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所在(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4年卷)_岳雯　著_9787506375184

岳雯是个素质全面的研究者和评论者，才情、天分、勤奋，使她在所经营领地里已经焕发出了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光彩。文学在她眼里是个鲜活的存在，不是可以用条文来规定的，不是可以用概念来规范的，她拒绝教条的框定，与成规保持距离，使自己眼中的文学世界拥有了开阔的生成可能性。

　　总序
　　袁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

　　总序
　　袁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1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去。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伤，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年初秋
　　我们都该发现自己的沉默所在
　　梁鸿鹰
　　在推荐岳雯入选中国作协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时候我是这样写的：
　　岳雯是个素质全面的研究者和评论者，才情、天分、勤奋，使她在所经营领地里已经焕发出了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光彩——当然是指已经大大都超出了大家预期。
　　岳雯在我尚未成为她同事的时候，就已让我刮目相看了——她的文字灵动、坚实、饱满，2012之“所有的过客都到齐了”，在我眼里是才气未可限量的巨大表征。
　　她目前的主要领域是小说评论，其实她本来就有治文论、美学之类的积累，理论功底从批评文字里可以看得很清楚，我觉得，长篇小说只是她由于“盘点”而顺延的职责之一，任何文学形式，都可以在她手里或笔下有声有色。
　　这缘于岳雯对文学格外之强的理解能力，文学在她眼里是个鲜活的存在，不是可以用条文来规定的，不是可以用概念来规范的，她拒绝教条的框定，与成规保持距离，使自己眼中的文学世界拥有了开阔的生成可能性。
　　“整合”与“拆分”是大多数评论者要做的，岳雯也不例外，但在她手里，这些事情与文本所指是无缝的，聚还是散、留还是弃，仿佛都在她的指掌间——“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
　　这就要说到悟性，热爱是极好的老师，但没有悟性，热爱会导致蛮干、平面化或者还有扭曲，岳雯的悟性当然是天生的，但她对书、对文字的喜爱，对“好东西”的天然亲和，能够保证她早早地站在一个结实的地方。
　　评论者立得住要在思维方式上过硬，岳雯这方面有天生的灵气。
　　还有，评论者的人缘儿相当程度上说要靠文字，如果文字上获得不了自信，就永远是心虚的。岳雯的文字固然有女性“妖娆”的一面，但准、精、丰富是带更根本意义的。
　　在我们创研部这个集体里，岳雯的工作业绩同样说明了她的干练、多能——那种独立地、恰当地、高效地完成任何指令的能力。
　　岳雯是个正在发出光亮的“星”，当然属于21世纪及以后。
　　到目前为止，岳雯尚未出版过个人文学专集。
　　我向大家隆重而严重地推荐她的入选。
　　推荐语写到这个份儿上，按说不该再说什么了，再说后来在评审会上，她之得票情况，也说明我没看走眼。但我回过头来再看一遍她的那些文字，总觉得还想说点什么，不一定说得准，不过是有几分按捺不住而已。
　　其中有一点想说的，是岳雯思维的连续与延展性。我们在读不少评论时会发现，作者的写作实际上是在那里挤牙膏呢，一会儿一截，一会儿一截，粗细一样了，长短透露出来的节奏却难免是不同的——关键是中间隔着一大段，凸显出话语的阻涩、艰涩、勉强，这难道不是思维阻涩的表现吗？我想是的，说明下笔时并未想得很明白，而岳雯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毛病。她思维的连贯性、通畅性令人惊讶，她的“思维点”总是能够被生发到当止之处，即如种子一旦萌发，她能够保证其破土后的坚实，以及随后生长的顽强、茁壮。如在关于2013年长篇小说回顾的那篇文字，似乎由《带灯》去结构文章，开头是《带灯》，结尾还是《带灯》，她的流畅，她的把控能力，说明评论在她那里还不是技痒的冲动，而是在发现与洞见之后，善于对自己找到的意识、观念、态度进行反复的加固与肯定。
　　还有一点，就是岳雯的文字所隐含的个性与共性。评论是文字造就的，衡量文字的优劣，其中一个尺度，是要看能否充分表现的个人性格、眼光、学识等的特点，或者让人窥见其气质的“这一个”。那些经不起推敲、咀嚼，那些不够成熟的文字，往往建立在过于共通、过于大路货的语言基础之上，具体表现为词汇的贫乏及句式的单调，而好的文字则是个性化的、鲜活的，而且常常有出人意料的表现。个性的建立断然离不开传统的承继、谱系的延续习得，否则我们认不出文字的来路、思想的累积，即使“野狐禅”也是有所本的，但出色评论家的语言必须出于传统，却能超越共性，也就是要有“个人的声音”，如宇文所安所说：“一个有着个人的声音的作者可能渴望以集体的声音言说，我们觉察并欣赏他内心的这种冲动，但它仍不过是个人的复杂的、不安分的版本。”（《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建立个性与突破共性的局限性，特别是克服“共通性”，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这种劳动的结果则会是新天地的打开。
