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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下游：一位生态学家对癌与环境关系的实地考察(第2版） 
定 价：45 元 丛书名：自然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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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下游》的作者是一位生态学家，更是一名癌症患者。长期以来，她孜孜以求，寻找着癌症的产生和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她看来，尽管各种防癌手册都在谈生活方式和个人的基因对癌症的发生具有重要影响，但环境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各种释放到环境中的化学致癌物质，如杀虫剂、二恶英等污染了土壤、大气、水源、食物，是导致人们癌症发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本书在美国好评如潮，被《图书馆杂志》评为2001年最佳书籍，并被改编成电影，还受到《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等国际媒体的赞誉。
一位身患癌症的生态学家讲诉癌症的产生与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马云说：“我们相信十年以后中国三大癌症将会困扰着每一个家庭，肝癌、肺癌、胃癌。肝癌，很多可能是因为水；肺癌是因为我们的空气；胃癌，是我们的食物。”
桑德拉·斯坦格雷伯，生态学博士，杂志专栏作家，被誉为“匕首诗人”，担任加利福利亚州乳腺癌研究项目的顾问，为国会提供咨询。
代表作品：《生活在下游：一位生态学家对癌与环境关系的实地考察》，《坚守信念：一位生态学家的母亲之路》。
桑德拉·斯坦格雷伯，生态学博士，杂志专栏作家，被誉为“匕首诗人”，担任加利福利亚州乳腺癌研究项目的顾问，为国会提供咨询。
代表作品：《生活在下游：一位生态学家对癌与环境关系的实地考察》，《坚守信念：一位生态学家的母亲之路》。
第二版 前言
第一章 痕量 第二章 缄默 第三章 时代 第四章 空间 第五章 斗争 第六章 动物 第七章 泥土 第八章 空气 第九章 水 第十章 火 第十一章 烙印之躯 第十二章 生态之根 后记 补充文献来源 注释 第二版致谢 第一版致谢 索引 译者后记 作者简介
第四章 空间
佩金是伊利诺伊州塔兹韦尔县的司法机构所在地，位于伊利诺伊河对岸，在皮奥里亚下游的几英里处。在佩金城外，在我长大的那座房子的西边大约两英里远，是一个还没有划入诺曼代尔的管辖区。这个社区始建于1926年，是工厂工人的居住区。街道的名称都是在战前以白天在此劳作、晚上在此过夜的居民们所生产的产品命名的： 卡罗大街（以糖浆命名）、奎克街（以造纸厂圆形麦片粥盒命名）、弗莱施曼街（以酵母命名）。 诺曼代尔只有480个居民，它有一个大众晚餐俱乐部，一座漂亮的砖砌教堂和一个无醇饮料销售点。自从我们学会开车后，每当夏天，我都和好友一起到那里兜风。坐在好友爸爸的车里，我和盖尔?威廉姆森一边吃着洋葱卷，一边争论德语与拉丁语相比有什么优点，大学与学院比有什么优势，性生活与禁欲比有什么好处。在停车场，我们决定讲和。盖尔要去医学院，然后去拉小提琴。我要去研究生院写诗。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男友都得懂诗。他们还得会弹吉他。 诺曼代尔位于死湖附近的一块楔形地带上。死湖是靠近伊利诺伊河东岸的一个倾倒工业废物的水池。它的两侧都是工业区： 一家铸造厂、一家粮食加工厂、几家化学公司、一家燃煤电厂和一家酒厂。还有一侧被一家没有州属相关部门许可的垃圾填埋场所堵塞，1988年该填埋场被伊利诺伊州污染控制委员会查封。就在城南的柏油路旁，人们发现了20个向外渗漏焦油物质的锈迹斑斑的铁桶。这也是诺曼代尔。 癌症在空间上的分布如同在时间上留下来的轨迹一样，也显露出可能造成癌症的主要诱因。例如，在确定癌症的风险方面，如果种族差异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移民应该保持其在原居住地的癌症发病率。反之，如果移民的癌症发病率近似于其所移民的国家，（事实上，情况正是如此），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环境因素在起作用。如果癌症发病率在某些地理区域（例如，城市区或农业集中的地区）升高，我们将进一步查找线索。如果癌症高发率是沿河流流经的地方、盛行风刮过的地方，或聚集在饮水井、某工业基地周围，那么，我们事实上就有了重要的线索。 奇怪的是，我们愈仔细观察癌症的地理分布图，这个图像就愈加模糊。从宏观上看，如果我们把来自各国的癌症登记数据汇总起来，然后再纵览各个大陆的全貌时，不同区域癌症发病率的高低便清晰可见。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集中到一个区域，如诺曼代尔这样的县或镇及其下属区域时，要区分癌症发病率的高低就会觉得力不从心了。回想一下，癌症发病率是基于每年每10万人中被诊断为癌症的人数，确定一个只有几百或几千名居民的小社区是否存在癌症集群，在统计学上是很困难的工作。在这个层面上，学界在着激烈的争论。 在全球层面上，这个问题几乎不存在什么争议。全球范围内的癌症发病率的时间脉络与空间特征，清楚地证明癌症属于意外灾难的观念之错误。癌症是西方工业化的产物。40年前，癌症基本上是在富裕国家才发生的疾病，而如今半数的癌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工业化发展速度迅猛的国家。全球癌症发病率剧增的趋势，部分原因是由于人的寿命延长以及社会老龄化问题；但是，在很多地区，年龄调整后的癌症发病率仍呈上升趋势。在1983—1997年间，印度的癌症发病率上升了7%，拉丁美洲上升了12%。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一个不知名的办公室发布的有关癌症发病的趋势公告。设在法国里昂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负责监测世界各地的癌症发病率，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该机构尽可能通过从更多的国家收集癌症登记数据来实现监测。该机构在2008的世界癌症年度报告中指出，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地方吸烟率正在上升，在饮食西化和肥胖率上升的地方，癌症发病率也在上升。