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学到伦理学》分上下两篇，“上篇”共七章，通过对儒家经典文本《大学》、朱熹《近思录》、王阳明《传习录》的分析，勾勒出传统中国士人的道德观念，进而将其与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刘师培、蔡元培等的伦理学意识相对照，展现出转型期的中国在面临西方的挑战时重新建构一套道德新理论的尝试。“下篇”收入四篇延伸性论文，主要围绕孔庙文化，阐释儒教的宗教、俗世双重性格。第五篇读书心得则勾勒出西方思想史研究近百年的发展轨迹。
黄进兴，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50年生于台湾，197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75年获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余英时教授。1983年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1983年进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员，1990年为研究员，2008年被选为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史学理论。著有《哈佛琐记》（中华书局，笔名吴咏慧）《优入圣域》（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中华书局），《圣贤与圣徒》（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北京大学出版社），《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台北三民书局；三联书店）等。
序
上篇 从理学到伦理学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理学的黄金时代及其余蕴
第三章 理学家的道德观
第四章 太平天国的挑战与义理学的再兴
第五章 追求伦理的现代性：梁启超的“道德革命”及其追随者
第六章 清末民初道德意识转化的几点观察
第七章 结语
引用书目
下篇 儒教的反思及其他
研究儒教的反思
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
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 序
上篇 从理学到伦理学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理学的黄金时代及其余蕴
第三章 理学家的道德观
第四章 太平天国的挑战与义理学的再兴
第五章 追求伦理的现代性：梁启超的“道德革命”及其追随者
第六章 清末民初道德意识转化的几点观察
第七章 结语
引用书目
下篇 儒教的反思及其他
研究儒教的反思
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
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
论儒教的俗世性格：从李绂的《原教》谈起
蜕变中的“思想史”：一个史学观点的考察
第六章清末民初道德意识转化的几点观察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916）——陈独秀
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917）——毛泽东
远在扶桑的彼邦人士—青木正儿（1887—1964），在民初对中土有了这样的观察：
次于中华民国底政治上底革命，有文化上底革命；最有意思的，就是道德思想底改革。那是想要破坏那几千年立了深远的根柢的儒教道德，和要从欧洲文化上输入可以代这个的新道德。
简之，晚清以来，梁启超（1873—1929）所鼓吹的“道德革命”，具有两项划时代的意义：其一，受演化论的冲击，固有的道德不再是天经地义，亘古不变；其二，他以“公德”揭露传统伦理观的缺口，就仿佛掀开潘朵拉的盒子（Pandora’sbox），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只剩下些许借助西方伦理学，重建现代伦理道德的希望。
隔一世代的梁漱溟（1893—1988）依旧可以感受到此番的冲击，他说：
公德，就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底那些品德。这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距今四十五年前梁任公先生倡“新民说”，以为改造社会，挽救中国之本，他第一即揭“公德”为论题，已予指出。——还要不放松地说一说。
总而言之，梁氏的“道德革命”代表了传统理学的式微，与新时代伦理学的来临。当时的有识之士已觉察到“今日中国之待新伦理说，实与他种学科，其需用有同等之急。”这在进入民国，尤其显豁。
