底的爆炸性传播，由于有了全新的即时通讯工具，毒贩子可以百分百满足客户日益苛刻的需求。毒品消费者不再是脏兮兮的海洛因吸食者，缩在省道的路沿上，只管吸毒而不在乎其他任何东西。如今，吸毒需要谨慎和正常化。可卡因吸食者不喜欢暴露自己，90年代并非如此。那个年代，你一看他的脸，就知道他是不是毒品依赖者，因为海洛因会摧毁你，将你变成一条虫。然而，可卡因是魔鬼。它在你的身体里作业，消磨你，但是并不露面。一名可卡因吸食者并不能轻易地被辨认出来。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被人揭开面具，因为他很可能有需要捍卫的名声、需要守护的家庭或女友。他也许是医护人员，吸食可卡因只是为了值夜班时保持清醒，以免被瞌睡虫杀死；他也许是一名火车司机，一个星期往返3次卡塔尼亚和米兰，多亏了可卡因，在凌晨四点的时候，他还能将眼睛睁得大大的，穿越佛罗伦萨至博洛尼亚的隧道；他也许是一名酒吧招待，一天得有16个小时守在吧台后面，就像我的酒吧招待齐柯一样，我后面会再讲到他。
如今，大部分吸食可卡因的瘾君子过着再平常不过的日子：学生、加油站小哥、卖报纸的、酒吧招待、失业人士、商人、职业经理人、家庭主妇、政客。20年前那样的毒品交易广场根本不可能满足生活习惯大相径庭的客户群体的需求。医护人员绝对不会去驻守在公园的毒贩那里买可卡因，职业经理人也绝不会在帕索维奇奥露面。
如今，网络交易向潜在的终端新客户张开了双臂。科技为那些多年前一想到从毒贩子身边走过都会害怕的人们打开了地狱之门。人们害怕出现在巡警的照片里，或者成为那些什么都干得出的愚蠢瘾君子的目标。如今，这样的危险都不存在了，尽管存在其他的风险，但不是这些。犯罪组织将供货模式化和标准化，他们懂得提前交货，以巨大的企业家精神来判断新科技渠道的潜能。
移动通讯科技彻底改变了毒品零售业。八九十年代，毒品交易员是犯罪集团的一分子。他们不会逾越森严的内部等级，不会和大老板直接联系，却在为帮会做事。他们是领薪水的员工。那个时候根本不可想像会有什么自主交易员。谁想耍滑头，下场都不会好看。帮会组织对街头广场实行密不透风的严格控制。
然而，近年来，在从生产商到最终用户的长长的毒品产销链上，黑帮为一个新层级释放了空间，那就是“散户”毒贩。零售市场已经向跟光荣会、卡莫拉和黑手党完全无关的贩毒者开放。意图非常清晰：毒品贩卖者转化成了普通人，买家会感觉更加自在；目标非常明确：如今，谁都可以是一个潜在的可卡因毒贩。
有些瘾君子自己就在贩卖可卡因，以此来维持生活的正常轨迹：一个流动商贩需要靠这个养家糊口，一个延期毕业的大学生需要靠这个交学费，一个领着微薄薪水的窘迫工人需要靠这个支付房贷。所有这些人都不是帮会成员，但是他们的活动每天都在为黑帮组织的营业额做贡献，因为市场上的可卡因总是来自相同的渠道，也就是黑帮的渠道。
网络市场呈现无休无止的增长趋势，根本无惧经济危机。如果我们在互联网上越来越频繁地购物，被他人窃取钱财和身份的风险也就会相应越来越高、越来越复杂。
由意大利工会代表联合会CISL推动成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Adiconsum编写了一份身份盗用指南报告，报告称该类型的犯罪以7种方式呈现。第一种方式是身份克隆，即取代某人，以其个人资料杜撰一个新生活。然后是金融身份盗用，即盗用某人或某企业的身份信息，以被盗用者的身份获取信用、金融贷款、开立活期账户等。第三种是犯罪身份盗用，旨在使用被盗用者的个人信息，以其名义完成各种属性的公共犯罪行为，比如激活信用卡。第四种是合成身份盗用，即对不同主体的个人信息进行合成，在“实验室”中完全或部分创建一个全新的身份，以服务于犯罪机构。如果某个组织需要一个身份来获取医疗保险，则需要医疗身份盗用。然后还有死者身份盗用，即利用已故人士的信息来创建新身份。最后一种是网上欺凌—冒用，即冒用他人的手机或2.0版的网络服务账号（社交网络、共享平台等等）来发送通常包含违规内容的讯息和／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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