因为工业化的原因，多种化学致癌物质给人们带来潜在风险，而人们却蒙在鼓里。报告对此深表遗憾。 设在纽约的一个环境基金会，“布莱克史密斯（Blacksmith）研究所”发布的一份全球报告，对世界污染最严重地方的健康问题做了报道，癌症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10座世界污染最严重的、令人沮丧的城市中，阿塞拜疆的苏姆盖特高居榜首，该城市曾是前苏联石化中心。在苏姆盖特，癌症发病率高达5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的两个地方——田营镇和临汾市*——也榜上有名。 在2000—2005年间，中国燃煤增加了75%，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和煤炭消费国。因此造成的空气污染所导致的疾病与早亡，可能是世界各国中最为严重的，据估计，所造成的经济负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8%。其中，用于治疗癌症的费用不太清楚，也没有完全公开。在1973～1999年间，整个中国癌症发病率上升了33%。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中国癌症激增的地理分布，主要来自一些记者的报道。根据史蒂文?里波特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明显的癌症集群集中在中国北方的油田和石化炼油厂周围。沿着高度工业化的淮河流域，一些中国记者发现了一个个“癌症村”，其癌症发病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煤和石油备受指责，人们认为是它们把人类推向灾难性气候变化的悬崖边缘。如此一来，无论用作燃料，还是用于生产石化产品与其他化学品的原料，煤炭都将导致不计其数的人死于癌症。 移民研究也为癌症病因提供线索。当移民来到新移居的国家时，便不参与原所属国家癌症发病率的调查，而成为新环境癌症发病率的平均因素。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声称： “移民研究得出的唯一重要的结论是，确定群体患癌症风险的不是移民种族群体的基因因素，而 *根据纽约Blacksmith研究所2006年10月24日报告，Lifen应该是指中国陕西临汾（Linfen）。 是新的‘环境’因素。”引号中长长的“环境”（‘environment’）一词引起人们对其诸多内涵的联想： 饮食习惯、对母乳喂养的文化态度、社会压力与参加体力活动的机会。这些都 是环境的组成部分；空气、食物和水中的化学污染物同样也是环境的组成部分。 移居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和美国的移民，其癌症模式都表明，决定癌症风险的首要因素来自广义上界定的环境。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从乳腺癌发病率罕见的北非移民到发病率较高的以色列犹太女性的情况。最初，这些北非移民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是当地以色列女性的一半，但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患癌风险迅速上升： 30年内，非洲裔和以色列出生的犹太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几近相同。从中东和亚洲移民的犹太女性，抵达以色列后患乳腺癌的风险也会增加，虽然她们患乳腺癌的速度相当缓慢。 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无论是欧洲、中国还是日本移民来的女性，其乳腺癌发病率最终都会上升，直到与美国的此类癌症发病率持平。不过，她们癌症发病率的上升速度不同。移居美国的波兰裔女性在追赶美国女性的乳腺癌发病率上速度最快。移居美国大陆的日本女性，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才能达到美国女性的乳腺癌发病率。第一代日本移民的乳腺癌发病率，介于日本与美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率之间，而第一代日本移民的女儿们则反映出与美国女性完全相同的发病率。移民来的拉美裔女性比出生在美国的女性同胞发病率低。然而，她们在美国居住的时间越长，患乳腺癌的风险就越大。 幸运的是反之亦然，女性移居到乳腺癌发病率相对较低的国家，其患乳腺癌的概率也会降低。移居澳大利亚的英国女性就是典型的例子。 这些结果使我们回到莫比乌斯带式的生活方式和环境中。当有人从世界的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时，两个地方同时发生改变。目前，还没有人确切理解这些变化如何相互作用而生成上述的模式。 截至1991年，在卡罗街居住的一半家庭里都有一个癌症病人。一些居民觉得生活在诺曼代尔的孩子的眼睛和耳朵似乎非常容易感染。仅10年间，在一个街区就有14个居民被确诊为癌症。这些数字是那里的居民自己计算出来的，并报告给当地的卫生部门和报社。他们成立了一个市民团体，并向塔兹韦尔县卫生局递交了一封请愿书，请求对他们所居住的社区的癌症发病率情况进行调查。 报纸上引用了一些人的话说，有的邻居死于癌症，还有的邻居因为对癌症的恐惧已经远走他乡。 有位居民哀叹： “唉，我们有那么多街坊都死了。” 因为没有全国性的癌症登记方法，我们对美国癌症病发率的地理分布也不确定。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确提供了一个交互式癌症死亡率图谱。实质上，这是一个可自定义的癌症死亡拼图，在美国，由于癌症导致的死亡不是随机分布的。在分布图上，红色覆盖着东北海岸的五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河口地带。在所有癌症的总趋势中，这些地区的死亡率最高。这些地区也是工业活动最密集的地方。另一方面，癌症发病趋势图显示，在发病率较低的国家的一些地区，发病率在上升。这表明，随着以前农村地区城镇化的加速，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以及杀虫剂使用量的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癌症死亡率在地理区域上日趋一致。在这些癌症地形图上，两类癌症显示出纬度模式： 在南部地区，由于人们经常暴露在阳光下，黑色素瘤在那里的癌症版图上占主导地位；乳腺癌的死亡率也呈现出从北向南逐次降低的模式，在北方，尤其是在高度工业化的东北大湖区，癌症发病率较高。 在研究癌症地理分布图时，读者必须记住这些地图显示的是癌症死亡率，不是癌症确诊率。