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作品系列：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展现了文学研究不那么可爱的一个方面：研究诗歌的内在运作机制，以及它的断片是如何被挑出来，组合为一个美丽的整体。……“西方”学者和东亚学者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也即将文本当作其创作时刻的本来状态对待。但在理解早期诗歌中没有比这更加误导的观念了：早期诗歌是一个存在于复制状态中并通过复制而为我们所接受的诗歌系统。知道和传播诗歌的人、表演诗歌的乐师以及后代的抄写者和文学选集的编者都会对它们进行复制。而在复制的时候，所有这些人都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动文本。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改动的痕迹常常十分明显，诗歌的扩张和缩短都有较大的自由度。
人们从这一序列之中，建构出了一个关于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习惯性叙事：诗歌在一开始的时候简单、直接、来自“民间”——这也就是西汉或者东汉早期的无名乐府；紧接其后的，是东汉晚期由不知名的文人所创作的更规整的作品，即“古诗”；在此基础之上，建安诗人建构起了一座更具文学色彩然而同样充满活力的诗歌大厦。这一现代的标准叙事就很多方面而言是对齐梁批评家们的重新表述，也就是说，诗一开始很单纯质朴，后来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华美。
宇文所安，一名斯蒂芬·欧文。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长于美国南方小城。1959年移居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里沉湎于诗歌阅读，并初次接触中国诗：虽然只是英文翻译，但他迅速决定与其发生恋爱，至今犹然。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二十年后应聘哈佛，任教东亚系、比较文学系，现为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有著作数种（其中《初唐诗》、《盛唐诗》、《追忆》等已被译为中文），论文多篇。其人也，性乐烟酒，心好诗歌。简脱不持仪形，喜俳谐。自言其父尝忧其业中国诗无以谋生，而后竟得自立，实属侥幸耳。
第一章 “汉诗”与六朝
第二章 早期诗歌的“语法”
第三章 游仙
第四章 死亡与宴会
第五章 作者和叙述者（代）
第六章 拟作
附录
一 作为体裁名称的“乐府”
二 音乐传统
三 选集和五言诗
四 “晋乐所奏”
五 话题的例子：“人生苦短”
六 “古诗”中的《诗经》：一个个案
七 模拟、重述和改写
对这一后来的时代，我们知道得更多--尽管仍然存在着很多无法确定之处。五世纪末和六世纪初的文人们孜孜不倦地进行着修订和保存文本、确定文本作者归属（这使得对于作者特征进行描述成为可能）以及追源溯流、描述文学史变化的工作。这一研究和批评活动是建立文化叙事的基础，南朝文人正是用这些文化叙事来界定自身所处的时代。这也就是说，我们对早期古典诗歌直到三世纪晚期的理解，是经由两个世纪之后一个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时代的中介而得到的。
手抄文本
无论是有关重大文化或文学变迁的重要论断，还是有关诗人在特定作品中显示出来的写作基调的局部性质的评说，都建立在脆弱的手抄文本的连续性这一基础上。对早期中古文学史的反思促使我们回过头去想一想，我们对当时文本流传的情况到底知道多少。学者们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似乎假定文本流传的过程是透明的；当人们在十二三世纪之交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第一次见到一首假定为汉代的诗歌文本时，大多不会去追究从汉到宋的一千多年间，这一文本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十一世纪发展起来的文学研究显示出对文本来源和文本精确度的浓厚兴趣；由于这种兴趣在后来已成为一般的学术准则并一直延续到今日，现代学者们往往会把这一兴趣引申推广到更早期的编者和抄写者身上。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从抄本文化时代（通过印本的中介）留存下来的文本上时，却看到当时的人们对文本的精确复制并不那么在意（已经成为经典的《文选》是例外）。大致而言，一个文本的资料来源越多，异文也就越多。比如，被视为西汉李延年所作的那首歌（“北方有佳人”）在多种材料中得到引用，尽管《汉书》中保存着一个稳定的“原”本，其结尾却存在着九种之多的不同版本。在这一具体例子里，数种异文所表达的意思都基本相同；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文本流动性的证据，最早出现在公元五世纪末，在这个时候我们这篇论文所讨论的材料--五言和杂言体的“通俗”诗歌--已经成为受到高度重视的文体。我们完全有理由追问，这些材料在经历了公元317年的巨大变乱以及辗转抄写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各种随意性之后，在五世纪末期到达建康时，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文本状态？
《宋书·乐志》体现出数代学者在歌诗文本保存方面的细心；其所保存下来的文本，自五世纪末以来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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