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漫饮冰子——梁启超传（精）_徐刚著_9787506371407

　　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史学家，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文学家，一代宗师梁启超的传记。从少年时期的天资聪颖、青年时期的广州求学到他北上北平的从政之路、戊戌变法后的流亡时期投笔从戎、学术研究的重大贡献甚至儿女情长等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叙写。

　　引子?一代宗师
　　寻觅于饮冰室，在长彗琼花间漫步，我仿佛看见，走出这情感飞动的时空隧道，一个死去的伟人和他蒙尘的思想正在复活。
　　这些年来写梁启超的、关注梁启超以及他所处的民国时代的人多了，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幸事，此种现象或可多多少少地减轻我们数典忘祖的罪过，或者还能引发文化复兴的渺远之想。然而要让追思追问先哲的现象，成为一种思潮，成为“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梁启超语）还需时日，还需更多的前仆后继者，还需要我们远离尘嚣地从历史人物身上，从他的洋洋大著中以若干新见解、新观点奉献给社会及读者。以梁启超治学之论，史学是“将过去的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借鉴”，且要有“新目的”。那么梁启超一生“新意义”、“新价值”何在？是否能震烁于二○一三年的中国社会，从而使我们这些“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得到借鉴乃至灌顶而猛然醒悟呢？
　　或者也可这样说，我们不能再泛泛地写梁启超了，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以史学的眼光解读梁启超，并且要“别具只眼”（梁启超语）。这一点，我自己就是不合格的。虽然，从一九九六年首版《梁启超传》始，二○○六年重修，二○一○年再修，内心所得的观感，对梁任公依然是望若河汉，而自己一改再改的作品不过是浮光掠影，是次又修订删改，欲以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攻”梁启超，在他的原著及史料中以他所教的“钩沉法”去钩沉他，便钩出了散见于千百万文字中，安详平静地蛰伏着的梁启超的音容思想，得着犹如为今而发的感慨！书成，我把这些所获所感，举其要者，着重于社会心理、文化教育，以为引子。

　　梁启超够得上思想家的称号吗？梁启超的思想是“肤浅”（陈独秀语），还是深刻？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流亡日本时与《民报》笔战，在历史上其绵延之影响不绝于今世者，为《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一文，任公明言：“私有制度，虽谓为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可也。”为什么这样说？任公有详解：“就历史上观察人类之普通性质，以研究现经济社会进化之动机”；“人类有欲望之故，而种种之经济行为生焉，而所谓经济上之欲望，则财务归于自己支配之欲望是也”；“惟归于自己支配，得自由消费之、使用之、转移之，然后对于种种经济行为，得以安故”；“故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其上”。任公又谓：“盖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梁启超同时还指出，土地国有化的根本危机，是将国家立根之本、农民衣食之源的土地，“悉委诸官吏之手，则官吏之权力必更畸重，人民无施监督之途，而所谓民主专制之恶现象，终不可得避”。此种“恶现象”为何？官吏控制之下的土地财政，并且以国家的名义支配，“所谓国家以大资本家而经营者，亦限于独占事业而已……其结果势必尽吸一国之游资于中央，而无复余裕供给私人企业之需要，则一国中无复大资本家出现，诚哉然焉，但不识当时国民经济之状况，其萎敝若何耳！”何止经济，“然则此制度足以令政治趋于腐败，又必至之符矣”。
　　读者至此会生出何种感想，我不去揣测，以上文字，可谓梁启超有大思想家之目光如炬乎？倘仍感不足，不妨再列举任公于二十世纪之初访新大陆游记一端。其时适逢美国罗斯福总统巡视太平洋沿岸，并有讲演称“太平洋，洋中之最大者也，而此最大洋，在今世纪中，当为吾美国独一无二之势力范围”等语。梁启超据此有太平洋与中国之论：“世界大势日集中于太平洋，此稍知时局者所能道也；世界大势何以日集中于太平洋？曰：以世界大势日集中于中国故，此又稍知时局者所能道也；若是乎其地位可以利用太平洋以左右世界者，宜莫如中国。中国不能自为太平洋之主人翁，而拱手以让他人，吾又安忍言太平洋哉！”任公不忍言，我辈无以言，虽不忍言，虽无以言，今世今日太平洋上风涛能拒之不闻吗？

　　梁启超以最后十年的心力教书讲演，或可再问，在梁启超所处的日益西化的时代背景下任公坚守者为何？反对者为何？
　　梁启超对“教育”的一贯主张为“教人学做人”，后来在这一句话之后又加了一句话“学做现代人”。在《北海谈话录》中自谓做清华国学院导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先秦政治思想》、《儒家哲学》、《戴东原哲学》及孔、老、墨、荀研究等等，都可做“底子”看，这个“底子”里不仅有学问，还有做人的道理及“人格上磨炼”的方法，任公嘱同学诸子，“自己先把做人的基础打定了”，且要有“道德信仰”，然后是“做人做学问”。当时的教育现状又如何？梁启超说“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外，更没有所谓意志，”是次北海谈话在一九二七年初夏。而在一九二三年南京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任公便说过：“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这种只讲知识，不求精神和人格培养的教育，“我以为长此以往，一定会发生不好的现象。中国现今政治上的腐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教育不良会生出政治上的腐败，任公所教也。教育不良所生的另一恶果便是“精神饥荒”，对于此种饥荒更可怕的是“人多不自知”，仍以为只是“知识饥荒”。
　　梁启超认为，救济“精神饥荒”之要者，首要就是立精神生活为第一。“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制”。而东方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
　　梁启超还认为，“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一点为好。……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大奸慝的卖国贼，都是知识阶级的人做的”。一九二二年，在苏州学生联合会讲演，任公先讲：“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地答道：‘为的是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替你总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在道德的意义上，怎样成一个人？任公的教导是：“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的道德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即任公说的“完成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孔子所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此即伟男子、大丈夫”，也就是“成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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