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悦读之旅——红与黑_（法）司汤达　著，罗新璋　译_9787505988378

　　理想与命运——《红与黑》导读
　　文/宋丽学
　　《红与黑》是司汤达的代表作，更是法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名著。而让人称道的是小说中篇幅极大的心理描写，这是在文学史上前所未见的。特别是对主人公于连的心理刻画，更深刻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为读者了解人物及故事情节的发展作了极好的铺垫。于连第一次产生征服瑞那夫人以满足自己那可怜自尊时，他想“他有责任叫这只手不缩回去。想到有一种职责要履行，事若不成就会徒留笑柄，甚至滋生自卑，于是，所有的乐趣，顿时从他心头散逸无余。”从这里不难看出，他对瑞那夫人的情感动机起初并不单纯是为了爱，而是为了向以瑞那先生为代表的权势阶层挑战。他得到玛娣儿特的青睐时，首先想到的是“我占了夸泽诺的上风。”“夸泽诺侯爵和我，咱俩的身价已经较量过了。”于连最爱的始终是自己那可怜易碎的自尊。惟妙惟肖的心理刻画，主人公的忐忑不安、欣喜若狂、哀叹绝望无时无刻不牵动着读者。像这样的心理描写在文中处处得见，司汤达极善把握人的心理变化，通过人物所思所想，展现其真伪、善恶交集错杂的矛盾状态，读者也在阅读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心绪跌宕起伏之感。
　　于连是个天才吗？是否有了天资就一定能成就自己人生的辉煌呢？于连能用拉丁文背诵《圣经》，能背默思德的《教皇论》和古罗马诗人的诗句，他屡次得到认同也全都靠“乞灵于自己的记忆”。他在拼写方面出错，将“cela”拼成“cella”。当彼拉神甫问及宗教派学说时“发觉于连一无所知”。在拉穆尔伯爵的宴会上，“像骚色、拜伦、乔治四世等现代人物的名字，于连是初次听到，当然茫无所知。”从这点来看，于连是个记忆力超群的人。但他没有好好把握自己的所长，没有好好钻研学术以提高自己的素养，而将心思用在钻营上，想利用捷径达到自己飞黄腾达的目的，从开始，他就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所以天赋终究是迈向成功的奠脚石，跟天赋相比，选择正确的方向并坚持不懈地努力才是实现成功最重要的途径。
　　再看于连的个性，他多疑、浮躁、狂傲、有攀越巅峰的野心，却因自己的小有成就而自负，有极强的自尊心，并竭力维护着自己的自尊，这也是为什么他拼命地想出人头而不择手段的根本原因。这样的性格也成为阻碍他作出正确选择的绊脚石。性格决定人生，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于连走上了不归路。直到在监牢中，忆起往昔，才想到“一年有两三千法郞收入，就可以安安生生在苇儿溪那样的山区过日子了……想那时候真是很快活……只是当时不知身在福中！”此刻的幡然醒悟虽为时已晚，但他终究明白了生活的真谛。
　　……
　　《红与黑》被誉为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确属实至名归。

