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会失败_[美] 德隆·阿西莫格鲁，[美] 詹姆斯·A.罗宾逊著；李增刚译；徐彬校_9787535780348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回答了困扰专家们几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国家为什么按照富裕不富裕、健康不健康、食物充足不充足来划分？是文化、天气、地理特征还是不知道正确政策？
　　简单说，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确定的或注定的。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令人信服地表明，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或经济不成功）至关重要。在15年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大量历史证据，建立了一个跟当今社会下列重大问题高度相关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
　　中国会以如此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吗？能够超过西方吗？美国的很好时光过去了吗？我们正在从限制精英人物扩张权力的良性循环走向使少数人致富和扩张权力的恶性循环吗？什么是帮助数十亿贫困人口走向繁荣的最有效方式呢？是来自西方富裕国家更多的慈善援助？还是学习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创造性观点得出的关于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经验教训？

　　本书探讨了世界上像美国、英国和德国这样的富国和像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美和南亚这样的穷国之间收入和生活水平之巨大差距的原因。
　　就在我们写这篇序言时，北非和中东正遭受着 “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震荡。突尼斯要求总统本·阿里下台的抗议活动最初是从2010年12月17日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巴乌茨茨（Mohamed Bouazizi）自焚抗议所引起的公众不满开始的。2011年1月14日，从1987年就统治突尼斯的总统（Zine El Abidine Ben Ali）下台后，抗议活动还远没有结束，突尼斯反对特权精英统治的革命热情日渐强烈，并且蔓延到了中东其他国家。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铁腕统治埃及近30年，在2011年2月11日被迫下台。巴林、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国家的命运在我们完成这篇序言的时候还未见分晓。
　　这些国家公众不满的根源在于贫困。埃及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为美国城市人均水平的12%，预期寿命比美国低10年。埃及20%的人口处于赤贫。尽管差别巨大，但是如果比起美国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像朝鲜、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等一多半人口生活贫困——之间的差距来还是小得多。
　　为什么埃及比美国穷得多呢？阻碍埃及致富的限制何在呢？埃及的贫困是不可改变的或者是不可消除的吗？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自然方式是看看埃及人自己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们为什么不起来推翻穆巴拉克政权？诺哈·汉米德（Noha Hamed），24岁，开罗一家广告公司的工人，就像她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上表明的，非常清晰地阐明了其观点：“我们正在遭受腐败、压迫和不良教育。我们生活在必须要变革的腐败体系中。”在广场上，另一个人，摩萨比·艾尔·莎米（Mosaab El Shami），20岁，药学院学生，同时阐明：“我希望，今年年底我们能有一个选举出的政府，享受普遍自由，并且能够彻底结束发生在这个国家的腐败”。解放广场上的反对者对这个国家的政府腐败、无力提供公共服务和缺乏机会平等表达了同样的声音。他们特别抱怨了压迫和缺乏政治权利。就像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在2011年1月13日的Twitter上写的：“突尼斯：压迫+缺乏社会公正+否定和平变革渠道=隐性炸弹”。埃及人和突尼斯人都将经济问题看作主要是由政治权利的缺乏造成的。当反对者开始更系统地表达他们的需求时，维尔·哈利（Wael Khalil）——软件工程师，作为埃及反抗运动领导人的博主——提出的前十二个当前要求，全部聚焦于政治变革。像提高最低工资之类的问题只是作为以后实施的转型需求。
　　对埃及人来说，拖他们后腿的问题包括：无效而腐败的国家、不能利用他们的才能、抱负和创造性的社会以及他们能够得到的教育。但是，他们也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政治性的。他们面对的所有经济障碍都源于埃及少数精英实施并垄断政治权力的方式。他们认为，这是首先必须要变革的问题。
　　然而，解放广场的反对者虽然认识到这个问题，但与该问题的传统观点存在极大的分歧。当他们推理像埃及这些国家为什么贫困时，大多数学者和评论家强调完全不同的因素。有人强调，埃及的贫困主要是由地理决定的，这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这个国家主要是沙漠，缺乏充足的降雨，其土地和气候不适合生产型农业。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推测，埃及的文化特征是敌视经济发展和繁荣的。他们认为，埃及人缺乏适合其他国家繁荣的那类工作伦理和文化特征，相反他们接受与经济成功不一致的伊斯兰信仰。第三种观点，在经济学家和政策批评家中占主导，基于这样一种主张，即埃及的统治者不知道什么是他们国家繁荣所必需的，从而在过去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和战略。如果这些统治者从正确的建议者那里得到了正确的建议，并付诸实施，繁荣就会随之而来。对这些学术观点和评论家来说，埃及主要是由为追求私利而不惜牺牲社会的狭隘精英统治的事实与这个国家经济问题的理解好像不一致。
　　在这本书中，我们认为，解放广场上的埃及人，虽然不是学者也不是评论家，但却有正确的观点。事实上，埃及贫困主要是因为由狭隘精英进行统治，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组织社会而不惜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政治权力非常集中，并且通常是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为他们自己创造财富，比如700亿美元的财富集中在前总统穆巴拉克手中。受损者是埃及人民，对此他们理解得非常好。
　　我们将表明，埃及贫困的这种解释、人民的理解，为穷国贫困提供了一个一般的解释。朝鲜、塞拉利昂或津巴布韦等国家的贫困是否也是因为埃及贫困的同样原因呢？像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富裕是因为他们的人民推翻了控制权力的精英，并创造出了政治权利广泛分散的社会，在这些国家中，政府需要向其人民负责，大多数人民都可以利用经济机会。我们将表明，为了理解今天世界上之所以存在这种不平等，我们将深入研究过去并研究社会的历史变化。我们将看到，英国之所以比埃及富，是因为1688年，英国（或者确切说是英格兰）发生了转变政治进而转变经济的革命。人民为政治权利而战，并且赢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他们运用这些政治权利扩展了他们的经济机会。结果就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轨迹，并最终发生了产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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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制度二分
　　为了回答国家兴衰、国富国穷、国家间不平等和经济发展差距等的根源，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对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是根本原因的观点。这种观点与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 North）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著作中提出的“制度是重要的”观点一致。但是，他们没有局限于“制度是重要的”这个一般性的说法，而是进一步分析制度为什么是重要的、制度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理是什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差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等基本问题，特别是他们结合大量的历史事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提供佐证和解释。
