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传播与社会：百年中国疫病防治话语的变迁》以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若干次重大的疫病流行事件为样本，通过与近代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轨迹相结合、以话语分析方法为手段，对清末民初1894年的粤港鼠疫、1910年的东北鼠疫；民国时期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霍乱、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50年代初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爱国卫生运动、1988年的上海甲肝以及2003年的“非典”事件等，进行了不同于以往公共卫生视角的全新解读。
张自力，1974年出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360度》栏目记者、博士。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客座助理研究员。
从事临床医学工作多年，此后进入媒体领域，深入一线报道多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例如：在CCTV《焦点访谈》期间报道的《安徽泗县疫苗事件调查》（上/下）、《四川资阳猪链球菌感染调查》（上/下）、《禽流感系列报道》（1/2/3）、《上海瘦肉精问题调查》等，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
专业研究领域：健康传播。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代表作有《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媒体艾滋病报道内容分析：一个健康传播的视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的媒体策略》等。合作出版著作《问题新闻与写作》。多次参与国际、国内各类传播学术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上篇：历史的浸润
第一章 粤港除疫：疫病健康传播中的社会参与
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10月底，上海滩正是夏末秋初的季节。欧式风格的高耸建筑、熙熙攘攘的百货公司、流光闪烁的霓虹灯广告……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不可抗拒地散发着“现代化”的气息。即使是在最贫穷的角落，人们也知道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可以用“洋火”来点亮蜡烛。而越来越多的外国租界，穿梭在人群中长着金发碧眼、一副趾高气扬的洋人们，和蜷缩在街角一隅、衣衫褴褛的乞讨者，又清楚地告诉人们这座城市“现代化”的代价。
一天，位于上海闸北区甘肃路的一家“柴房店”内，突然死了两个人，医院诊断为“鼠疫死亡”。这下，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惊恐。工部局派员前往查验，发现除了甘肃路之外，阿拉白斯脱路(今曲阜路)、北山西路等处也有感染鼠疫者，随即出动巡捕强令染疫地邻近的居民和店铺搬迁，进行消毒。为了杜绝鼠疫蔓延、威胁租界安全，租界指派本国医生和当地巡捕每天早晨到附近住户家中放置捕鼠器，第二天早晨又去收回，交医生检验。无论各家住户是否同意，一律强制执行。由于所派医务人员(洋人)擅人民宅，不分男女一一检查，遭致妇女恐慌，又对华人居住环境杂乱污秽横加指责和蔑视，遭到民众的反对。数千人上街阻挠洋人检疫，工部局用以消毒的药水车也被砸毁。于是，工部局出动大批巡捕镇压民众，激怒的民众蜂拥而上，将巡捕殴打致伤。这一事件，在当时被称为上海的“检疫风潮”。
事后，租界巡捕逮捕了12名闹事者，并由工部局出台了“检疫章程”，规定：阻碍消毒者罚洋100元或押二月作苦役；家中有人患疫，而家属拒迁出者罚洋50元，无钱者押一月作苦役等。①这一做法，激起了民众更强烈的反抗，华人团体与工部局频频交涉。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华人自设医院，由精通中西医的华人医生、按照华人的传统习俗进行检疫，无需洋人插手。同时为消除妇女顾虑，安排女医生为妇女检疫。11月24日，上海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医院——中国公立医院正式宣告成立，仅花了10天时间就将疫区内的八千余户居民检疫完毕，未发现一人感染鼠疫。至此，“检疫风潮”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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