　　再有一点想说的，是岳雯在言说资源之左右逢源方面的出色表现。其实做个评论者挺冤的，成天要面对和思量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相识或不相识的作家、与自己有关或无关的种种文学现象，本来是要当个茶足饭饱之后的欣赏者的，却没料到不这么简单。不知不觉中，常常发现自己做着有点像桥梁、人梯、推手一样的事情，类似赏而不欣、知赏而退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如果“赏而不欣”，是否还要说下去？答案是“一定”。如果“知赏而退”，能够保持沉默吗？回答是，往往“并不可以”。评论家有时是没有沉默的权力、没有个人喜好的空间的，这由职业伦理或专业规定性所决定。同时，当我们遇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作品，我们沉醉于阅读带来的狂喜的时候，你真的能够表达得出来吗？真的有言说的足够、独特依凭吗？这时，作为一个职业致力于“挑选、界定和敞开”的人，考验才真正开始。我无意于断言岳雯在掌握言说资源方面就达到什么境界了，但她走过的路给了大家一种证实——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论，还是西方的新锐观点，抑或别的什么类似“批评观”的依托，反正岳雯似乎开始进入游刃有余的境地了。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岳雯恰在这时开始提醒自己不要说得过多，她说：“关于文学，那些深处的那个我，仍然是沉默的。”
　　也许，我们都该发现自己的“沉默所在”。
　　是为序。
　　2014年6月18日，北**土城

　　气象开阔，境界始深
　　——2007年的长篇小说
　　在《浮士德》里，浮士德面对浩瀚如大海沸腾如熔岩深邃如星空的生活，怀着幸福的预感，对这一瞬间失声叫道：“你真美啊，请你停留！”这个被反复讲述的故事回响着每个人隐秘的内心冲动：让飞逝的时光停驻，让流淌的记忆定格。然而，属于2007年的波澜壮阔终将翩然而去，能够把握得住的不过是回望的心。由此，文学承担起补偿的功能：它让我们穿越重重表象与幻觉，追问时代的精神本质；它让我们拂去现实里的经络交错，分辨鲜活致密的人格质地；它让我们在茫茫不可知的惘然里，探求深藏于人心的秘密；它亦让我们在喧嚣的话语迷雾中，得以触摸历史的温热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长篇小说以其鸿篇巨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时代的文体。这么说，并不仅仅因为年均一千多部的长篇小说出版量已然成为文学出版的主要格局，也不仅仅因为长篇小说不言自明地成为衡量作家创作成就的参考指标，更重要的是，长篇小说密布着时代的呼吸，向我们展示着几代人在精神探索上的诸种可能性。
　　2007年，是长篇小说再次占据文学生活主流的一年。写作者们对现实生活的沉着观照和秉笔直书成为这个年份令人最为感奋的文学景观。这一年，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有《启蒙时代》（王安忆）、《人间》（李锐、蒋韵）、《山河入梦》（格非）、《刺猬歌》（张炜）、《风声》（麦加）、《桃花》（张者）、《高兴》（贾平凹）、《白麦》（董立勃）、《吉宽的马车》（孙惠芬）、《我叫刘跃进》（刘震云）、《初夜》（唐颖）、《青木川》（叶光岑）、《等等灵魂》（李佩甫）、《道德颂》（盛可以）、《黑白》（储福金）、《白纸门》（关仁山）、《轻雷》（阿来）、《所以》（池莉）、《致一九七五》（林白）、《戎装女人》（刘静）、《机器》（肖克凡）、《赤脚医生万泉和》（范小青）、《我是你儿子》（孙睿）、《野草根》（徐坤）、《女心理师》（毕淑敏）、《特务连》（徐贵祥）、《天长地久》（张海迪）、《磨尖掐尖》（罗伟章）等。这些小说的面世，标志着作家们在用密集的语词编织着这个时代的精神图景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他们对小说艺术所保有的执著的热情。在集中描述长篇小说的年度状况时，我愿意用“气象开阔，境界始深”来概括其整体的文学气韵；我要向写作者们表示敬意，正是他们艰苦的创造，使这个匆忙发展、迅速变革的时代为精神的传承而驻足沉思。
　　记录时代的荣光与艰辛
　　在汪洋恣肆、浩如烟海的长篇小说里，先在地潜伏着一个坚硬的内核，它几乎决定了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所存在的理由和野心。这“内核”，即是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与认知。致力于表现“历史表象中的历史灵魂”的长篇小说天然地成为时代的投影，它不仅从时代这艘大船的激流勇进中吸取力量，更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有效地参与了新的社会历史构型的完成和文化史、心灵史的建构。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关注社会转型期间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越来越成为当今作家们的一种自发意识和自觉担当。
