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擘
——徐悲鸿
2011年10月30日，初冬的丹佛艺术馆迎来了第一场瑞雪，然而寒冷的冰雪却没有阻挡住科罗拉多州人们的出行计划。这天，在美国中西部最好的艺术馆丹佛将迎接一位来自东方的艺术大师——徐悲鸿，他是中国画改革的先驱者，也是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美术先河的开创者，正是他将中国绘画史带上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徐悲鸿以超乎前人的精湛技艺赢得了海内外艺术大师的高度赞扬,同时他也是第一位在美国举办大规模个人画展的中国人。这次丹佛艺术馆的展览是美国观众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位东方大师，在展览中他们看到了徐悲鸿一生创作中的精品力作，这其中既有久负盛名的经典作品，也有鲜为人知的收藏精品。到场观众无一不被徐悲鸿先生写意洒脱的中国水墨画和生动传神的油画人物肖像所震撼。一时间也掀起了一股“徐悲鸿热潮”介绍他的书籍、画册和印有他画作的T恤都成为了当时丹佛艺术馆最好的纪念品。
生于忧患
生于1895年的徐悲鸿，他的青年时期是处在一个动荡且史无前例的时代，历史上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像20世纪那样经历如此之多，西学东渐、内部革命、外国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人民的抗战……或许正因如此才会有很多人想对那个时期的中国了解更多，而徐悲鸿的作品则好像是为后人开启了一扇通往20世纪的历史大门，我们能从他的作品和笔触中体会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这是一座典型的20世纪普通江南农家的房屋，屋内所有的陈设都是按照当年的样子摆放的，这是徐悲鸿儿时读书的地方，他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而他的启蒙老师正是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徐达章当时不仅在私塾教书而且可以说是宜兴一流的乡村画家。在父亲的教导和影响下，徐悲鸿一方面接受着系统的传统中国教育；一方面则显露出过人的艺术天赋。在传世不多的徐悲鸿早期作品《敬姜》和《勾践夫人》中都体现出了孔孟人伦对少年徐悲鸿的影响，这也成为了他日后创作中国水墨画的文化根基。
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给人们一些考验，在徐悲鸿13岁那一年，镇上闹饥荒，无奈之下，父亲徐达章只好带着年少的徐悲鸿出外谋生，这段跋山涉水、走街串巷的日子是他第一次接触纷繁世界的机会，而画笔则成为他谋生的唯一手段。三年后，由于徐达章染上了重病，徐悲鸿只好同父新一同返回家乡。家庭的重担让徐悲鸿过早地认识到了生活的艰辛，17岁的他凭借着自己的绘画名声，在宜兴同时兼任了三所学校的美术老师，而三所学校之间相隔有50里路，当时的徐悲鸿每天都穿梭往返于三所学校之间，这也养成了他日后疾步如飞的习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随之而来的便是科举制度的取消，这让徐家赖以生存的私塾变得门可罗雀，而此时，父亲徐达章也病入膏肓。为了给父亲冲喜，徐悲鸿娶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但这也不能叫停父亲徐达章离开的脚步。年仅18岁的徐悲鸿为表达自己对这桩包办婚姻不满，不仅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劫生，还在父亲去世后不顾家人的反对将自己的名字由寿康改名为悲鸿。而此时贫穷的家庭再也留不住这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了，为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徐悲鸿决定独闯上海。
独闯上海
当年的上海也像如今一般，繁华的街道、拥挤的人群，外地人在竞争激烈的大都市辛苦的打拼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海梦。可想而知，当时人生地不熟的徐悲鸿只身来到上海有多么的艰难。生活虽然一次次的将他推到悬崖的边缘，但他还是凭借着坚强的信念坚持了下来，而命运之神视乎也看到了他的努力，将一位贵人带到了他的身边。黄震之，浙江吴兴人，是当时上海喜欢书画收藏的富商，在一次偶然当中见到了徐悲鸿的画作后便认定徐悲鸿为可造之材。在黄震之的帮助下，徐悲鸿过上了一段安稳的日子，他甚至还给自己取名为黄扶（意为一位得姓黄之人帮扶之人）。但仅仅一年以后，黄震之生意失败、濒临破产，无法再帮助徐悲鸿，在那个飘雪的隆冬季节，走投无路的徐悲鸿抱着侥幸的心理画了一幅骏马图投稿给当时的上海审美馆。