污染程度较高的县，其卫生保健措施也可能较差： 在污染较为严重、被杀虫剂浸染的县城，癌症患者通常因为得不到妥善的救治而很快死亡。另外，由心血管或传染性疾病等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不像癌症那样与环境污染紧密相关。还有，医疗方面的差异，无法解释癌症死亡率在地理分布上的所有差异。 癌症地理分布图使人们得以把癌症与工业和农业区域分布相重叠，从而观察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相关模式。研究人员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在1497个农村县中，农业化学品的使用和癌症死亡率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在另一项研究中，调查人员发现了癌症死亡率和环境污染区域之间非常吻合： 死亡率较高的癌症县区，其工业毒物浓度较其他地区都高。 在英国，癌症死亡率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所以，地理分析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事情。1997年，一个研究小组对在1953~1980年间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死于白血病和其他癌症的所有22458名儿童的家庭所在地进行地理定位。之后，他们再绘制一张图，从发电厂到附近的汽车美容店，以图表的形式标出每一个可能存在危险的区域位置。之后再对两张图进行重叠比对。研究结果表明，居住在某类工业区几英里范围内的儿童，特别是在大范围使用石油或高温化学溶剂的地方，他们面临患癌的风险增大。这些地方包括炼油厂、飞机场、涂料制造厂和铸造厂。居住点在离这些化学工厂只有几百码的地方危险最大，而离得越远风险越小。对于在短暂的一生中有过搬迁史的儿童来说，其出生地比其死亡地的关系更大。调查结果明确指出儿童生长早期，即便是出生前，暴露于环境致癌物质也会造成儿童患癌的风险。 另一种癌症调查，是研究不同职业的人们是如何患上癌症的。正如癌症在自然地理上不是均匀地分布一样，它在不同工种的人群之间分布也不同。了解职业癌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将一生中的许多时光消耗在工作场所，还因为它还为工厂高墙和办公室门外的癌症调查提供关键线索。无论是释放到空气还是水中，无论是作为有毒废物运走，还是掺杂到产品中，工作场所中的致癌物最终都会进入到我们生存的环境中。工作场所的致癌物质与导致一般人患癌的致癌物大体相同。确实，在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归类为已知的人类致癌物质中，有近一半的物质最初都是在对工作者的调查研究中确定的。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农民的状况。 与一般人群中许多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的癌症相比，世界工业化各国的农民对于同样的癌症表现出一贯较高的癌症发病率。换句话说，66在患同一类型肿瘤的人群中，农民往往比其他人死得更快，发病也愈加频繁。这些肿瘤包括多发性骨髓瘤、黑色素瘤和前列腺癌。而且，与一般人群相比，农民患非霍奇金淋巴瘤和脑瘤的比率要高一些，尽管高得不是很多。尽管整体死亡率和死于心脏病的比率都不高（总的癌症发病率不高），与一般人群相比，农民死于霍奇金病、白血病、唇癌和胃癌较多。同样，农民工患多发性骨髓瘤、胃癌、前列腺癌和睾丸癌的比率特别高。这些结果与癌症地理分布图所显示的地理模式相吻合： 在乡村农业区，多发性骨髓瘤死亡率最高。在美国玉米和小麦生长带中心地区，白血病和淋巴瘤发病率较高。 随着农业健康研究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农业化学物质与癌症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资助下，该研究从1993起对爱荷华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57000名农民进行跟踪调查，他们的配偶和子女也在调查之列。迄今为止，调查结果令人欣喜。在被调查的农民中，总的癌症发病率大大低于其他人群。因为农民使用烟草较少，并且，由于从事较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他们与其他离开土地的农民相比，糖尿病患病率较低。然而，与一般人群相比，某些癌症悄然而频繁地出现在这些农民和他们的家人身上。前列腺癌就是个例子。 农业健康研究也揭示了其他一些关联模式： 有一种农药（氯菊酯）显示与骨髓癌（多发性骨髓瘤）有关，有两种不同的除草剂显示与胰腺癌有关。儿童所患的淋巴瘤与父母使用农药有关。父亲不戴手套施农药，可造成其孩子患白血病的风险增高。近期父亲使用过阿特拉津的农场儿童，其尿液中该除草剂的浓度高于近期父亲没有使用该农药的农场儿童。67使用农药的女性月经周期较长，更年期来得较晚。然而，农药的使用与患乳腺癌的风险没有联系。另一方面，居住在离农药应用区域最近的女性，其乳腺癌发病率略有升高。 对于其他行业的职业研究，揭示了更多关联现象。发现下述人群癌症发病率较高，如画家、焊工、石棉行业的工人、塑料加工工人、染织工人、矿工、印刷厂工人和放射线工作者。暴露于甲醛的工人更容易患白血病。消防队员患睾丸癌的概率是一般人的两倍，患非霍奇金淋巴瘤、前列腺癌和骨髓癌的概率也较高。理发师和美发师患膀胱癌的风险较大。工作中暴露于溶剂和汽油的芬兰女性，显示出其患膀胱癌以及肝肿瘤的风险增大。暴露于柴油废气的芬兰女工患卵巢癌的风险较高，而且随着暴露的增加，患癌的风险增大。在含氯溶剂污染的工厂工作的中国台湾地区的电子女工乳腺癌发病率增高。目前，工作在美容院或指甲沙龙的人患乳腺癌的风险也备受关注。 某些从事白领工作的人， 例如,化学家、化学工程师、牙医和牙医助理，也面临较高的患癌风险。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风险人群还包括为癌症患者做化疗的护士。(许多用于治疗癌症的化学物质本身具有致癌性,儿童白血病存活者到成年时患癌症的比率较高就是证据。) 正如我们在农场工人身上所看到的那样,某些从事特定职业的成年人，其孩子患癌的概率也较高。儿童脑癌和白血病总是与父母的油漆、石油产品、溶剂和杀虫剂暴露有关。有些致癌物是孩子在出生之前就可能接触到了。当父母的衣服和鞋将这些致癌物带回家里时，孩子就有可能接触到它们,吃母乳也会接触污染物(可能直接或通过接触父亲的衣服被污染),甚至也可能是通过呼出的气体而被污染： 因为溶剂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肺部清理的,只要父母对着孩子呼吸，就可能让孩子吸入致癌物质。