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性是追踪从古到今数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解开浩渺幽远宇宙之谜的一把关键钥匙。《数学与人文（第十三辑）：数学与对称》选登的几篇文章，以通俗的语言介绍了：由柏拉图、开普勒、牛顿和爱因斯坦先后创立的、不断进化的物理模型中所蕴涵的宇宙对称不变性思想；伽罗瓦的生平与成就，他为研究代数方程的根式解而创立的群论成为刻画对称性的理想工具；克莱因的生平和成就，他首次提出把几何空间的分类归结为不同群作用下的不变性；诺特定理把物理量的守恒性与李群作用的不变性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外尔、杨振宁一米尔斯创立了规范场论，它最后发展成为宇宙的一个标准模型。《数学与人文（第十三辑）：数学与对称》还包括两篇专稿，分别是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关于“数学与生活之决策”的演讲和他谈论台湾数学发展的采访记录。此外，书中还登载了数学家坂内英一的自传和安德鲁.格利森的传记。
《数学与人文》是一套以大学生和青年学者为主要对象的数学科普丛书，也适合中学数学老师与爱好数学的同学，同时也是社会知识阶层的有益读物。
《数学与人文》的主要栏目有：人物访谈、数海钩沉、数学星空、魅力数学、数学教育、数学科学和中国数学发展等。
专稿
谈数学与生活之决策（丘成桐）
人物专访——丘成桐教授（王金龙，林松山，张镇华）
数学与对称
对称的追求——从柏拉图到牛顿（杨静，夏伶莉）
伽罗瓦与群论的创立（田廷彦）
21世纪读者眼中的伽罗瓦（Harold M. Edwards，译者：王涛，邓硕）
Felix Klein:他的生平和数学（季理真，译者：赵振江，王丽萍）
相对论促进数学研究（Hermann Weyl，译者：林开亮）
对称性、规范场与诺贝尔物理学奖（王善平）
统一、超弦、几何（何杨辉）
数学人
虞美人（丘成桐）
一个数学人的感想（坂内英一，译者：吴耀琨，余敏）
安德鲁M.格利森1921- 2008（上）（Ethan D．Bolker组编，译者：林磊）
丘：二十年前我到台湾来访问一年，当时我本来想到台大，但台大没有经费来支持我，二十年前我还年轻，那个时候家里面不可能不需要钱用，所以到台湾来我还是需要薪金，现在钱对我没有这么重要了。
王：丘老师这次根本没有薪水。
丘：当年我需要。我两个小孩还小，清华愿意做这个事，因为刘兆玄校长很有魄力，愿意支持我到清华去，所以我去了。那时候很愉快，在那边上课，学生很不错，台大也有几个学生到新竹来。当时清华数学系办得越来越好，刘兆玄校长的支持很重要。后来也在清华成立了理论科学研究中心，也是因为刘校长后来当了“国科会”主委，就有办法了。当时成立这个中心，其实是因为当时韩国要成立一个中心。
王：是KAIST还是KIAS？（KAIST成立于1971年，KIAS成立于1996年）
丘：那是15年前的事（不记得）了。那时候韩国请杨（振宁）先生做主任，有物理、数学还有其他项目。当时韩国要台湾支持他们，要“国科会”每年送五十万美元给他们。刘兆玄就跑来问我觉得怎么样，我想台湾的数学无论怎么说都比韩国好得多。对台湾来讲，五十万美元不算少。去支持韩国，当然美其名日是面向亚洲，可是无论如何用的是台湾纳税人的钱，而台湾数学比他们好，我觉得这样的支持不合适。我想既然有这个钱，干脆在台湾成立一个中心，经过很多考虑之后，刘兆玄就成立了理论中心。杨先生的意见当然是关键性的，理论中心就扩大为物理跟数学一起。我觉得刘兆玄很有远见，愿意做这个事，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台湾和大陆都有同样的问题！每个系都只讲求自己的好处，不从大局着眼。成立这个中心的时候，“中研院”数学所极力反对，“中研院”数学所所长认为在台湾，任何数学活动都应该在“中研院”数学所做，不应该在南港以南的地方去做，所以当时遇到很多困难。这个中心是清华跟交大合办的，由于中心在清华校园，结果大部分活动在清华，既然办得好这也没有关系。交大和清华的关系也很好，希望他们多过来走走，他们也愿意。
