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施·公孙龙评传 _杨俊光_9787305012730

　　中国先秦“名家”的学术，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哲学中思辨性最强的部分，也是最有趣而最难懂的部分。惠施、公孙龙即是“名家”的两大著名代表。《惠施·公孙龙评传》对这两位传主的生平、著作、思想体系、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等等方面，在广泛地吸取前有考证、注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历史上直到今天的研究状况和存在问题出发，作了比较详尽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构和比较公允的评价。《惠施·公孙龙评传》中，对有关历史的事实和文献资料的文字脱、误、衍、倒以及许多长期聚讼不决致使传主思想体系显得十分模糊甚至无从理解的问题，都作了应用的考证、校勘、训释和研究；史论紧密结合，史实、文字的考释与思想的剖析融为一体，是《惠施·公孙龙评传》最显著的特点。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三、历史的评价
（一）古代中国辩证论的卓越代表
黑格尔说：“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枝笔与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历物”十事、“毕同毕异”所说的，就正是“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即此而论，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不仅如此，“毕同毕异”即“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的思想，也就是承认“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对立面的统一、同一”的思想；这正是“辩证法的本质”所在。同时，他所反对的，又正是把事物“看作只和它自己同一的东西、看作常住不变的东西”的“旧的、抽象的、形式的同一性观点”即形而上学。
从哲学史上看，“每一个事物和它自身的同一”韵形而上学思想，在恩格斯的时代才“被自然科学一点一点地驳倒了，但是在理论中它还继续存在着”；“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的辩证法思想，也是在恩格斯的时代才被“自然科学从细节上证明了”的。在这以后，恩格斯甚至还说过：“正是同一和差异的这种不可分离，最初是怎样折磨我们的，尽管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不能不碰到这个问题。”惠施则在恩格斯以前二千多年就猜测（当然仅仅是猜测）到了！这是十分了不起的事。西方埃利亚学派的芝诺（公元前五世纪），以他意在否认运动而作出的运动包含着矛盾的证明，虽然从反面揭示了矛盾客观地存在于运动中的事实，但他对于“矛盾”的本身却是否定的。惠施这位发现了矛盾事实的中国哲学家，虽然时间略晚一个世纪，但对于矛盾的存在则是完全肯定的了。因此，如顾实曾经作出过的评价：“举天下之异者而同之……者，人类莫大之伟业也。”也就完全不算过分了。
惠施“历物”思想的历史意义，莫大于此。在历代的研究者中，唯有冯友兰、范寿康先生具卓识而确然有见。冯说：“惠施的辩论也着重在说明事物的自身同一中的差别，由此证明事物的自身同一是相对的。”“就十事的内容看，惠施注重的是在论述事物自身同一性中的差别及事物之间的同一性”。范说：“惠子的思想与今日之辩证法亦多符合，凡上所说大体就是‘对立物统一的原理。’”这都是完全正确的。“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在西方，“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其共同的规律性，中国亦不例外，惠施就是古代中国辩证论的卓越代表。
但是，冯接着又说：“既然事物自身的同一是相对的，事物之间的差别好像也都不存在了，因此惠施又强调事物之间的同一。”“惠施也没有明确地肯定，事物的相对性中存在着绝对性。……这样就很容易通向相对主义。”惠施“强调事物之间的同一”即是非同异相对的一面是确实的，但对此实在亦不必加以指责。因为正是他发现了（猜测到了）事物关系的这一个方面，其加以强调原为势所必至。其实在《自然辩证法》的有关处，恩格斯所强调的也正是这一个侧面，难道也可以加以指责吗！
惠施思想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是他的辩证法思想的因素。但是仍然应该看到，这种思想仅仅是猜测，而且其猜测亦是并不全面的。就前所述，它主要地只是猜测到了“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和“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对于矛盾双方的关系如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等等，就并未正面涉及过。因此，说惠施已经“认为事物的大小、高低、长短、黑白等矛盾，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接触到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在原文就并无根据。至于说“他在十事中能一贯地解释各种事象，把辩证法上各个要点阐明”，也就不无拔高之嫌了。
最后，还应该即使是简单地说说惠施的宇宙观。
对此，历来亦是众说纷纭。有认为是“唯物”主义。有认为是“观念论”即唯心主义的；其中，郭沫若又认为是“客观的观念论”，杜国庠则认为是“主观观念论”。也有认为是“主心物二元”的。还有，郭沫若又认为是“泛神论”。
说法真可谓应有尽有，郭沫若一人前后持说又大不同。但是，所有各说，大都只是仅有结论而并未作出论证，略有论证者亦嫌不足；如樊洪业说“天地一体”、“万物毕同毕异”已经是《反杜林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的“萌芽”因而是唯物主义，郭沫若据《天下》篇“弱于德，强于物”、“逐万物而不反”的批评而断为“客观的观念论”，则皆不确。
据我们上文的研究，“历物”十事本文包含着十分可贵的辩证法思想，但似乎并未正面涉及宇宙观的问题。从《天下》篇的评论看，亦只能知道惠施“多方”，对“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这样的难题能够“不辞而应，不虑而对”，还能“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科学家。至于《天下》篇又不满地说惠施的学说“舛驳”、“不中”，认为他“弱于德，强于物”、“散于万物而不厌”、“逐万物而不反”，则反映出惠施异常重视物的研究，具有较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能够确知的，仅此而已；其他则只有付之阙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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