这样,回家的父亲亲吻孩子，穿着工作服拥抱孩子都可能使孩子接触致癌物质。 为了对诺曼代尔地区的人们所提出的问题有个交代,两个健康研究项目很快就启动了，分别由州和县卫生部门实施。两级主管部门并未将某些关键问题纳入研究范畴，如，疾病的类型，污染源的确定，评估对致癌物的实际暴露，追踪移居者以及走访已故癌症患者的近亲。没有对血液、尿液或者脂肪进行取样，以检测是否存在污染物。事实上,研究计划甚至没有要求那些负责公共卫生的官员踏上诺曼代尔的土地。 在第一项研究中,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门的做法是，从电脑的癌症登记数据库中抽取所有区号为佩金地区所诊断出的癌症，这些都是1986～1989年间上报到伊利诺伊州癌症登记中心的统计数据。通过这些数据,研究者们计算出整个城镇癌症的“实际”发病率。基于全州的发病率,研究人员再生成一组预期的癌症病例数字，这数字与一个假设的与佩金镇大小相同的城镇相匹配。根据癌症在体内的位置，将其分成不同的类型(结肠癌、乳腺癌、卵巢癌等等),再将实际数字同预期的数字进行比较。可想而知，从统计学角度看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差异。 1991年12月19日,《佩金日报》用大标题登载了一篇文章： 研究结果报告： 区域癌症发病率正常。 如果环境中的致癌化学物质在导致癌症实际发生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那么，在致癌物质高度集中的地区，我们预计会发现较高的癌症发病率。制造或使用这类化学物质的工业工作场所及倾倒这类化学物质所生成的危险废弃物点便是癌症发病集中的地方。 我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属于可能暴露于致癌物的人群。截至1990年,根据美国环保署统计，有32645个过去倾倒化学废物的场所需要清理。其中，一些是真正的危险废弃物填埋场,但许多以前是生产加工场所，堆满的化学物质被简单地废弃在那儿。最臭名昭著的一些名字在美国环境保护署的国家优先整治清单中赫然在目。这些就是所谓的超级基金场,它因1980年国会集中超级基金予以清理而得名。2009年,超级基金计划清单包含1331个这样的垃圾场。1/4的美国人口居住的4英里范围内，就有一个这样的垃圾场。估计有110万名六岁以下儿童生活在离垃圾场只有1英里的范围内。目前,伊利诺伊州拥有50个超级基金垃圾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大多数垃圾场并不存在。当时大部分塑料、溶剂、洗涤剂、杀虫剂以及所有石化加工的副产品，都刚刚出现。自从18世纪英格兰发现烟囱清洁工患阴囊癌的风险较大以来，无家可归的穷孩子就与含有致癌物的垃圾为伴。然而，我们这些二战后出生的人却是第一代以如此之多的人数生长在数量如此之大、种类如此繁多的工业生产产生的化学垃圾附近，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30年间,超过7.5亿吨的有毒化学废物被丢弃。 几项大型研究发现，危险的垃圾场周围癌症发病率升高。其中的一项研究是在新泽西州进行的。这个州虽小，却有133个超级基金垃圾场，数量十分惊人。研究人员质疑癌症死亡率是否与诸多环境因素有关，包括有毒废物倾倒地点。研究结果表明，在有毒废物场附近的社区，胃癌和结肠癌的死亡率显著升高。此外,在新泽西州21个不同的县,白人女性乳腺癌死亡率随着与垃圾场距离的缩短而上升。许多癌症高发人群集中出现在高度工业化的县，这些地方的空气污染干扰了研究结果。因此,无法确定新泽西州东北部女性乳腺癌患者是被工厂烟囱中飘浮出来的气体，还是被垃圾场污染的水夺走了性命。 在另一项大型研究中,研究人员普查符合如下两条标准的美国各县： 第一,当地的有害垃圾场污染了地下水；第二,该地下水是当地居民唯一的饮用水源。在49个州中，有339个县的593个垃圾场满足这些条件。接下来,研究人员从这339个县中提取10年来癌症死亡率数据，并将他们与没有有害垃圾场的县的癌症死亡率数据进行比较。 普查的结果显示： 与同期居住在没有有害垃圾场的县里的男性相比，生活在有有害垃圾场的县里，男性患肺癌、膀胱癌、食道癌、结肠癌和胃癌的死亡率明显高得多，而生活在这里的女性肺癌、乳腺癌、膀胱癌、结肠癌和胃癌的死亡率也非常高。事实上,在有有害垃圾场的县，女性患乳腺癌的概率是没有有害垃圾场的县的女性的6.5倍。 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些结果。当把目光集中在乳腺癌时,研究人员发现,县级癌症死亡率与超级基金垃圾场的关系非常大。乳腺癌死亡率最高的县所拥有的处理和存储有毒废物设施，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 因为可能存在无法控制的干扰因素，这两项研究均被认为是试探性的,而不是结论性的。这些可能的干扰因素包括： 居住在有有害废物处理设施附近的居民癌症发病率上升,不是因为垃圾场，而是因为他们为之工作的公司产生的垃圾或因为他们吸烟、饮酒过度。 此外,“生态学谬论”这个术语是指当人们观察统计得出的发病类型时，总是试图假设所有的关联都是诱因。我的统计学教授喜欢讲一个男孩和百货公司的自动扶梯的故事。男孩想知道是什么使自动扶梯上下移动。经过几个小时的观察,他明白了,自动扶梯是靠旋转门产生的能量运行的。每天营业结束时旋转门就不再旋转,这部电梯就停止了。 在开始我野外生物工作者的生涯后，生态学谬论成为困扰我的真正麻烦。在明尼苏达州时,我对松树不能再生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没有新苗长出与鹿的种群数量上升、森林火灾频率下降以及榛灌木数量剧增有关。那么，哪些是根本原因，而哪些又是干扰原因呢?如果火、榛灌木和鹿联手让松树消亡,那么，它们究竟是如何实施这一阴谋的?这个问题模式一旦在我的脑海里确立,我就需要设计实验以弄清这种因果机制。这种工作令我兴奋不已。 但是，作为一个已患癌症的女人，一个成长在有15处有害垃圾场、有好几家排放致癌物的企业,随时都可以检测到有毒化学物质这样的县里的我来说,对社区里发生的癌症是否与垃圾场、空气中的排放物、职业性致癌物暴露或有害饮水有更直接的关系也不太在意了。我更关心的是有关这些细节的不确定性被用于质疑人类健康和环境之间存在巨大关联的这一事实。我更关心的是在进行深入研究之前，这些不确定性往往成了不作为的借口。 到了1991年,我已远离诺曼代尔。我姐姐仍然住在那附近。 “有什么最新情况吗?”我在电话里问姐姐。 “那里的人都对自家的狗感到不安。他们说自家的宠物得了什么癌症。有个人的德国牧羊犬患了乳腺癌。” 我给一位长期在市议会任职的我以前的高中老师打电话。电话中，我提到了诺曼代尔所面临的问题，这使他想到了一些其他问题,比如，医院焚化炉的排放物，秋收后隆隆地驶过城镇的运载农产品的卡车所排放的柴油机尾气。我问他针对诺曼代尔调查的结果怎么样。 “研究发现,癌症纯属偶然。” “你的看法呢?” “也许没有那么简单。” 流行病学家调查的是人群中疾病的模式。他们通过广角镜头看世界。医学关注的焦点是治疗和预防个体的疾病，而流行病学试图解释和防止疾病的大规模发生。 流行病学家把一种调查称作生态研究。在这类研究中，研究人员对在某些关注点上(例如,有无泄漏的有害垃圾场)不同的人群中某种疾病(例如,癌症)的发病频率进行比较。然后，利用统计数据确定两种类型的社区疾病发生的频率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研究人员往往可能在没有与任何相关人员直接交谈，或没有对被调查者暴露于有关污染物程度进行评估的情况下，完成生态研究。在佩金和诺曼代尔的研究属于生态环境研究。让生态学家感到奇怪的是，流行病学家把“生态”这个词仅仅当做一个描述性的,而不是一个分析性的方法，这就像间接证据那样，生态研究所提供的证据说服性最弱。 流行病学的分析包含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一种是病例对照研究，依据这种方法,确定一组患者(病例组),把他们同更大人口群中抽取的一组人(对照组)进行对比。比较的关键是他们对可能的致病因子的暴露。第一章中所讨论的玛丽?沃尔夫对DDT和乳腺癌的关系研究就是一个例子。她的病例组是患乳腺癌的女性，其对照组是没患乳腺癌女性(两组女性在年龄、绝经情况和个人经历中的其他变量相当);通过测量她们血液中DDT和多氯联苯的水平，对她们暴露于致癌物进行评估。她的研究结果显示,患乳腺癌的女性，其血液中的DDT水平明显高于没患乳腺癌的女性。 定群研究是与病例对照研究密切相关的研究。它把研究对象分为暴露或未暴露于污染物者，并对其跟踪调查直到他们发生疾病或死亡为止。(当前开展的农业健康研究项目所监控的农民及其家人就构成了这样的定群。)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比较已知暴露于可能致癌物人群的癌症发病率与未暴露人群的癌症发病率。两者间的比例被称为相对风险。 为了了解个体癌症集群这个话题为什么如此棘手，有必要了解一点有关癌症流行病学的内在工作原理。根据生态研究确定居住在有害垃圾场附近的社区的居民往往患癌症的风险极高，是一种调查研究。确定某个具体社区由于某个具体的垃圾场，而使那里的人们患癌风险增大，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课题。大多数人都对第二类研究感兴趣。我们生活在具体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区里，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家庭和社区具体的个人健康问题。确实,几乎所有癌症集群研究，都是因有觉悟的市民联系相关的卫生部门，并恳请调查而开始的。他们的电话和信件经常指明“癌症街道”上的癌症患病率似乎非常高,或者邻居的孩子染病的数量不断增长。这正是发生在诺曼代尔的情形。 尽管民众很关心,每当提及社区集群癌症这个问题，许多负责公共卫生的官员都表现得怒不可遏。其中一些人把要求调查集群癌症现象看做是一种责难行为，并为普通民众不明白随机性这个统计概念而唉声叹气。就如何最有效地应对公众对集群癌症研究的请求，医学出版物所发表的文章给卫生当局提出了建议，但这些文章公然蔑视民众的诉求。如果将文章中一些术语稍加改动，就可以作为指南，应付那些想报告目击了不明发行物的人。通常,反馈给那些已有警觉、寻求解释的公民的信息是他们所提的问题是被误导的，但几乎不告诉民众流行病学的手段还不够有效，无法提供答案。 癌症集群研究存在的问题是,针对个别社区进行调查的力度不足以确认现有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力度”一词是指在癌症发病率果真存在上升的情况下，能够探测其显著提高的能力。“显著”一词也有特别的含义，它是个统计学标准，仅指在癌症发病率的上升这样的研究结果是确信的，而不是偶然的。“确定”习惯上定义为有95%的把握,因此，95%是习惯上公认的显著性的分界线。如果我把一对骰子掷了6次，而每次它们总是6,我可以有95%以上的把握确信这不是偶然的。这个结果在统计学意义讲是显著性的。我断定这骰子被做了手脚。然而，如果我一次掷一个骰子，并且我获得6点,这个结果不能认为是显著性的，而纯属偶然,这种结果的概率是16.7%。骰子可能确实具有欺骗性,但我的测试无法说明这一点。 只在一个小社区寻找癌症集群就像只投掷一次骰子。在排除出现癌症发病集群纯属偶然这种可能性之前，小社区的癌症发病率必须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有时，要比周边社区高出8～20倍。因为样本规模较小，增加幅度不大，不足以使研究得出决定性的结论。 癌症集群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在于，通常没有尚未暴露于致癌物的人群可作为研究的对照组。在集群研究中,流行病学家寻找超出或高于基本水平的发病率，但是如果作为对照的背景人群也日益受到致癌物的污染,研究人员就像在流动的小河里划船，很难看到变动中的差异。 例如,假设我们想知道住在某有害垃圾场附近的居民是否因此而患上了癌症。假设飘在空中、渗入到地下水中的化学物质含有美国环保署归类的可能使人类致癌的物质： 几种杀虫剂,某种氯乙烯和被称为三氯乙烯(TCE)的工业溶剂。包含这些物质的就是典型的垃圾场： 三氯乙烯是超级基金垃圾场最常报告的物质、氯乙烯紧随其后,一半的有害垃圾场含有杀虫剂。我们已经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经历了从空气、食物和水中长期暴露于氯乙烯和杀虫剂，并在体内不断积累这些物质的过程。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断地暴露在三氯乙烯分子之中。据估计，目前全美有34%的饮用水被工业中用来清洗金属配件的三氯乙烯所污染。大多数加工的食品中也有三氯乙烯的残留。三氯乙烯也常见于脱漆剂、去污剂、卸妆水和地毯清洁剂中。估计有350万工人在工作中暴露于三氯乙烯。不久前,三氯乙烯也曾被用作产科麻醉剂、粮食熏蒸剂、打字机改正液成分、脱咖啡因试剂。这些制剂已经逐步被淘汰了,但大量三氯乙烯已被释放到一般环境中,致使痕量的这种蒸发的金属去油剂充斥在我们周围的空气里，而我们每天又不得不呼吸这些空气，就连北极圈上空的空气中也能检测到该物质。因此,如果我们设计一个实验，比较假设居住在垃圾场附近的居民与来自一般人群的对照组之间癌症发病率情况,对于为什么两组都患癌症的问题，我们的研究结果可能不会提供有价值的答案。癌症集群组和对照组都暴露于致癌物,所以，没有正常的对照组。正如一位护士所观察的那样,“对公众而言,因为都同样暴露于环境污染物,因此无论谁同谁相比，结果都是患癌症的风险不会增加，这种结论难以令人感到安慰。” 对于集群癌症研究，至少还有两个问题,而且，都与癌症的性质有关。