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僻处可有人行？ : 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_张志扬著_9787208125551

　　张志扬是中国哲学界真正具有原创性思想的学者，他最先提出“存在哲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创伤记忆”等哲学概念，一直暗暗引领中国哲学思潮的风起云涌，却又抱持独有的清醒独立，堪称汉语思想界最受敬重的书写者。
　　《幽僻处可有人行？——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包括三本首次结集出版的散文集——《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事件阅读经验》、《维罗纳晚祷的钟声——小说阅读经验》和《E弦上的咏叹调——电影阅读经验》，书中，张志扬谈他传奇而曲折的生命历程、谈他阅读小说和电影的所思所感，彰显其哲学与生命相互碰撞的独特气质，同时展现了他作为一代学人引导者的一生，可谓罕有而可贵的私人记忆读本。张志扬是中国哲学界真正具有原创性思想的学者，他最先提出“存在哲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创伤记忆”等哲学概念，一直暗暗引领中国哲学思潮的风起云涌，却又抱持独有的清醒独立，堪称汉语思想界最受敬重的书写者。

　　《张志扬阅读经验引集》包括三卷：
　　第一卷《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事件阅读经验》；
　　第二卷《维罗纳晚祷的钟声—文学阅读经验》；
　　第三卷《E弦上的咏叹调—电影阅读经验》。
　　为什么叫“引集”？当然是指与《张志扬集》的“引子”关系。顾名思义，“引集”不在《集》中，但又大多是从《集》中抽取出来的非学术的阅读经验部分。
　　我进入学术界非常晚了，1980年已届“不惑之年”，远不是“一张白纸”任由学术体制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而是“朽木不可雕，粪土泥于墙”。它带给我的后果像“黔”之于“额”—于是就有了“民哲”之称。我也乐得安居这样的“另册”。许多朋友早就埋怨我：“那才是你的文字，搞什么学术八股，舍本逐末。”
　　我不敢认同，又不能否认。只好立此存照。这就成为学术著作之前的“引集”或“阅读经验引集”的来源。
　　唯一要表达歉疚的是，当重版那些已成历史的作品时（《张志扬集》），我又不得不保存原来的面貌，即把抽出来放到“引集”中的文章悉数放回原来的地方。特别是《门》和带“门”的《禁止与引诱》。
　　敬请读者原谅！
　　张志扬
　　2013年8月17日海甸岛
　　《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事件阅读经验》跋
　　跋
　　第一集属于“事件阅读经验”，我以1980年进入学界作为一个大的分界线，之前四十年挑选了几个主要事件留下的文字，之后三十年又分两段，“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和“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各挑选了若干代表性事件留下的记忆。
　　所谓“事件阅读经验”，关键不在“事件”，而在它的经验性“阅读”上，就像我顺江而下，并不勘察长江沿途的地形与水文，而只留心观察它各段涌出的几朵异形的浪花。
　　这里呈现的文字大体可以区分为两种风格：一类是经验性感受与描述，一类是思想性反省或沉思。前者大体结束在《渎神的节日》与《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之间。一进入90年代对西方形而上学马厩的清理，文风才基本转向思想性的论说。
　　两种文字从来都不是取舍性的更迭，而只是相互包蕴的侧显。例如，思想性的反省沉思开掘度量的意义空间，有或没有，其感受性描述的文字蕴含是大不相同的。但愿它能进入我的“文革”写作中。
　　无论哪一种文字，不管它们有怎样的差别，我都希望它留下一份虔诚与感激，给我经历的人与事！
　　2011年1月28日海甸岛

　　进入“文革”的身份：红，还是黑？
　　—“文革叙事”三则
　　三则：
　　进入“文革”的“身份”—红，还是黑？
　　第一次大字报的雷击：谁都能投第一块石头？
　　“牛棚”中的毛主席像—真诚与表现真诚
　　进入“文革”的“身份”—红，还是黑？
　　“我们是成分论者，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
　　这是我刚懂事时接受的第一个政治教导。
　　“我们”当然是主宰社会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拟人化。任何一级社会机构的主管部门负责人，都会这样对年轻人说，当然是对那些出身有问题的年轻人说。
　　可是，我长期对我的出身懵懂不知。
　　我家住在长江边靠近小河口四官殿王家巷附近的民权路黄皮街小蔡家巷69号。五六岁发蒙在一家私塾学堂，高中低三个年级大概二十多个学生都挤在一间堂屋里，戴黑瓜皮帽挂吊线黑框圆眼镜—就是不用镜脚架在耳朵上而是用棉线套在瓜皮帽上或后脑勺上的—何老先生坐在进门边的一张黑乎乎的四方桌后，点名要高中低三个年级的学生轮流带着特制线装书本站到他面前，把书本摊开在桌上，先生读一句，学生跟着读一句，同时先生用毛笔筒蘸着红墨水在书本上读到的句子边点一个小红圈，以示断句。如此断上一页，学生一天的课也就学完了。整个上午如此叫上三个年级的学生九个人，先生一天的课也就教完了。大家都轻松得很。所以，先生闲来无聊时就给座位后吊在窗棂上的鸟笼中的两只黄鹂喂食，自己还跟鸟一起分着吃鸟食，嘴里不断“吱吱”地咂舌，津津有味。以致我们都很奇怪那吃的是什么好东西。待何老先生到后院“打岔”（小便），我们几个刚进学的小师弟被大师兄们怂恿到窗边偷吃鸟笼里的鸟食，结果当然被进来的先生撞个正着，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地成了“首犯”。先生叫两个怂恿我们干的师兄把我按在条形凳上，扒光裤子，露出白屁股，先生用了一根细细薄薄窄窄的油光水滑的长竹篾，足足打了十板，板板起苔。回家又挨打，打完了才决定“不读了”。换到旁边不远的一所“文明先生”开办的“育才小学”，继续发蒙。
　　这个头开得不好，后来也不知道换了几个小学，我记得的有猪鬃帮小学、培心堂小学、洪益巷小学，1949年武汉解放了，高小五六年级我是在武汉市码头工人子弟小学读的。那时，父亲已是武汉市港务局码头工会主席，时间大约是1952年。记得1951年国庆节期间，汉口王家巷到积家嘴一带突发大火，烧了好大一片，都说是国民党特务放的火，我还凑热闹地出现在失火现场，被老师同学们发现，评为武汉市少先队“救火小英雄”。如此看来，我的出身是非常好的。
　　初中在武汉市第二中学读，完全不懂事，成天打小皮球。从黄陂街家中到市二男中的距离，对今天出门坐车的人来看，已经远得不可想象了。市二男中在德租界过去的永清街，中间相距的公共汽车路程约一个小时，途经六渡桥、江汉路、南京路、黄石路、北京路、中南路、车站路、一元路、二耀路、三羊路、四维路、五福路、六合路、郝梦龄路等十四个站（记忆如此）。1952年我根本没什么公共汽车的印象，即便有印象，穷人家的孩子哪能想象坐车上学的？刚进学不能住读，招生太多，只好走读一个学期。我上学，走前花楼后花楼胜利街一线到底，五十多分钟；如果能带一个铁圈圈滚到学校，时间几乎要缩短一半，不足半小时，速度快得像只野兔子，够惊人的。
　　1955年夏天考进武汉最好的学校市一男中高中部，高一下学期我所在的三班入团鉴定会上被一致通过，校团委却没有批准。我的入团介绍人找我谈心，说我的家庭有问题。什么问题？“历史问题”。什么“历史问题”？不清不白。这是我的“家庭成分不好”的第一次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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