　　（一）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攫取性（extractive）、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对制度进行刻画，从而提出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等概念。他们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而是借用历史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描述性说明。
　　首先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在大部分时期内采取的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比如，光荣革命前的英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南美及拉美、非洲以及亚洲。所谓攫取性，从政治上说，人民或者说广大公众没有决策权或表决权，既没有选择当权者或统治者的权利，也没有选择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权利，当权者或者统治者要么是世袭的，要么是通过革命由军阀或军人担任的，精英人物或者既得利益者在制度的选择或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结果所选择的制度或者制定出来的政策成为一部分人攫取另一部分人的工具；从经济上说，所有的经济制度或者经济政策都是由当权者、统治者或者精英人物制定出来的，他们通过各种垄断权、专卖权、市场控制等掠夺生产者，使得生产者只能够得到所生产产品的一少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产的产品，结果就是生产性激励的不足。比如，历史上欧洲殖民者对南美洲秘鲁、巴西和北美洲墨西哥等的殖民，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大量贩运奴隶到美洲、亚洲等国家或地区进行奴役等，殖民地的土著居民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被迫为殖民者工作，他们建立起来的是典型的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是对应的，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采取攫取性政治制度，那么其很有可能建立起来的是攫取性经济制度。
　　其次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历史上，许多国家通过革命建立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现在大多数发达的民主国家采取的就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所谓包容性，从政治上讲，强调人民或者说广大群众具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政治活动，选举领导人或当权者，选举政策制定者，领导人或当权者是人民或者选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统治者，任何人都有成为领导人、当权者或政策制定者的机会或可能性；从经济上讲，强调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专卖或者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人们都可以获得生产性收益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人们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比如，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竞选总统或者议员，人民具有投票的权利，众议院和参议院是重要的决策机构，任何人都有成为众议员或者参议员的机会；在经济上，不论是谁都没有垄断权，甚至像世界首富比尔·盖茨（Bill Gates）也会受到联邦法院的反垄断调查；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等也都如此。
　　再次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采取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是存在的，比如只进行了经济改革而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但是这种国家的包容性经济制度难以长期存在，很快就会由于攫取性政治制度而发展成为攫取性经济制度。这种国家往往是为了刺激人们的生产性激励而制定的包容性经济制度，但是不会从根本上触动既得利益者或者当权者的利益，而他们刺激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有更多可以攫取的资源。
　　最后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的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那么它就不会采取攫取性经济制度了，所以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存在。
　　（二）包容性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有些国家建立起了包容性制度有些国家建立起了攫取性制度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建立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历史分析给出了答案。他们认为，在现代有些国家建立包容性制度之前，几乎所有国家采用的都是攫取性制度，比如光荣革命之前的英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独立之前的美国以及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等。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能够建立起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而其他国家没有呢？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强调偶然因素、偶然事件的作用。他们采用了“制度漂移（institutions drift）”这个术语。制度的发展变化就像浮在水面上冰块的漂移，两块本来在一起的冰块，可能会越漂越远，原因就在于它们在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下渐行渐远。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本来可能一样，但是它们的发展变化可能会在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下渐行渐远，并最终导致了本质的差别。比如，北美洲和南美洲都同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在欧洲殖民之前，这些地区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是，西班牙人最先到达了南美洲，并且开始了掠夺性殖民地的建立过程，到处搜刮黄金、白银以及其他各种贵重物品，西班牙人迅速致富；当英国殖民者到达北美洲的时候，试图学习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殖民做法，但是由于资源分布和人口分布的差别，没能够学习西班牙人的殖民模式。结果，北美洲和南美洲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当时的条件下，西班牙发现南美洲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的登陆地点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登陆后的所作所为也是偶然的。西班牙人能够从南美洲获得大量的黄金、白银等，英国人不能够，结果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的殖民方式就是掠夺性的，而英国人却不得不在北美发展生产，通过生产获得可以攫取的资源。这导致了北美洲能够发展起生产活动、先进的技术等，而南美洲却在资源受到严重掠夺的情况下越变越穷。这还导致了欧洲不同地区之间制度的差异，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西班牙，这是因为面对奢侈的王室生活和战争等威胁，英国王室相对于西班牙面临着更大的财政压力，而不得不跟议会妥协以获得更多的征税许可，但是西班牙王室不需要，因为它从美洲获得的大量金银使其国库充足。由于光荣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使其最早建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进而建立起了包容性经济制度，结果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了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所以，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观点，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具有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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