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忆集》是洪子诚、么书仪合著的回忆文集。上编为五十多年来的“北大记忆”：学生时代的校园生活、政治运动中的“革命”与“被革命”、在各自研究领域内的“衔泥垒窝”，以及数位难忘的师友的影像；下编为“东京记忆”，记录90年代初在日本的生活和见闻，展现了日本社会点滴的光影。两位作者的人生经历与学术道路，体现了这一代学人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面对的困惑与坚守、机遇与限制。他们淡定踏实的人生态度、忆人论世时的独到眼光给读者以启发，也留下了呼应、辩驳、思考的空间。
《两忆集》时至今日回首前尘，一万八千多个工作或者生活在北大的日子，几乎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其中经历的顺境和逆境，体验的快乐和欣慰、辛苦和懊悔、检讨和反思……这一切都和生命镶嵌在一起，不可分割……半个世纪以来，源于北大的胸襟和眼界让我们受益匪浅，北大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也让我们磕磕碰碰……扪心自问，我们对于北人的“感情”是理不清说不尽的……
或许应该这样说：今生今世能够生活在未名湖边，生活在北大，生活在与清华一墙之隔的园子，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大的幸福。
本书的前一半应该叫做“北大记忆”，因为自1956年和1963年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北大：在北大求学、毕业、教书、生活……做学生的时候勤奋努力，教书的时候也算兢兢业业，政治运动中“革命”和“被革命”，改革大潮中或随波逐流或“与时俱进”，在自己的研究中“衔泥垒窝”……
时至今日回首前尘，一万八千多个工作或者生活在北大的日子，几乎是我们成人之后生命的全部。其中经历的顺境和逆境，体验的快乐和欣慰、辛苦和懊悔、检讨和反思……这一切都和生命镶嵌在一起，不可分割。半个世纪以来，源于北大的胸襟和眼界让我们受益匪浅，北大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也让我们磕磕碰碰。扪心自问，我们对于北大的“感情”是理不清说不尽的，就像是对待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或许应该这样说：今生今世能够生活在未名湖边，生活在北大，生活在与清华一墙之隔的园子蓝旗营，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幸福。
这里记载的文字只是难以忘怀的片片段段，当然远不是50年的全部。
本书的后一半是“东京记忆”，“东京记忆”来自于1999年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两意集》，它是由王学泰先生主编的随笔丛书《学苑丛谈》中的一本，在《两意集》的序中这样说到“东京记忆”：年秋之间的两年，我们是在东京度过的。在东京的一所大学里教基础汉语，讲授中国当代文学（课表上的课程名称则为“东亚近代文学”），在NHK“放送大学”的“中国语”课上协作配音，参加学校的先生们和学生们的一些活动，参观那些外国旅游者一般都要去的旅游景点，期间还两次到京都、奈良、神户，一次到九州的福冈和长崎……
洪子诚，广东揭阳人，1939年4月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与人合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与人合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文学与历史叙述》等。
么书仪 北京人，1946年1月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获文学硕士学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述有：《元代文人心态》，《元杂剧与元代社会》，《晚清戏曲的变革》，《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等。
序言
北大记忆
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北大往事之一
我的最好的“演出”——北大往事之二
《1956：百花时代》前言和后记
我和“北大诗人”们
外来者的“故事”
“严”上还要加“严”——严家炎先生印象
“知情人”说谢冕
无题有感
祝贺曹文轩的四条理由
《都市流浪集》的诗歌问题
哲学楼101
1958年的“共产主义”
价格高昂的大米
事情的次要方面
“30年代初的孔乙己造像”——金克木先生的《孔乙己外传》
林庚先生和新诗
他们都“曾经北大”
“真实”的诱惑
到北大念书
在北大经历“文革”
入团纪事
日记的故事
“大象”
结婚证的麻烦
家住未名湖
《晚清戏曲的变革》后序
东京记忆
“艰难的起飞”
经受“规范”
我还能说话吗？
“奢侈”的音乐
东京大学的学生节
到原宿看“新潮”
上野的樱花节
京都的鸭川
“居酒屋”
“风俗产业”
生活中的昧之素
“祈愿绘马”
虔诚的日本人？
人鬼之间
吃午餐的“八公”狗
志以纪念
本良上人和他的妙常寺
漂洋过海的杨贵妃
隐元禅师和日本佛教黄檗宗
话说日本天皇和皇后
皇太子选妃的前前后后
中国古代戏曲专家传田章
我所认识的平山久雄
北大记忆
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北大往事之一
1965年秋天到1966年上半年，我和学生一起，在北京近郊农村的朝阳区小红门参加“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我毕业留校任教已有四个多年头。6月1日，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后，学校很快派进“工作队”，并要我们立即返回，参加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踏入校门，看到到处贴满大字报，到处是骚动激昂的人群：这很有点像我想象中的或从文学作品中看来的“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十月革命）的样子。按当时的规定，我不再到学生的班里去，而返回教研室，教师集中学习、开会。
6月上旬的一天，我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的一个学生干部来到我的宿合。敲开门后，站着且神情严肃地通知，下午去参加他们的班会。我问会议的内容，他不肯坐下，也没有回答径自离开。下午2点我来到32楼，楼道里贴满了大字报。也有关于我的，还配有漫画，好像是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说着什么——《凡卡》是我给他们上写作课时分析过的文章。我来不及细看，推开他们通常开班会的房门，发现全班三十几位同学都已挤在里面。所有的人都沉默着，屋里出奇的安静；都看着我，却没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看到床的上下层和过道都坐满了人，只有靠窗边空着个凳子：意识到这是我的座位。便低着脑袋，匆匆走到窗边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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