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港澳研究（2014年第2辑总第43辑）》由国内港澳研究的主要学术机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办，集中刊载有关港澳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以及港澳与内地合作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充分反映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状况，是港澳研究及实践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陈广汉，男，1954年6月11日生，湖北省京山县人。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现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985”工程二期港澳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港澳经济研究方向负责人，中山大学“211”三期粤港澳区域合作项目主持人，“985”三期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创新基地负责人。社会兼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福建省政府顾问，中共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州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东莞市委市政府首届特约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职教授，中国经济发展学会副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会理事，广东港澳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黎熙元，女，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当代港澳研究》执行主编，《大珠三角论坛》执行主编。1982年至1986年于中山大学经济学习学习，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6年至1989年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99年至2001年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2002年10月至2003年10月为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1989年任中山大学教师；1994年任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区域社会文化研究室负责人；1998年至2009年任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教授；2009年至今任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
港澳经济发展及其与内地合作研究
对构建粤港澳自贸区的初步思考——从上海自贸区谈起
回归后香港的土地和住房政策政治经济分析
从香港最新的医疗融资改革的遭遇看香港未来改革的困难
港澳政治发展研究
香港公民参与新趋向
非暴力的公共政治：香港经验与中国模式
对澳门社团监督问题的思考
澳门回归十五周年纪念专题
2015，澳门赌业想什么
基于博彩企业视角的澳门产业多元化分析
年度回顾专题
2013年澳门社会研究回顾
“广东港澳资企业调查”研究专栏
企业捐赠行为研究：基于2010年广东港澳资企业发展状况调查
而嘉咸街个案中，更是外界公民社会力量起到主导的作用，其来源和利东街类似，但是更具国际化和偏重于文化艺术背景。在菜园村个案中，外界行动者和关注者的参与似乎更直接深入，进而形成“菜园村生活馆”这样的能容纳外界关注力量长期参与甚至驻点的公共空间，也正因为此，在护村运动最为严峻紧迫的时期，才能实现近百到数百名外界关注者参与到巡守队，持续数月参与到巡守行动中，这也是因为在农村生活空间和面积较大的缘故，对外界关注者尤其是年轻人留驻有更大的空间和吸引力，这一点，与利东街就形成明显对比：在利东街，依然很难寻觅到一处公共空间，不但是投入很深的几位资深义工和研究者在社区内找不到容身之地，甚至每一次关注组会议都需要借用圣雅各布福群会的场所作为会议室。在其他社区参与的个案中，也有类似的公民社会力量的介入和不同程度、基于不同平台的参与。
在公民社会的介入以及内外互动的介入中，也存在不同时期的参与人群的变化以及彼此互动协作状态的调整。比如这里面除了来自不同领域之外，关注重点也不同，最初进来基层的，多是关注政治民主的人士，后来文化保育人士迅速增加，也越来越专注于本土社区基层民众的参与，而在这些群体中，从中产精英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主导，到多元混杂，进而近年来，香港社会开始关注“80后”年轻人在公共参与中的突出作用。在本文案例中，也不乏年轻人进入社区驻点，带动老街坊老人家，以及年轻的非原住民后代等的身影。
这背后颇具香港特质：正是在这一长期处在殖民地情境下、回归后也几经跌宕的金融国际都市的内部，长期存在“国际”和“本土”的剧烈张力。而本土论述的热潮自六七年前以保护皇后码头的“本土行动”开始攀上高峰。“一群‘本土行动’成员在皇后码头集会、扎营、读诗，以直接参与式的民主方法，改变或重新诠释皇后码头的空间符号意义。”也许正是在类似感召下，一群不甘进入主流或者被主流（中环价值）边缘化的年轻人开始思考土地和乡村的根对自身生活以及对香港人／社会的意义，其眼光开始往下朝向基层社区和街坊的世界。另外，香港特色的“混搭”／香港的都市特质和构造，也决定了街头-街坊的接壤，形成公民社会-基层之间错综复杂、充满挑战也充满活力的互动。
这种接壤，特别是对社区本土参与的强调也帮助建立公民参与的合法正当性（legitimacy），这在利东街特别明显，正是因为H15关注组的主要参与者大多来自本地街坊，才为利东街的一系列行动提供了合法正当性进而得到媒体和民意的支持。另外，当地街坊之外的外来介人参与者，在政府看来，是缺乏合法正当性的。从这可看到外界公民社会介入的风险和不足：即使他们拥有很多资源和理念，却始终是外人。他们的主张和要求被视为缺乏认受性和正统性。因此政府和其他相关方面有借口拒绝听从本土基层街坊的意见，甚至可能指控这些外来“多事者”一相情愿甚至操控街坊。
而嘉咸街案例中，外界和当地街坊商贩之间的理念看法的不同和相对隔阂更造成运动很难渗透到社区内部和本土化，使得运动相当程度上只能停留在一种公共传播层面上的文化保育运动，而从菜园村和马屎埔村的运动则可以看出，即使社区参与深入化，但非原住居民本身在香港依然很难在政府和香港民众面前建立足够的合法正当性（当然这也是香港的一个历史遗留进而在法律和情理方面存在的特殊之处）。这里也可以看到公民社会力量介入基层社区的尴尬。而如果说历史文化保育在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下，依然有保护的合法、正当性的话，那么农村地带，尤其是非原住居民的村落，寻找自身的合法正当性的空间则更小，在不同的框架下，失去文化保育的框架之后，又要反资本主义和坚持后物质主义，不止步于“民主规划”的要求和提法，并且要在香港这样的都市强调农耕的价值，强调保护没有土地产权的非原住居民，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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