　　2007年，继《秦腔》以后，贾平凹携《高兴》归去来，一时间备受关注，《高兴》亦被称之为“具有时代症候和文学史价值”的典型性文本。如果说，《秦腔》是写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瓦解和破碎的过程的话，那么，《高兴》可以看作是这一叙事的继续与发展。刘高兴和像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是如何在城市中挣扎求生，边缘小人物的灵魂又是如何一步步靠近城市，这正是《高兴》所关注的时代主题。
　　“我想，刘高兴和他那个拾破烂的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一样的生活，别一样的人生，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这是贾平凹在《高兴》的后记里说的话，也可看作《高兴》的写作的初衷。于是，我们看到一双悲悯的眼睛，犹如一束追光，注视着从清风镇来到西安的刘高兴和他的伙伴五富，注视着他们满心怀着对城市的向往却屡屡碰壁，在遭遇巨大生存困境时只得以拾垃圾为生，注视着他们对尊严的渴求与维护，也注视着那时代魅影背后普通民众相濡以沫的温情。明亮坚实的叙事，却寄托着作家巨大的苍凉感。
　　“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这是贾平凹们的宏大的意图，内里透露的是巴尔扎克式的野心。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遭遇这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是多么幸运，个人在与社会历史情境的狭路相逢中碰撞出耀眼的火光。小说家们在生动复原生活场景的同时，小心翼翼地捕捉到了个人内在的丰富性，《高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住了。小说家沉潜到生活内部，引入了新鲜的材料，使我们对刘高兴这样的拾荒者的看法突破了既有的格式。他爱清洁，有尊严感，他还常常在收破烂的间隙吹箫，他用他的智慧试图解决乡人们的生活难题……更重要的是，他“高兴”地活着，努力接受并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刘高兴是在以一种兴高采烈的心性活着，那么，本年度的另一部重要小说《吉宽的马车》则提供了讲述“乡下人进城”的另一套语法。小说叙写了歇马山庄有名的懒汉申吉宽是如何在对城市的拒斥中一点点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城市的过程。这位喜欢《昆虫记》、没日没夜在坑洼不平的乡道上转悠的马车夫，是乡村生活的忠实拥趸者。在所有乡村男人都义无反顾地奔赴外面的世界去打工的生活背景下，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公认的懒汉。然而，许妹娜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存在状态。这个进城打工时被小老板看上的山庄女孩，在回乡办嫁妆时与吉宽相爱，随即又流落城市。吉宽也不得不告别乡村乌托邦，奔赴城市来寻找他自己的命运。在城市与乡村的来回迁徙中，众多人物形象如一棵大树上的叶子般渐次出现，构成了一幅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城市“外来者”的群生相。吉宽的命运是小说叙事的内驱力，在这层命运帷幕遮盖下的，是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在人物内心深处的纠缠、挣扎与碰撞。这就是孙惠芬孜孜以求的一个人以及更多人的“内心风暴”。
　　“做时代的记录者”不仅意味着对当下中国现存生活境况的发现，更意味着在巨大变革中对某些失去了的价值体系的呼唤与重建。在这个维度上，肖克凡的《机器》散发出天真果敢的工业时代的气息，有着对劳动时代和现代化生活方式热情洋溢的讲述与回望。小伙计王金炳和小女工牟棉花怀揣着对“机器”的向往付出了艰辛的代价，只有在解放后才真正成为“工人”。对劳动的热情和对“机器”的热爱使他们双双成为“劳模”。“机器”象征着他们的命运，也映照出历史发展的轨迹。女兵出身的刘静在《戎装女人》以安详从容的笔调叙写了女军人吕师大校以及她身后站着的一个军队世家。军人的一切优秀品质，都在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琐碎里一一被打磨，放大，构成动人的向善的力量。刘静的笔触是宽阔的、温暖的。这宽阔是对鸡零狗碎生活中人性宽广的确证，这温暖是对经历复杂世态后人心美好的信仰，因此更具力量。
　　在此，小说家们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精神姿态，敏锐地提出现实生活所面对的重大问题，时刻保持警醒，努力深入生活现场，打通血脉，获得对广大民众深切而真实的精神观照。他们践行着小说给我们的承诺，即将“这一个”丰富的心灵向现实展开，理解“这一个”的境况，由此获得对广阔时代和广袤生命的深层理解。于是，在时代的大舞台上，我们看到了一群坚强独立的普通人踽踽前行的身影。2007年的文学版图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普通人的存在，才动人，才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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