可是清华数学系里面就开始有分歧，分好几派。那是我最讨厌的。我在香港长大，跟台湾的学者没有任何私人关系，我也搞不清楚这些关系，我到清华只是帮忙。我在清华的时候，系里已经有纷争，纷争的原因我没搞清楚，也不见得是钱的问题。举例来说，一些人是请我来的，另一些人是不愿意请的，后者就去攻击前者，就自己这样争，无聊透顶。那不请我来的人说，丘成桐演讲我不给他面子，我不来听。这个讲法实在很可笑，我演讲他来不来听与我何干，我一点儿都不在乎，但他们却认为是很重要的表态。这些纷争最后导致数学系跟理论中心吵架。数学系有些人不支持这个中心，理论中心做得很好的时候，他们也不在乎，这是很不幸的事情。
由于我的建议，林长寿到清华去做中心主任，做得很好，中心运作顺畅。可是系里有人不愿意他长期在那边，当时林长寿已经做了院士，做了院士还不能够留在清华数学系，这是太荒谬的事。不只是因为他做院士，他的学问实在很不错，同时行政能力也很优秀，将那里办得有声有色。当时的校长魄力不够，他应该排除数学系的反对聘任林长寿，我看不出来校长这样做有什么不行，校长应该有权力聘任一个有学问的学者。可是校长不敢，所以数学系的某些人影响越来越大，渐渐形成了一种氛围，使王金龙、于靖这些一流学者不舒服。对清华数学系来说，这是灾难性的。接着李文卿来了，于靖和李文卿都做得很好，为清华做出很重要的贡献，但为了其他关系，清华校长居然说：每年来访问一两个星期的张圣容对数学系的贡献是最大的。简直是荒唐之至，以后谁还替清华卖力？
王：插一个问题，丘老师刚刚提到理论中心在办之前（1997年），那时候台湾的数学应该是比韩国好，但韩国这十几年来发展迅速，如果是现在再来看，台湾的数学和韩国的数学，哪个好？
丘：还是台湾比较好一点儿，不过韩国最近学问也长进了不少。他们开始聘出色的学者，这是很值得我们忧虑的事情。以台湾现在的薪水与学风，如此下去，会出问题。台湾所能提供的薪水较低，香港、大陆、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薪水都比台湾高，人才便会流失。在台湾，有人将教授的薪水去跟出租车司机比，这是很荒谬的。做学问还是要投资的，这是长远之计，不是一年、两年或几个月的事。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充分而将科学发展好的。我读数学历史，发现19世纪的几百个大数学家，除了一两个之外，没有一个是在贫穷边缘生活的。好的数学家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至少他在做研究的时候，不需要担忧生计，太担忧生计数学就做不成了。从希腊的数学家，一直到近代欧洲，到现在，大数学家的生活大致上都是无忧无虑的，他们不奢侈，可是不能不足够。很多人看了小说，听了媒体宣传，以为越穷苦的数学家，学问做得就越好，其实没有这回事。数学家出身可能穷苦，可是假如到了做学问的时候还是很贫穷，做学问就会有困难。假如我今天要担心小孩有没有钱交学费，晚上有没有饭吃，或者我住的房子破破烂烂，小孩不舒服要看医生，要担心这些生活上的事情，我就很难专心做学问。所以“国科会”也好、政府也好，以为教授可以维持在偏低的薪水配额上，这是错误的。
王：对这次来台湾访问，还有对现在上课的状况、学生和老师的状况有没有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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