首先,通常在暴露于致癌物后，需要较长时间癌症才能发病。这种发病时间的滞后使对暴露于致癌物的评估异常困难。研究人员必须依靠以往不完整的、也许根本不存在的记载，或者依靠残缺不全的回忆来展开研究。第二,癌症的诱因是多种多样的,通常是暴露于各种有害物质的混合体的结果。例如，暴露于氯乙烯与酗酒就是这样。癌症研究中的这两个问题使流行病学家试图了解某社区癌症成因的最大努力大打折扣。在病例对照研究中,人们患癌症的原因各式各样，一些人可能是由于出生前父母曾暴露于致癌物,有些人是由于生活在垃圾场周围,有些人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有些人是因为曾暴露于农药残留物,还有些人是因为曾暴露于上述各种物质的混合物。此外,有未曾暴露于致癌物的人迁入到这个社区,而又有曾暴露于致癌物的人搬离这个社区。流行病学家总不能为了定群癌症研究，而让附近的居民在这里再滞留10年。 让我们想想流行病学破解与癌症无关疾病集群的最成功病例： 11个蓝皮肤人病例。 1953年,纽约市警方向卫生部门报告，在一个社区发现11个流浪汉，他们病情严重,全身皮肤呈天蓝色。这种特殊的皮肤颜色是高铁血红蛋白症的标志性症状。一个社区就有11例，高于基本水平上千倍。流行病学家知道这个疾病与摄入的亚硝酸钠有关，通过对流浪汉饮食习惯的了解，发现他们都经常到某街区去吃晚饭,都食用过那里的盐。他们用过的盐瓶被没收并送到实验室进行化验,结果发现厨师犯了一个错误，他把亚硝酸钠当做氯化钠使用，谜团被解开了。 现在,想象一下是癌症使人变成蓝色人。再设想那一排含有强力化学致癌物的食盐瓶，其中的致癌物被11个食客稀里糊涂地撒在他们的食物上,最终，他们都患上癌症。尽管他们的肤色能说明些问题,他们得病的原因可能永远无法揭示。因为从致癌物暴露到发病之间有一段间隔,这11个人皮肤变成蓝色时，至少是10年以后的事情了。期间，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肯定不住在原处了。因为癌症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疾病,因其他原因而患癌症的蓝皮肤流浪者会迁入该地区。盐瓶子本身将一去不复返。因此,尽管一群人患癌症的诱因确实只有一个，并且是可辨别的，研究一个街区所有蓝皮肤人不一定能证明这一现象。 为了克服基础流行病学的局限性，最新的集群研究将地理信息系统(GIS)绘制方法与致癌物暴露评估纳入进来。GIS方法对潜在的集群癌症病例可能生成具有冲击力的视觉画面。对这些空间模式可能进行随机统计测试。对致癌物暴露评估可以采取生物监测形式,包括从潜在致癌物暴露人群中收集尿液或血液取样,然后测试取样中是否存在特别污染物。(或者，把家庭毛皮屑微粒送到化学实验室化验。)现在，至少可以直接化验300种化学物质。随后，将结果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收集的人类致癌物暴露基线数据进行比对。 即便所有检测方法都进步了,调查集群癌症的工作仍面临着令人困扰的问题。地理信息系统绘制方法是为商业提供快捷的区域信息而设计的,而不是用来追踪慢性疾病模式的，因为它缺乏时间维度。癌症数据常常通过邮政区号汇总，而邮政区号旨在加速邮件递送的地理单元，而不是用作地理分析疾病统计数据的。它缺乏标准化。生物监控很难检验发生在早些年的致癌物暴露行为，但这种经历仍然可能影响目前的患癌症风险，在对集群癌症进行善意而尽职的调查中，最大的障碍不是技术问题。正如皮尤环境健康委员会所确认的，并在最近一期《美国公共健康杂志》中所重申的那样，调查癌症集群的最大障碍是无知。我们的国民缺乏对商业中化学物质的毒性的基本知识,78直到2002年,我们还没有任何环境健康跟踪制度。在州一级,没有统一的职务或机构负责跟踪市民反映的集群癌症病例问题，没有应对的标准方案,没有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的快速反应小组,也没有任何对前期调查的系统记录。我们在追踪比萨饼送货和隔夜包问题的服务方面比跟踪有毒化学物质或癌症的诊断更上心。 有时，尽管在工作中有过麻痹大意和不作为现象，集群研究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有时，研究取得的结果给人以启示。对佛罗里达州的25例膀胱癌集群调查表明,膀胱癌晚期集群聚集在受砷污染的饮用水井附近。在宾夕法尼亚州克林顿县有46亩含苯和芳香胺的化学垃圾场，研究发现生活在这附近的男性膀胱癌死亡率升高。在密苏里州舒格克里克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被苯污染的小镇里，有一个曾泄漏过的废弃炼油厂，那里的霍奇金淋巴瘤发病率非常高。在纽约州恩迪克特,研究人员证实，在计算机制造厂工作过的前员工中淋巴瘤的发病率较高。如同对社区成员的癌症发病率实施监控一样，核电站附近被三氯乙烯污染的水现在也在严密监控之中。在俄亥俄州,州政府官员在桑达斯基县准确地找到了一个儿童癌症集群。没有人能对调查结果做出解释,但是调查仍在进行。俄亥俄州癌症控制项目的负责人说： “为了这些孩子、孩子的父母和未来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我们也要查个水落石出。” 在诺曼代尔进行的这种调查就是运用了标准的流行病学方法。然而，分析中使用的统计标准却不同寻常。 让我们回想一下对统计显著性的界定，通常是所观察到的任何差异的偶然性概率小于5%。奇怪的是,州政府官员在进行这项研究时，选择了1%,而不是5%作为显著性的临界水平。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衡量标准,显著性差异因此消失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佩金地区，有两种情形实际上达到统计学中常规的5%显著性水平： 卵巢癌和淋巴瘤。 在标题为“区域癌症发病率正常”的报道中，没有提到研究的统计方法，也没有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正常”意味着什么。塔兹韦尔县的有毒物排放很严重,但是与该州的其他地方比还属于正常。因此,若不考虑统计数据,统计结果表明，佩金地区的癌症发病率与该州其他地方的发病率都在上升，但没有说清楚，我们所患的癌症或者在伊利诺伊州的其他人的癌症，是否是由于环境因素引发的。 水涨船高。这种情况正常吗? 由于普通市民与研究人员齐心协力，不畏困难，持之以恒地进行环境监测，才取得了记录集群癌症以及追踪其可能来源的调查的成就。 纽约长岛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1994年,州卫生部门发布了对长岛女性病例的对照研究。其结果表明与没有患乳腺癌的女性相比，患乳腺癌的女性更有可能是由于居住在某家化工厂附近的缘故。乳腺癌风险随化工设施数量的增加而加大： 化学工厂越多的社区,乳腺癌的发病率就越高。女性居住得离这些工厂越近，其患乳腺癌的概率就越大。 