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是扬.阿斯曼系统提出“文化记忆”理论的经典之作。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记忆（有关过去的知识）、身份认同（政治想象）、文化的连续性（传统的形成）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具体描述了在古代埃及、以色列和希腊三种高级文化中，有关过去的集体图像如何构成，对民族身份的确定和强化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文化记忆又是如何形成并发挥作用的。这一理论不仅为认识不同文明成长的内部机制和兴衰根源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也有助于澄清有关记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模糊概念，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并定义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问题。
本书多次再版，被译成多种语言，并为作者赢得“德国历史学家奖”这一德国历史学界最高的荣誉。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当今德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扬·阿斯曼的代表作，公认“思想最丰富的著作之一”，首次引入华语世界。多次再版，被译成多种语言，为作者赢得“德国历史学家奖”这一德国历史学界最高的荣誉，《法兰克福汇报》将其誉为“思想最丰富的著作之一”。
作者扬·阿斯曼不仅是当今德语学界最举足轻重的学术权威，也是在世的埃及学家中最具影响力的。这是他的作品首次译成中文。
前 言
近年来，以记忆与回忆为题的研究风气方兴未艾。它大约始于十年前，在东方和西方都有人就此著书立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我相信，根源在于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大变革，其中有三个因素使得记忆这个课题受到空前的重视。首先，随着电子媒介技术开始在人的大脑之外储存信息（也就是人造的记忆），我们眼前正在发生一场文化革命，其意义不亚于印刷术的发明，以及时间上更早的文字的出现。其次，因为有了上面所说的媒介技术，业已结束的年月——即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所谓“旧欧洲”的记忆——也得以保存，它至少需要我们不时回忆并以评判的方式予以消化，乔治·施泰纳（George Steiner）称其为“轮作”（Nachkultur）。第三个因素可能最具决定性，它触及我们灵魂深处，同时也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亦即，那些曾经亲历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罪行和灾难的一代人，仍然健在的越来越少了。对于集体记忆而言，四十年意味着一个时代的门槛，换句话说，活生生的记忆面临消失的危险，原有的文化记忆形式受到了挑战。在我看来，尽管有关历史与记忆、回忆与记忆术的讨论有时使用非常抽象和专业的术语，仍然持续受到关注，其关键就在于第三个因素。所有这些都说明，以回忆概念为核心，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文化科学范例，受其影响，不同的文化现象和领域——艺术与文学、政治与社会、宗教与法律——呈现出不同于之前的格局。换句话说，有关记忆与回忆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本书旨在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到这项工程当中。作者不敢断言已经实现了某种目标，而只能说供给读者一些提示，重点是为读者自己寻找答案勾勒出必要的因果关系。
1984—1985年，作者偕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赴柏林科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研究，本书就是这一研究项目的结晶。因此，我最诚挚的谢意应当献给这家学术机构，在那里，我有幸与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通过讲座、交谈和讨论等形式进行交流，假如没有这些优越的条件，很难想象本书作者会如同书中内容所展示的那样，做出跨越自己的学科——埃及学——的大胆尝试。克里斯蒂安·迈尔（Christian Meier）、彼得·马基尼斯（Peter Machinist）、米歇尔·斯特里克曼（Michel Strickman）与我一起就比较文化科学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和密切的讨论，在此向他们诸位表示特别的谢意。