按，梁启超的《新民说》原先发表于晚清，属专栏系列，于《新民丛报》间续连载长达四年。他在刊出《论公德》（1902）一篇，隔年复撰作《论私德》（1903），谓“公德”需以“私德”为根基，而以王学辅之。无奈他的诤友并不苟同。黄遵宪（1848—905）评阅道：“近日《私德篇》之胪陈阳明学说，遂能感人，亦不过二三上等士夫耳！”显然，梁、黄二者的见解有所出入。
惟民国甫创立，梁启超便转以为：
宋明诸哲之训，……恐未能造就圣贤，先已遗弃庸众。故穷理尽性之谭，正谊明道之旨，君子以之自律，而不以责人也。
正缘“正心诚意之谈，穷理尽性之旨，少数君子所以自厉”，梁氏遂认定宋明理学“其力皆不能普及于凡民，故其效亦不能大裨于国家。”可见梁氏的着眼点无疑已从少数菁英份子，转移至全体国民。
梁氏的转变适透露出民国共和体制的建立，在伦理学上别具意义。晚清时势的恶化，固然令梁启超等人有提倡新道德的迫切需要，惟尚囿于少数人精神上的呼吁。但民国政治体制的改弦更张，令百姓由俯首的“臣民”骤升为“国民”，此不啻赋予“道德革新”政治与社会具体的依据。
要之，清朝覆亡之后，帝制瓦解仅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底层社会结构的重组。而不同的社会组织自然涉及伦理的重构。民国的建立、帝制的瓦解，绝非传统朝代更替可以比拟。中国历史上，政权的轮替屡见不鲜，但政治体制的改弦更张，乃史无前例；更重要地是牵引至社会组织的调整。刘师培便说：“中国人民数载以前，不知社会伦理为何物？则以中国无完全社会之故。”
另依梁漱溟所言，中国是以“伦理组织社会”，那么五伦就是中国的社会组织，离了五伦别无组织。但今日中国社会变了，五伦则无所依傍，而伦理则必须重新构作。钱玄同（1887—1939）便说：“孔经里所讲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是共和国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了。”陈独秀（1879—1942）同样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问题根本上着手，那这块共和招牌一定挂不长久。又扬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观此，伦理的觉悟甚至凌驾于政治觉悟之上。
原来“儒家礼制，首重等差，以礼定分，以分为理”，因此，有必要打破传统伦理所形塑的尊卑贵贱的“差序格局”。有人观察到“从辛亥革命到民国十五年这一段时间里，穷乡僻壤，以各族的祠堂为中心的家族自治体，其解体之速，至足惊人”，而社会的结构既然有所变动，伦理的重组更有其必要性与正当性。反之，不同伦理概念的引进，势必导致人际空间的调整与安置，“公德”便是最初的例证。又，国民的“平等观”便直接冲撞传统貌似分工、实系阶级上下的“四民社会”，而泯除男女有别的歧视亦刻不容缓。简之，社会变动与新伦理之间相互地激荡，便造成愈演愈烈的局势。
陈独秀抨击固有的“三纲”之外，并且具体挑出传统的德目：“忠”、“孝”、“节”系以己属人的“奴隶道德”，斲伤独立自主的人格。孙中山（1866—1925）也觉察到中国传统道德突然有了缺角，适为见证。他说中国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但他观察到：
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前几天我到乡下进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后进的一间厅堂去休息，看到右边有一个孝字，左便一无所有，我想从前一定有个忠字。像这些景象，我看见了的不止一次，有许多祠堂或家庙，都是一样的。……由此便可见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
自命为孙中山的信徒—蒋介石（1887—1975）的阅读经验，也可佐证。蒋氏十八岁的时候，接触了民主思想，读《大学》时，“看到‘天子’两个字，就以为《大学》一书，不过是讲忠于皇帝，和如何统治天下那一套腐朽的空论，觉得很讨厌，便从此丢了，不愿再读了”。
其实，这个变化已酝酿有时了。晚清新学初兴之时，因修身的需要而设立修身课，商务印书馆1904年编辑的《最新修身教科书》就是一个范例。张元济（1867—1959）所编初小的修身教科书共10册，每册20课，200课中没涉及一个“君”字，300个故事没有涉及一个“忠”字。
加上传统伦理习以君父并尊，《孝经》便谓：“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故忠本为孝的延伸，而后世鼓吹“移孝作忠”尤为明显。是故，攻讦固有伦理趋于激烈时，“忠”的道德价值受到质疑，“孝”自然也难以幸免。誉称“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四川老英雄—吴虞（1872—1949），便毫无顾忌地攻讦传统的家族制度，认定前者为专制主义的祸源。按“孝”本为支撑“家”的柱石，《论语》不是明白记载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吗？吴氏遂把箭头直接指向“孝”的核心概念。他抨击道：
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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