　　《红与黑》是法国19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品。司汤达是他的笔名，他的原名是亨利·贝尔。1783年出生在法国南部的格勒诺布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当时社会僧侣和贵族是第一和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属第三等级)。16岁时，他来到巴黎，加入拿破仑军队，远征意大利。29岁时，随拿破仑军队攻打俄国，亲身经历了法军的惨败。后两年，拿破仑下台，使他感到政治的幻灭。司汤达曾说：“拿破仑和我一块儿垮台了。”
　　巴尔扎克崇拜拿破仑，早年曾编过一本《拿破仑文选》；相传在写《人间喜剧》时，在书桌一隅，安置一尊拿翁塑像，并在底座上刻下一句豪语：“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　　《红与黑》是法国19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品。司汤达是他的笔名，他的原名是亨利·贝尔。1783年出生在法国南部的格勒诺布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当时社会僧侣和贵族是第一和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属第三等级)。16岁时，他来到巴黎，加入拿破仑军队，远征意大利。29岁时，随拿破仑军队攻打俄国，亲身经历了法军的惨败。后两年，拿破仑下台，使他感到政治的幻灭。司汤达曾说：“拿破仑和我一块儿垮台了。”
　　巴尔扎克崇拜拿破仑，早年曾编过一本《拿破仑文选》；相传在写《人间喜剧》时，在书桌一隅，安置一尊拿翁塑像，并在底座上刻下一句豪语：“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竟其功！”在崇拜拿破仑方面，司汤达绝不让于巴尔扎克。还在小学生时期，他听到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连战连捷，就不禁惊喜雀跃。尽管拿破仑在政治和军事上风云变幻，而司汤达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始终定为拿破仑，把他奉为“恺撒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司汤达庆幸自己跟随拿破仑东征西战，先后进入米兰、柏林、维也纳，直到莫斯科，亲身践履了“拿破仑史诗”时代。滑铁卢一败，拿破仑受到复辟势力的攻讦，而司汤达不顾这股势力，振笔疾书，在1817年，花了几个月时间，写了一本《拿破仑传稿》；20年之后，又写下《忆拿破仑》。1837年，写自传《亨利·贝尔传略》，最后一句：“生平只敬仰一人：拿破仑。”言尽于此，司汤达以盛赞拿破仑为己任，赞颂拿破仑强劲的个性，充沛的精力，敢冒风险的雄才大略。无论是在司汤达的小说，还是游记，抑或文论和史书中，拿破仑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中心，在作品中都或隐或现有拿破仑的影子。
　　《红与黑》一书中的主人公于连，可以说是从拿破仑模子中磕出来的一个克隆人物。跟拿破仑一样，于连也有非凡的记忆力，为迎合时势，把《圣经》能倒背如流，他最喜欢的书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与瑞那市长较量占上风后，于连觉得应当乘胜追击，把瑞那的贵族傲气彻底打垮，这才是道地的拿破仑作风。
　　同样一种英雄性格，拿破仑与于连所处的时代不同，就有幸与不幸的分别。于连神往拿破仑，但他所处的时代已非“功名只向马上取”的征战时代，于连最后喟然一声浩叹：“噢，拿破仑！你那时代，靠打仗出生入死，以博取荣华富贵，多痛快！如今却去加重穷人的苦难，岂不卑鄙！”是的，到了1830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也不是出路”，英雄真的无用武之地，壮士复有不得出之悲。故《红与黑》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写一失败的小说，是写于连从锯木厂走向断头台的失败小说。
　　于连是一个“向社会开战的不幸儿”，他生就火热的性格，充满着进取精神，向往英雄的行为。但所处的是一个复辟倒退的时代，使他不得不成为一个拒斥现存社会秩序的叛逆分子。于连“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按于连自己的说法，是“老天爷把我放在穷人堆里，却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在家里，和粗鲁的父兄格格不入，话说不到一块儿去；进入社会，在市长家，在修道院，在侯爵府，看到的都是庸俗、虚伪、委琐。家庭、社会、时代三不合宜，他既不能像拿破仑去征服世界，名扬天下；也当不成维璃叶市长，惩恶除腐，伸张正义。社会逼得他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强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再以虚伪的言行，行其欺诈的勾当”。他倾向雅各宾主义，却参加保皇党密谋；他明明蔑视贵族有产阶级，却又拼命往贵族有产阶级堆里钻营，在敌对的环境中做着没有胜利希望的美梦。于连向上爬，正当飞黄腾达的时候，受到告密信的打击，慨然走上断头台。一人做事一人当，于连不求上诉，不乞一命，固不失为一条好汉，但终究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当然是于连个人的悲剧，也是当时所有杰出的人物不用于世的历史悲剧！
　　司汤达提出“小说-镜子”的理论，这由来就是在《红与黑》的书中：“小说好比一面镜子，鉴以照之，沿着大路，迤逦行去。”小说要像镜子，反映行进的现实。在《红与黑》中，我们看到了庸俗的内地生活，肆虐的圣公会；我们也看到奢糜的贵族社会和猖獗的保皇势力。镜子“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污泥”，这能怪镜子吗?小说像镜子一样，忠实地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要反映生活，就离不开时政。而1830年，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七月革命的爆发，成为查理十世复辟王朝与路易·菲力普资产阶级王国更迭的契机。《红与黑》的副标题，为“1830年纪事”，也意味着这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在《红与黑》中，司汤达借书中人物之口，说：“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就不成为1830年的法国人。你这本书，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成其为一面镜子”。
　　……

要想发迹，势必去刻薄穷民，奉承区长、市长、名流，投他们所好，为他们效劳：这种行为，社会上称为处世之道，对一个世俗中人，与灵魂的得救倒也并非完全水火不容。但处于我们的地位，就应该有所选择：不是追求尘世的富贵，就是向往天国的福祉，别无折中的办法。(P24)
雄鹰不时从他头顶上的绝壁间飞掠而出，在长空悄然盘旋，划出道道圆圈。于连的眼睛，不由自主跟着鸷鹰转。稳健而有力的搏击，令人震慑，他渴慕这种力量，渴慕这种孤高。(P40)
心地纯良，无怨无恨，无疑能使人长葆青春。可叹世间多数娇美女子，往往红颜先老！（P46）
文明过度的不幸！一个年轻人，在二十岁上，要是受过教育，他的心灵离纵情放达就有千里之遥；而无纵情放达之概，爱情又往往沦为可厌的义务。（P46-47）
渴望已久的东西，一旦如愿以偿，心灵反陷于惊讶惶惑之中。人心本来一直有所企望，现在已无可追求，而刚过眼的烟云，尚未成为甜蜜的回忆。(P50)
我的庇护，不是施恩和宽宥，而是加倍的鞭策和严明，以防止沉沦和堕落。（P71）
你已看惯笑脸，而笑脸是虚伪的舞台。奉告你，真理是严正的。我们在尘世的使命，不也是严正的吗？应当时时警醒，你的良知要提防这个弱点：对浮华的世象不要太动心。（P72）
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有价值，且在他的欲望前面，在他的事业前面，设下重重障碍。他真有本领，自会克服困难或绕过障碍的。（P76）
夏泽尔和一些出挑的修士都来输诚称臣，言词之间几乎带点埋怨，怪于连没把他家的富有及早告知，害得他们对钱财不免失敬。（P76）
你们是祈求尘世的荣华，社会的实益，发号施令的快意，藐视法律和肆无忌惮的兴味呢，还是希望求得灵魂的得救？你们之中，即使是后知后觉者，只要睁开眼来，也能分清何去何从这两条路来。（P85）
一般大人物貌似彬彬有礼，深于世故者知道骨子里是惺惺作态。偏于客套，无异浪费时间。（P87）
虚假，要行之有效，就该擅自掩饰。（P116）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