本人参与的研究小组“文字交流的考古学研究”（Archaeologie der literarischen Kommunikation）所关注的题目之一便是“文化记忆”问题。在研究小组出版的系列图书《文字与记忆》（1983）、《正典与审查》（1987）和《智慧》（1991）当中，文化记忆都是主要论题；此外，在海德堡举行的研讨会和讨论课上，参与者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为这些研讨会所做的准备，以及之后所做的归纳和提炼，为此书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在柏林科学院举行的题为“正典与审查”的第二次研讨会。本书的初稿实际上是作者与阿莱达·阿斯曼在柏林为《正典与审查》一书撰写的导言，只是我们发现，在导言有限的篇幅当中无法充分地讨论文化记忆问题，因为当时拟就的文字已经达到一百五十页之多，只好作罢。在此后的若干年中，我们共同的研究几经中断。虽然两个人出发点相同，但是研究方向各异，遂决定分别把各自的研究进行到底。阿莱达·阿斯曼的研究成果呈现为《记忆空间：文化意义上的时间建构》（Erinnerungsraume. Zur Konstruktion kultureller Zeit）。她的着眼点在于古典时期至（后）现代形成的文化记忆具有哪些形式与功能，其著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本书的后续，因为我在书中重点论述的是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的早期书写文化。
1987—1988年，我得以利用学术假期完成本书的第二部分。本书涉及理论方面的第一部分，得益于为讨论课和研讨班备课的过程，这些课程分别是我与托尼奥·赫尔舍（Tonio Holscher）合开的“文化与记忆”（1986/1988），与迪特里希·哈特（Dietrich Harth）合开的“革命与神话”（1990），以及我与阿莱达·阿斯曼、迪特里希·哈特合开的“作为生活空间和纪念物的文化”（1987/1991）和“摩涅莫辛涅”。以上同事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与他们共事的过程中，我确实获益匪浅。本人先后在不同的研究班和研究机构做过相关的学术报告，如在弗赖堡大学，面向参与专题研究项目“口述与文字记载”的师生以及名为“古典时期依据当下建构起来的过去”的研究生班，还有在斯图加特文化理论中心，以及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在上述大多由阿莱达·阿斯曼陪同的讲座中，作者获得了宝贵的机会，与听众就书中的核心论题进行广泛的讨论。
由起初一系列尝试性的研究项目变成了一本书，不足之处肯定不少。不过，如果没有维肯伯格（E.P. Wieckenberg）的鼓励和催促，恐怕连这样的结果也难以想象。
扬·阿斯曼
1992年
扬.阿斯曼（Jan Assmann），国际知名埃及学专家，现为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兼任德国考古研究所、德国历史人类学研究所等机构研究员。从1970年代起组织有关记忆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开创“文化记忆”理论，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前言
导论
第一部分 理论基础
第一章 回忆文化
绪言
一 对“过去”的社会性建构：莫里斯·哈布瓦赫
二 集体回忆的形式——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
三 文化记忆的类型：“热”回忆和“冷”回忆
第二章 书写文化
一 从仪式一致性到文本一致性
二 卡农：如何界定此概念
第三章 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
一 认同、意识和反思性
二 民族的产生作为对集体认同的基本结构的升级
第二部分 个案研究
绪言
第四章 埃及
一 埃及书写文化的基本特征
二 充当“法则”的王朝后期神庙
第五章 以色列与宗教的发明
一 作为抵抗手段的宗教
二 起到回忆作用的宗教：《申命记》作为文化记忆的范例
第六章 法律精神促成历史的诞生
一 表现为惩罚与拯救的历史
二 以意志神学为标志的历史被神学化：从“超凡的事件”到“超凡的历史”
第七章 希腊与思维的规范化
一 希腊与书写文化的结果
二 荷马与希腊民族的形成
三 接合性：希腊的书写文化与思想进化
结语 文化记忆理论概述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内容索引
译后记
在古典时代，节日和缪斯的作用被阐释为对H常的疗治。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描述了人在孩童和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如何在之后的生命中由于日常生活的艰辛而逐渐沉沦：“但是在那里，只有神出于对备受劳苦的人类的怜悯，使我们可以从劳苦中得到暂时解脱和休养。这就是宗教节日的轮次出现。神还一并赐予了人类缪斯和她们的首领阿波罗以及狄奥尼索斯作为节日的座上宾，如此，那些源自祖先的古老习俗重放光辉。”
节日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晦暗的存在重新照亮，神亲自将因忽略和遗忘而变得自然平淡的秩序重新擦亮。柏拉图的这段话同时也说明，世上不是存在着两种秩序，一种是节日的一种是日常的，一种是神圣的一种是世俗的，它们互不相干地存在着；而是在原初只存在唯一的秩序，这种秩序是节日的、神圣的，同时它又对日常生活起到指导作用。节日最原初的作用在于将时间进行分段，而不是要创立一个“日常时间”和另一个与之相对的“神圣时间”。当节日把时间的河流加以结构化和节奏化后，它就创立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时间秩序，日常生活在这种秩序中才得到了自己的位置。原初并不存在神圣的与世俗的秩序之分，对此最好的例证是澳洲对于先人灵魂的理解，他们认为，先人的灵魂在世间的漫游和活动为后人从节日仪式到鞋带的系法这所有可被规范的行为提供了范本。事实上，一直到文化发展到某一更高阶段，日常生活分化出来并创立了自己独立的秩序，节日才变成了可供一种特殊、另类的秩序、时间和回忆栖居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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