当时主持上海审美馆的是高奇峰、高剑父两位岭南派的大家，高氏兄弟给徐悲鸿回信说：“虽古之韩干未能过也。”并决定出版徐悲鸿的马，还以丰厚的稿酬请他画四幅《仕女图》。可是这也让当时身上只剩五个铜板的徐悲鸿犯了愁，而后他毅然决定当掉自己身上唯一的棉袄，用来换取颜料、纸张，并且每天仅用一个糍粑饭团充饥。我们现在看这四幅古韵犹存、恬淡静谧的《仕女图》时几乎无法想象当时徐悲鸿身处困境。最终在大雪纷飞的周五徐悲鸿完成了画作，而当他饥肠辘辘地赶到审美馆时，高氏兄弟却因为大雪而没来上班。
古人常说“福祸相依”，命运为徐悲鸿关上了所有的门，却也不忘记帮他开一扇窗。这位从未进过正规学堂的21岁年轻人，收到了震旦大学法文系的通知书。如今的震旦大学已经成为了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但最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个为了绘画闯荡上海的年轻人没有报考绘画学校却投考了法文系呢？
原来，在第一次跟随父亲外出谋生时，徐悲鸿便对西洋画感兴趣，在流浪的途中他经常临摹一些烟盒和画片。来到上海之后，当他了解到只有去法国才能学到真正的西洋画时，他便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法文，走向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1916年，徐悲鸿刚考上震旦大学不久，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哈同花园征集仓颉画像的广告，便根据古籍记载创作了一幅一米多高的仓颉水彩画应征，他用这张画征服了圣仓明智大学的教授，哈同花园的主管随即派车将他接到府内，经过一番交谈过后主管对他更为器重，于是诚邀他担任哈同花园的美术主管。徐悲鸿平生第一次住进了别墅，不仅学费有了着落，还拥有了一间窗明几净，带花园的画室。也就在此时，他生命中的第一位伴侣出现了。
当徐悲鸿一面在哈同花园谋事，一面在震旦大学读书时，经同乡介绍，他认识了在震旦大学担任教授的蒋梅笙，不久这位才华出众、学习刻苦的年轻人就成了蒋府的座上客。蒋家是宜兴有名望的大户，蒋氏夫妇对徐悲鸿十分欣赏，加之对他过往的遭遇很是同情，在言谈中常常会提起这位年轻人。但他们却完全没有察觉到隔墙有耳，自家年仅18岁的蒋棠珍当时已经悄悄地动了少女的心思。但是在蒋棠珍13岁那年就奉父母之命与世交苏州的查家定亲，眼看迎娶的日子就到了，所以蒋棠珍尽管心头充满了对徐悲鸿的爱慕却也羞于启齿，这种微妙的感情，让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感到兴奋。
人生契机
一天，蒋棠珍突然接到了徐悲鸿托朋友带来的信，信中说他已经通过卖画凑足了一笔去法国留学的费用，特来询问蒋棠珍是否愿意出行。经过一番辗转反侧，蒋棠珍最终决定随徐悲鸿远行，随即留下书信与父母辞别。这两个年轻人用实际行动拒绝包办婚姻，选择自由恋爱，用极大的勇气冲破了封建婚姻制度的藩篱。登船前，徐悲鸿将刻有“碧薇”二字的水晶戒指戴在了蒋棠珍的手上，从此，蒋堂珍成为了蒋碧薇。1917年5月14日的清晨，徐悲鸿带着蒋碧薇一起秘密离开了上海，开始了通向他人生理想的航程。此时踌躇满志的徐悲鸿并不知道他的求学之路会一波三折。
1917年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正酣，随着战势的蔓延，从上海去往欧洲的航线被彻底阻断了，而此时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时间紧迫，他只能和蒋碧薇改道去了日本，等战势平息后在赴欧洲，但是这一等就是半年，最后旅费用尽他们只能返回上海。尽管蒋碧薇的父母没有深究他们令家族颜面尽失的私奔行为，但徐悲鸿再也没有经济能力走自费出国留学的这条路了。
思前想后，徐悲鸿决定去拜访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恩师——康有为。徐悲鸿在哈同花园做事时，圣仓明智大学常常邀请各界名流来校讲学，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康有为认为中国的绘画已经衰蔽之极、墨守陈规、缺乏创新，他主张应该学习写实主义，融合中国画法的精华加以变通，而徐悲鸿擅长的写实绘画也深得康有为的赏识。康有为更是破格收徐悲鸿为入室弟子，还将自己的书画拿出来供徐悲鸿欣赏，让他为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画像，同时在国文、书法和绘画方面指导徐悲鸿。也正是两人之间这般的师生关系，成为了徐悲鸿改变人生轨迹的一个契机。从日本归国后不久，苦于留学无门的徐悲鸿拜访了康有为之后，带着康有为的举荐信来到了北京。
1917年12月， 22岁的徐悲鸿来到北京。在中国近代史上，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辛亥革命之后这里充满了争权夺利地角逐，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提倡的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也在这里风起云涌。