这项研究首次表明，乳腺癌与空气污染有关。这项研究是对早期进行的一项研究所作出的回应。早期研究认为长岛出现的乳腺癌与环境无关；相反,指出长岛乳腺癌发病率与富裕的生活方式有关。疾病控制中心复审了这些研究结果，1992年,建议不再进行后续研究。然而,当女性发现研究方案的各种缺陷时,她们开始介入这些问题。一些人开始自己绘制图表，其他人则开始向国会请愿，要求联邦政府介入调查。1993年的秋天,一群倡导者自己主办了一次学术会议。这是全美首次科学家与患癌女性共聚一堂，共同制定研究方案。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围绕居住在化工厂附近与乳腺癌的关系的1994年研究方案出笼。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顶住了相当大的压力,授权两个联邦机构开始一项投入数百万美元经费的研究项目——“长岛乳腺癌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实际上整合了10个不同的研究项目,其研究结果还在汇总阶段。科研团队对飞机排放物、农药使用和被污染的地下水进行调查，对污染物暴露直接进行检查。对上千位已患和未患乳腺癌的长岛女性的血液进行分析，以确定她们体内是否含有有机氯农药残留物和工业化学品成分。 在撰写本文时,我们对“长岛乳腺癌研究项目”了解如下。首先,没有证据表明成年女性暴露于个别有机氯化学品与患乳腺癌风险有什么关系。患有乳腺癌的女性身体中所含的DDT平均并不比没有患乳腺癌的女性高。事后诸葛亮也有好处，现在，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结果： 正如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相关证据显示，真正起作用的危险因素是女性在乳房组织快速发育时的致癌物暴露。长岛研究对成年女性的检测是在她们被诊断患癌以后,并且，错过了发育敏感期。它也在寻找癌症与暴露于特定化学物质，而不是化学物质的混合物之间的关联。长岛研究的筹划阶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育阶段暴露于致癌物和现实生活中的混合物的重要性。直到2002年公布研究结果时,人们才普遍意识到这项研究计划的局限性。然而,在媒体中，这些否定性的研究结果被一概而论地用来证明各类杀虫剂与乳腺癌没关系，如此等等。再到后来，这一切竟被用来证明寻找环境与癌症之间的关系是徒劳的,是在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就像逃脱的鱼儿的故事,81每重复讲一次，鱼儿又变大点。 与此同时,长岛研究得出的肯定性的结果也悄然地浮出水面。最值得注意的是,称自己在自家的草坪和花园使用杀虫剂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显著升高。因吸入多环芳烃，又称煤烟，而引起的血液细胞中DNA呈损伤迹象的女性乳腺癌发病率也很高。 长岛海湾的对面是康涅狄格和罗德岛海岸。绕过巴泽兹湾,科德角如同少女弯曲而纤细的手臂从马萨诸塞州海岸伸出来。作为中西部的少女，我对亨利?大卫?梭罗笔下漫步在伸展到大西洋的狭长半岛上的描述如醉如痴。对我来说，科德角似乎是一个危险、美丽而远离喧嚣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上角的常住居民曾抗议，要求对癌症发病率与环境危害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对他们这样远离世人的居民区，发生癌症是异常罕见的事情,而且他们还意识到许多环境灾害,如在蔓越莓湿地和高尔夫球场使用农药以及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造成的地下水和空气污染。20世纪50年代，曾连续几年开展消灭舞毒蛾的战役，虽然以失败告终，整个海角却被浸在DDT中，对这些许多人至今还记忆犹新。 关于癌症发病率问题，该岛居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州癌症登记记录表明前列腺癌、结肠癌、肺癌发病数量极大，胰腺癌、肾癌和膀胱癌症发病率也有所增高。在马萨诸塞州乳腺癌发病率最高的10城镇中,有7个位于科德角,并且，几乎所有科德角的城镇乳腺癌发病率都高于平均水平。 民众的不断施压，促成了两个研究项目的启动： 一项是由波士顿大学的两位流行病学家于1991年完成的上角研究；另一项是科德角乳腺癌与环境研究。后者始于1994年，由位于牛顿地区的“寂静的春天研究所”的科学家主持，州议会拨款120万美元，该项目仍在进行。让我们首先看看研究的进展情况。 “寂静的春天研究所”的调查人员对供应几乎所有地区饮用水的地下含水层特别关注。因为覆盖层为沙质土壤，地下水极易受到各种污染： 杀虫剂、化粪池污水、航空涡轮发动机燃料与军事基地泄漏的溶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环境保护法规要求保护科德角沿海海洋保护区，这意味着所有废水要排放到地下,通过沙子流淌到地下水中。污水中所包含的许多化学物质被认为是可导致乳腺癌的物质。研究人员历经千辛万苦，总算查明了污染的地下水流走势,然后，将其同科德角乳腺癌发病率走势进行对比。居住史也是一个因素，它可以区分科德角的新老住户。利用尖端的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结合能把空间数据与当代数据一起分析的模式,研究人员针对过去47年间被乳腺癌的阴影所笼罩的科德角生成了一组动画。 下面是到目前为止“寂静的春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所了解到的情况： 时空地图显示，乳腺癌风险与1947～1956年间住在军事基地附近之间有很大关系。尽管作为饮用水源的地下含水层被含有许多激素活性因子污染,例如，药物雌激素和洗涤剂残留物,没有证据证明乳腺癌和被污水污染的饮用水之间有何关系。然而,随着在科德角居住的时间延长，患乳腺癌的风险上升,这给正在进行的关于乳腺癌诱因的研究留下了有待回答的问题。 研究人员在目前所进行的研究中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具体的乳腺癌上。相比之下，1991年科德角研究项目针对的是9种不同的癌症。以对照组方式设计,研究的病例包括从1983～1986年间在上角被诊断出的患癌居民和从整个上角居民人口中随机抽取的作为对照组的居民。通过访谈的方式对研究对象的致癌物暴露进行评估，通过此方法,如吸烟和其他生活习惯等潜在的干扰因素就能被发现和更正。这项研究特别全面： 对于已经死于癌症的人,研究人员将他们同非活体，即死于其他疾病并且根据其死亡证明登记的名字随机提取的人相对比。研究人员应对已故病例和对照组近亲进行走访，以对他们暴露于致癌物的信息进行采集。 