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化治理是所有大国都采用的策略，财政分权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但是财政分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如地方保护、收入差距、非均衡的区域发展等，纵向的财政转移支付则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方式。《非均衡增长：分权、转移支付与区域发展》正是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利用详实的数据和科学的方法评估了转移支付在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方面的作用，分析了伴随着转移支付而来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转移支付诱使地方政府放弃地方保护政策，进而形成了区域性的统一市场，另一方面转移支付也使得接受地的政府规模出现膨胀，在转移支付分配和使用过程中产生了更多的腐败。因此，《非均衡增长：分权、转移支付与区域发展》的结论对我国未来的财政体制改革、中央地方关系调整等都有借鉴意义。
中国发展和对于中国发展的经济学研究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除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制度之外，中央一地方间关系、地区间竞争、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内二元社会、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结构性特征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发展的新的视角。这套丛书以经验研究为主要方法，用“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方式研究区域经济、城乡发展、政府行为、财政制度、资本市场、政企关系等中国经济的多个方面。通过这些角度的剖析，丛书试图回答有关中国发展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包括：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在怎样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走过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体制怎样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中国应怎样调整制度与结构，获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套丛书中的每一本只剖析当代中国经济的一个侧面，而这些著作所展现的群像则力图勾勒出中国发展的完整图景。
范子英，1981年生，安徽安庆人，经济学博士，201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财政、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曾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 《经济学（季刊）》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获得的奖项包括第五届“黄达一蒙代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季刊）》2006—2007年度最佳学术论文奖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北大一林肯土地研究院等基金项目。此外，还在《中国社会科学报》、《财经》、《嘹望东方周刊》等媒体发表多篇评论文章。
第一章 大国治理的困境
第一节 大国治理：非均衡发展的必然性
第二节 大国治理：分权的必然性
第三节 我们的经验与矛盾
第四节 本书的视角、结构和主要发现
第二章 分权与转移支付
第一节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
第二节 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第三节 财政转移支付
第三章 中国的区域发展与分权改革
第一节 计划经济年代的发展战略与财政体制安排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过渡时期的发展战略与财政安排
第三节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地区战略的转变
第四节 分权与发展战略随行
第四章 向地方分权的底线
第一节 分权理论与实证的矛盾
第二节 分权到底带来了什么
第三节 分权效率的测算
第四节 什么决定了分权的底线
第五节 小结
第五章 转移支付与增长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演化
第三节 转移支付是否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
第四节 效率损失的可能机制
第五节 小结
第六章 转移支付与区域市场整合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分权、分工与转移支付
第三节 市场分割与转移支付的演变
第四节 转移支付与市场分割的因果关联
第五节 转移支付效应随时间的变化
第六节 小结
第七章 转移支付与政府规模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中国地方政府的规模和转移支付政策的演变
第三节 专项转移支付：公共品供给与政府规模的权衡
第四节 财力性转移支付：粘纸效应与政府规模
第五节 小结
第八章 转移支付与官员腐败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腐败：度量、成因、影响与治理
第三节 中国官员腐败的演化
第四节 转移支付：基础设施投资与腐败
第五节 转移支付与反腐败
第六节 小结
第九章 如何走向均衡的区域发展
第一节 分权与转移支付的困境
第二节 政府间分权的改革方向
第三节 财政体制的改革方向
第四节 官员考核制度的改革方向
第五节 要素市场的改革方向
参考文献
后记
分权的必要性是显然的，许多国家的问题已不是“要不要”分权，而是“如何更好地”分权（Taillant，1994），权力的下放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大量的收益，如中国、印度、拉丁美洲国家等，它能够提高政府运行的效率，加强地区之间的竞争，从而制定出更有效的发展政策（《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分权的优越性并不能说明分权可以无休止进行下去，分权虽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会带来结构性矛盾，过度的分权甚至会威胁到宏观稳定（王绍光，1997）。随着分权成本的增加，一个最优的分权就是分权的边际收益（经济增长）和边际成本相等（结构性矛盾）之处，中央政府需要在不同的阶段对分权的界限进行调整。
分权带来的第一个负面结果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中国的城乡差距一直很大，在1978年之前的经济发展逻辑是把重点放在工业，奉行的是霍夫曼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忽略农业的发展甚至以工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来补贴工业，这造成了农业发展的滞后（林毅夫等，1994）。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剪刀差”的缩小缓解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这是城乡差距唯一出现过缩小的时期，但是这一过程到1985年就结束了。随着财政分权的进行，地方政府的目标逐渐以单一的GDP为核心，加上工业品的增加值要远大于农产品，对工业品进行征税的成本也小很多，因而各地都把大部分的资源用于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严重不足，这进一步恶化了原有的城乡差距。改革开放之前的城市倾向政策随着财政分权重新过渡到现阶段，为了扩大工业附加值，各地都充分享受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好处，因而没有动机来放宽户籍制度，至少城乡间隐性的制度障碍始终存在（Yang，1999；Yao，2000）。城市倾向的政策还表现为：政府压制农产品价格，农民承受过高的税负，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社会保障的歧视等（李实，2003）。金融系统也有城市倾向，缺乏对农村的融资支持，一些大的国有银行往往将从农村吸收的存款投放到城市，而不是相反；政府在农业公共支出的比重过低，也限制了当地农业的发展，扩大了城乡差距（Yang and Zhou，1996）。
第二个与分权相关的负面作用是地区差距。在分权的框架下，各地为增长而相互竞争，然而有些地区具有其他地区不可赶超的优势。比如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各地的经济状况有一定的差异，沿海地区的工业比重较内地省份要高，而对农业进行征税的成本又比工业高，因而各地都更倾向于向工业征税。在财政分权之前，各地的收支与本地的经济状况没有关系，因而各地的基础设施与当地的经济禀赋不存在明显的关联，但财政分权使得各地支出与当地经济状况挂钩，那些工业比重较高的省份的税收总量要比其他省份多，因而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张军等，2007），财政分权会带来各地在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数量上的差异，进而影响各地的投资水平以及吸引FDI的能力，最终造成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同时由于征税成本的差异，农业禀赋高的省份为了维持当地政府的运转，不得不向当地的工商企业以更高的税率征税，这进一步使得当地的资本流向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恶化地区间原有的经济水平差距，而这些与当地的政府努力水平是无关的，仅仅是因为初始条件存在差异，财政分权又进一步扩大了地区问的这种差距（Zhang，2006）。在外向型经济条件下，东部的沿海优势更加明显，特别是，如果集聚效应存在，那么东部地区由于历史、地理和政策的原因，其经济发展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金煜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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