当罗瘿公（康有为弟子、前总统秘书、著名诗人）看完康有为的举荐信和徐悲鸿带来的作品后，大为惊喜，随即写信向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推荐了徐悲鸿。傅增湘这位手握留学官费发放权的关键人物诚恳地表示，等一战平息后会为徐悲鸿申请一笔留学费用，同时，也把徐悲鸿推荐给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并举荐他担任北大画法研究会的导师。在北大期间，才华出众的徐悲鸿初露锋芒，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艺术主张，《中国画改良论》这篇刊登在北京大学出版的第一期《绘学杂志》上的文章中徐悲鸿主张到：“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者融之。”但时隔不久，教育部派遣官员留学生的名录下来，上面却没有徐悲鸿的名字。事后失望与悲愤就一直困扰着徐悲鸿，但在蔡元培的努力挽回之下，徐悲鸿的留洋计划最终得以实现。
求学巴黎
1919年5月10日，经过近两个月的海上漂泊之后，徐悲鸿带着妻子蒋碧薇终于抵达巴黎，在这个举世瞩目的艺术之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留学生涯。
近百年来，巴黎一直被称作世界艺术之都，浪漫的氛围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艺术圣殿卢浮宫几乎囊括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古典绘画大师的所有重要作品。在法国新古典主义大师的作品面前，徐悲鸿被深深地震撼到，他为画作中喷薄而出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史诗般的宏大场面与严谨的写实绘画表现力所折服，每次卢浮宫之行都能让他流连忘返。
徐悲鸿刚到欧洲的时西方表现主义大肆流行，当时引领艺术潮流的是野兽派的马蒂斯，可是徐悲鸿并没有跟随这股强劲的现代主义艺术潮流，他认为只有写实才是可以振聋发聩、鼓舞人心的艺术。那时徐悲鸿参加了许多大型画廊和学院举办的展览，欣赏了大量文艺复兴以来的优秀作品，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画的中国画是“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于是经过刻苦钻研绘画最终考入巴黎美术学院。
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有一条叫做波拿马路的街道，由于画廊林立，当地的人们习惯称这里为画廊街，而街道的尽头就是世界著名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五百年的艺术沉淀，让古朴典雅的校园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高贵的艺术气息，但不同的是一百年前这里以写实著称的美术教育已经销声匿迹。
在完成基础训练以后，徐悲鸿受教于当时的院长——佛拉芒格，佛拉芒格擅长创作历史题材的人物，但不注重细节的刻画和色彩的搭配，而后徐悲鸿又拜达仰为师。达仰17岁时就师从著名风景画大师科洛，并且一生恪守科洛关于诚恳、自信、不放弃真理的教诲。每周末徐悲鸿就去达仰的画室求教，很快画艺有了极大的长进。
现在从徐悲鸿在法国留学的一些画作来看，求学的闲暇时间，他会与蒋碧薇两人抚琴、阅读，很难让人看出他们当时生活的窘困，而实际上，两人当时只有一份生活费用，由于国内的时局动荡资费常常也是时断时续，到了1925年，官费彻底停发。在那段贫困的日子里，他们常常朝不保夕，四处借钱，有时甚至需要朋友出手资助才得以度过难关。常年的忍饥挨饿，让年轻的徐悲鸿落下了终身不愈的胃病和肠痉挛。但是在这期间他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1923年《老妇》入选法国全国美展，1924年《箫声》《马夫与马》等作品在法国受到好评，1927年徐悲鸿竟有九幅作品入选法国全国美展，这在整个欧洲美术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对于一直陪伴在徐悲鸿身旁的蒋碧薇来说，辛苦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丈夫就要成为一名大画家了。在回国前徐悲鸿为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画像中依然倔强而严肃的面庞上，多了一份从容淡定，目光中透露出的是对未来的决心和信念，这一年他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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