经过三年的研究,该研究组的首席研究员得出如下结论： 总之,这一调查是基于如下原因开展的： 上角与沿线地区存在已知或疑似环境危害物，该地区癌症发病率普遍升高，令人担忧。在对环境因素进行了广泛调查后，我们的结论是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担忧。 尽管统计的力度还无法让研究者对所有癌症发病率的上升做出解释,有几项发现依然引人注目。居住在离枪炮阵地较近的居民中，肺癌和乳腺癌发病率都高。一种解释是，可能是通过空气传播而暴露在军用化学推进剂和用来发射炮弹的二硝基甲苯造成的。作为可能引起人类致癌的物质,二硝基甲苯被证实能引起实验室动物的乳腺癌。这项研究还以证据表明，生活在蔓越莓湿地的人们脑癌发病率上升。研究结果还显示，使用某种类型的配水管的家庭，白血病和膀胱癌发病率在升高。 这些水管一直受到质疑。20世纪60年代末,一种水泥水管的创新技术被引入新英格兰： 管子内安放了改善水的味道的塑料夹层。当时，正在快速发展的上角铺设了大量这样的水泥水管。在制造这些水泥管时,工人们在水泥管内层用乙烯基树脂糊,使用了被称为四氯乙烯的溶剂。只有有机化学家知道为什么四氯乙烯常被称为全氯乙烯,PEC,或者只叫氯乙烯。就像它的化学表亲三氯乙烯一样,四氯乙烯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为是可能诱发人类癌症的物质。 这些输水管的生产厂家认为，所有的溶剂在固化过程中都会挥发。但是，它并没有消失。事实上,大量溶剂残留下来,并慢慢地渗入到饮用水中。因此,上角地区饮用水的污染，不仅有来自地表渗入公共系统唯一取水来源的蓄水层中的化学物质，还有来自将水输送到居民住宅的输水管。来自上角地区的输水管使四氯乙烯流入饮用水并不是一个新鲜事。自20世纪70年代起，这种现象就已经不是秘密了,但是，在那个年代全氯乙烯不是饮用水中受管制的物质。1980年,塑料内衬水管终于被禁止使用。 四氯乙烯和膀胱癌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什么新发现。几乎所有的人对四氯乙烯都不陌生。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一直是衣服干洗的首选化学制剂。干洗工患食道癌和膀胱癌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两倍。因此,在上角的居民中，发现膀胱癌集群就不足为奇了。1993年发表的“对上角地区水管的深入研究”表明，人们实际暴露于全氯乙烯的程度各不相同,这取决于水管的长度、形状、大小和年限、水流的模式和住户在住宅中居住时间的长度。对于暴露程度最高的人，其患膀胱癌症风险比没有使用这样水管的人高4倍，患白血病的风险高出2倍。 1983年，《美国自来水厂协会杂志》首次披露了饮用水管中渗出四氯乙烯的问题。整整10年后，研究上角的科学家们所写的这些话才见诸报端： 总之,我们已经发现了被PEC污染的公共饮用水与白血病和膀胱癌之间相关联的证据。在美国环保署所进行的一些调查中,有14%~26%的地下水，38%的地表水源出现某种程度的PEC污染。因此,其潜在的致癌性是公共健康极为关切的问题。 在诺曼代尔进行的第二项研究为第一项研究提供了佐证。因为无法对规模小于邮政编码级别区域的癌症发病率提供任何数据,州卫生部门把其余的调查工作转交给了县。县官员承诺要进行上门调查以确定“在诺曼代尔的癌症发病率，是否与其余的邮政编码地区不同步。”他们没有挨门挨户地调查，而是向诺曼代尔的184户居民发出了调查问卷,要求收信人填写好问卷后通过邮件寄回来。收到填写好并寄回的表格67份，反馈率仅占37.5%，其中，只有8个回信人对癌症病例进行了描述。 1992年3月6日的标题宣布： 研究结果报告： 不存在癌症集群。如下是在该标题下节选的一段： 塔兹韦尔县卫生局调查发现，(在诺曼代尔)没有明显的癌症问题。州官员周四宣布了卫生局对40英亩下属区域癌症调查的结果……对于使一些居民对生活在一个癌症集群里的担忧，州和县卫生官员历经5个月的调查告一段落。 对此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不必是流行病学家也能看得出来。首先,无论如何统计，数量太小不足以得出任何结论。第二,无从知晓受访者是否代表该社区的随机抽样。也许做出回应的家庭总体比没有回应的家庭更健康或教育程度更好。也许，家里有患癌症的成员而且是需要照顾的人家有可能把问卷弄丢了，或可能太悲伤或太激动而无法坐下来回答那么多问题。也许，他们正忙着向保险公司索赔，或正在筹备葬礼，所以无暇填写其详细的家庭历史，把寄信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也许，有癌症患者的家庭很可能外出了。也许，因为没有文化而不便回信。也许，对县官员的言而无信感到怒不可遏而选择了抵制回答问卷。或者,正好相反,有癌症患者家庭更关注问卷。简而言之,没有深入到居民中间,就没有人能弄清楚为什么大多数家庭没有回信而保持沉默。 此外,那些独自生活并死于癌症者，根本没有机会被统计调查。根据当地报纸，从县里的死亡证明所获得的信息显示,该社区至少有5例癌症死亡病例从未向该县的调查部门报告。这些死亡病例包括1例肝癌、2例乳腺癌、1例白血病和1例卵巢癌。 在统计方面，如何评估沉默?怎么能根据这样一个残缺不全、反馈极其有限的一项问卷调查，就断言没有问题呢? 这些问题同样困扰着诺曼代尔人,其中很多人怀疑这项研究的有效性。还有，住在诺曼代尔的人不是科德角的居民，也不是长岛的女性。他们无权拒绝县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也无权坚持要求联邦政府投入数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他们在国会没有朋友。他们不太可能会邀请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在A&W无醇啤酒摊停车场召集会议。 科德角和长岛的居民据理力争，要求对他们社区的癌症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给出科学的解释。不过,87他们掌握的信息资源与诺曼代尔的居民所掌握的明显不同。我与长岛的抗乳腺癌积极分子的会面或安排在大学校园，或在会议酒店进行。我与科德角的抗癌症激进分子的会谈安排在一座海滨会议中心。当我遇到自己家乡的一家社区领导时,我们在一家汽车修理店和拖车公司后面房间展开讨论。 马萨诸塞州关于所谓科德角的癌症集群报告长达500多页。有关州、县对佩金和诺曼代尔下属区域的癌症发病率调查的两份详尽报告总计8页。 一名诺曼代尔地区的男子的妻子死于卵巢癌，他说： “我认为州当局有办法推卸责任，或对活生生的事实置若罔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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