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梁启超（增订本）》向我们讲述了：“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谱新知”，这是梁启超先生的《自励诗》，也是他一生的写照。梁氏早年因主笔《时务报》、宣传维新变法而声名鹊起，因戊戌政变流亡日本、致力于西学引入而影响广泛。梁之政治功过，非短论所能胜任，因此《追忆梁启超（增订本）》的追忆文章，更偏重于梁氏的学术生涯。文章分为四辑：第一辑为传记、行状、祭文、轶闻；第二辑是梁氏学生集中撰写的评述文章；第三辑侧重于梁之政治经历；第四辑乃追忆其晚年著述讲学之情状。基本都是与梁启超有过交往者所写，且以晚年讲学时代的学生为主：既有胡适、梁漱溟、熊佛西、刘海粟、黄濬，又有梁实秋、吴其昌、谢国桢、周传儒，等等。行文之中，既有景仰之情，又颇具理性审视意识；既有字斟句酌的严谨，又可见真性情；可充史料，亦可赏读，让后人得以再睹一代大师的风范。
《追忆梁启超（增订本）》人选学者独具魅力，至今仍为学界和普通读者津津乐道。这种魅力，既源尹其学术成就，也来自其精神境界--这是较好地体现了古与今、中与西、学术与思想、求是与致用的结合的一代。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中，这些人都曾饱领风骚、独开风气，因而成为时人和后人的追忆对象。
《追忆梁启超（增订本）》所选追忆文章，兼有史学价值与文学韵味，剔除了许多过分专业化的、需要特别知识准备才能阅读的"准论文"。希望这些有专业而又不囿于专业，能文章而不只是文章的基本风貌，读来或庄重、或琐碎、或洒脱、或俏皮、或长篇大沦、或三言两语，却有助于显示传主生命历程及精神境界的不同侧面。
“追忆逝水年华”，此乃人之常情。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为此临风洒泪.其实，不必借山川草木起兴，单是往事如烟，就足以让千古文人感慨叹息。“感慨”不足以尽兴，于是又有了许多落在纸上的“追忆”。
对往日风流的追忆，与其说是为了记住历史，不如说是为了展望未来。人们只能记住那些应该记住、或者说希望记住的——包括人和事.作为学者而被追忆，不只是一种历史定位，更意味着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因为，人们总是以当下的生存处境及需求为支点，借助于与历史对话来获得思想资源与工作方向。
选择对话者，其实已经内在地规定了对话的内容、倾向以及情调。选择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作为追忆的对象，或者说邀请其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建设，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基于这些学者自身所独具的魅力；这种魅力，既源于其学术成就，更来自其精神境界——这是较好地体现了古与今、中与西、学术与思想、求是与致用相结合的一代。
总序
三联增订版序
梁启超小传
梁任公先生行状
祭梁任公先生文
梁任公先生传
梁启超
梁启超先生评传（节录）
党人列传·梁启超
星庐笔记·梁启超
祭文
记梁任公先生轶事
梁启超故乡述闻
《饮冰室合集》序
梁任公先生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
悼梁任公先生
我国学者与政治生活
悼梁卓如先生（1873-1929）
悼梁任公先生
梁任公别录
跋《梁任公别录》
（附）谈梁任公先生
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
谈梁任公
梁任公先生印象记
梁任公先生遗事（少年时代）
万木草堂忆旧（选录）
书院应课
任公轶事
梁启超乙未会试被黜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
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
戊戌前后康、梁史料补遗
救快男儿梁启超
革命保皇两党之冲突（节录）
革命逸史（选录）
横滨《清议报》
梁任公之情史
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
在上海（一九○四--一九一○）[一]
《艺蘅馆词选》自序
梁启超与林献堂
《梁任公先生演说集》序
记新内阁
戊戌变法侧记（选录）
花随人圣盒摭忆（选录）
梁任公先生人桂纪行
滇桂纪行
梁任公推翻洪宪轶闻
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梁启超
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
记梁任公先生
纪念梁任公先生
（附）伏卵录（选录）
梁启超二三事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节录）
我眼中的梁启超（1873-1929）
回忆梁启超先生
忆梁启超先生
胡适的日记（选录）
六十年前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忆梁任公先生
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
无据谈往录·梁启超
记梁任公
梁任公先生印象记
我所认识的梁启超与王国维
记梁任公先生二三事
曼殊室填词
梁启超父子一二事
病院笔记
“尽信医不如无医”
回忆梁启超先生
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节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
大师礼赞（节录）
我的治学经历（节录）
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
回忆梁启超先生
《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序
《论七略别录与七略》跋
《跋稼轩集外词》后记
祭先师梁启超文
病床日记
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
胡适的日记（选录）
梁任公死时各方挽联忆述
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后记
自维新派与革命党为政敌，革命成而维新派被目为罪魁，而不知二者表相反而里实相成也。“国民革命”（此词始见于《同盟会宣言》，今党军名国民革命军，殆即本此）运动，实行先于言论，党人最著名之机关报，曰《苏报》，曰《民报》，然《苏报》始于癸卯，旋被封禁，上距《时务报》（梁任公在上海初办之报）之创办已七年矣；《民报》始于乙巳，上距《清议报》（梁任公在日本初办之报）创办已六年矣，视《新民丛报》之发刊亦后四年矣。《苏报》、《民报》以前，党人盖未尝明目张胆以言论学说昭示国人，国人之于革命党，不过视为洪、杨之继起者而已，自乙未至乙巳十年间，肩我国思想解放之任者，实唯康、梁，虽其解放之程度不如党人，然革命学说之所以能不旋踵而风摩全国者，实因维新派先解去第一重束缚，故解第二重束缚自易易也，且梁任公自逃亡日本后，在《清议报》及《新民丛报》中，掊诋满洲执政者不留丝毫余地。清室之失去国人信用，梁任公之笔墨实与有力焉，清室既失去国人信用而朝廷上又无改革希望，故革命势力日增也，此又梁任公无意中间接帮助革命之一端也。吾故曰维新党与革命党表相反而里实相成也。自乙巳同盟会成立于东京，而维新党遂成过去之陈迹，波澜起伏，前后相推；四时之运，成功者退，个人之得失，何预于其历史上价值哉？嗟乎！此固未易为今之以标语为金科、口号为玉律者言也。
自任公亡命日本后，诵习日文，因间接得窥西洋名哲之学说，而识力日扩。此时之梁先生，已非康南海所能范围。自述曰：（《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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