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事典_何晓明_9787307065628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这是一部既具学术品格又有工具书特质的大型事典。该事典通过306例事象，勾勒自先秦以迄民国的中华文化进程，观照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诸层面，纵向层层递进，波澜起伏；横向条分缕析，此呼彼应，并且展示了中华文化由多民族共创，由内外因素互动涵化而成的特点，从而达成一部多维度的，又史迹清晰的中华文化事典。其体例新颖、检索便利、内容丰赡、可读性强，诚为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化史佳构。

中国史书素重“记事”，也兼及“记言”， “五经”中最具史典性的《尚书》和《春秋》，分别以“记言”和“记事”为重心，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中国史书形成纪传体（以《史记》为端绪，诸正史承袭之）、编年体（以《春秋》为端绪，《资治通鉴》光大之）两种主流体裁，其所载内容兼纳“记言”与“记事”，而又以“记事”为展开部。后来，在编年体的基础上发展出纪事本末体（以《通鉴纪事本末》为端绪，续有《明史纪事本末》等），更突出“记事”，形成一种按时序编排、以陈述事件经纬为使命的史书新体裁，其优长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
史书重视记事，并非史家之偏好，而有其深沉的原因在：历史本来就是由事件贯穿而成的。所谓“事件”，略指历史上、社会上已经发生的大事情。脱离了事件具体而微的陈述，历史便陷于空泛。如果缺乏关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台儿庄之战”、“保卫大武汉”、“百团大战”、“重庆轰炸”诸事件的准确记述，便不成其为中日战争史。事件的孕育、诞生、发展、演变、消弭，前后事件间的起承转合，构成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如此，作为专门史一支的文化史亦是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化史，由一系列文化事相的生成演化所构成，正是由诸如文字的发明、青铜器的制造、元典的创生、经学的兴起、科举制的推行、李杜诗篇的涌现、永乐大典的编纂、考据学的盛行等事相，方编织成逶迤多致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因此，我们可以沿用纪事本末体的体裁，通过前后递嬗的文化事件娓娓道来的叙述，达成色彩璀璨的文化史的呈现。当然，人是文化史的主体，事件由人的活动构成，述事必须见人，要见人的精神，但这人的精神又一定是通过事件的演绎透现出来的，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读者诸君案头的这部《中华文化事典》便是依纪事本末体之例编纂的一部贯通性的文化事相史典。

如上所述，三皇五帝是战国秦汉间人们对于古史系统的一种理解和排列，未必为某些具体的人物，有可能是一个历史时代或某一部落联盟的象征。这些传说对研究我国上古时期社会情况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后世传说中有将三皇五帝神化的情况，已近于神话，和历史实际有了较大距离。唐宋以来已有一些学者对古史传说提出质疑。唐人刘知几、宋人刘恕至清人崔述，都曾对三皇、五帝、十世之说予以澄清。近代以来学者们对古史传说又提出了新的认识，先有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其《上古茫昧无稽考》认为战国诸子借托古改制，臆造古史。被誉为“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的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初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三册，上册出版于1904年，1906年三册出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商务辑印大学教科书，该书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改名为《中国古代史》）第一章，把三皇五帝称为由“上古神话”构成的“传疑时代”，将三王、五帝、九皇及盘古、三皇、十纪等说，一律视为抵牾不足信。1923年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指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他举例说周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又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鉴于传说中古史的这种经历，顾颉刚总结说：“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论古史书》一文发表后，引发了一场关于古史的大讨论，在思想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革命，旧有的古史体系被摧毁。大多数学者把三皇五帝时代列入史前史的范围，黄帝、尧、舜为原始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也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人们也开始重新认识、深刻反省传统史学，用新科学方法重建中国的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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