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全集（共二十册，在台版基础上整理订正，并增补新发现的佚作）_王云五　著_9787510818486

　　王云五全集，在台湾以《王云五先生全集》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次我社以简体字出版王云五先生的全部著述，在原版本的体例、格式、标号和文字等方面作了必要的整理订正，并省略各册相互重复的篇目，增补我们发现的著作。全集共20册30种，700余万字，内容保留原貌。

　　第一章
　　革新时代初期的教学思想
　　思想可以产生事实，事实亦能影响思想，彼此互为因果。我国教与学的思想，数千年来，无不基于本国固有的文化。文化的一般定义为民族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愈进步，文化也愈进步。我国古来的生活方式所根据与表现者为礼乐，礼乐之表现在周代已大备；因之周代的文化恒为后世所矜式。同时，周代中的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尤为发达，真是百家齐鸣，有如西方希腊雅典发皇时期之丰富。揆厥原因，在此时期，周室徒拥虚名，诸侯殆如独立，与雅典的城国时期相似。学者的主张不得志于甲国者，辄转而之乙国丙国，以其主张，自鸣于各该政权，期大行其道。
　　此时期思想派别甚多，举其主流有儒道法墨四者。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其来源甚古，一脉相承，而集大成于孔子。其究竟之理想为仁与恕，其施行之主要教化在礼与乐。道家以黄老为宗。然由黄帝以迄周代之老子，年湮代远，中间不闻有何过渡之桥梁。据实言之，当为周代老聃与庄周等的思想，而后世更远溯至黄帝。然谓老庄以前，无先导之者则又不然。据汉书艺文志述其主旨，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质言之，在养先天之性，使人之精神身体两得平安。从老子道德经所称：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可得概略。墨家可追溯之渊源为周代之墨翟，然一种思想之发生以至成熟，当非一人之力，意其前仍有若干迹象，特不若儒家之可以远溯耳。其主旨在兼爱、上贤与节用。此一学派，自秦而后殆绝，幸墨子一书，流传甚广，吾人今日尚能体认其梗概也。法家据汉书艺文志称“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所谓理官，便是司法官。又据孟子所称：舜为天子，皐陶为士，则尧舜时代已有理官，即儒家亦不反对信赏必罚之原则。惟周末，商君，申不害，韩非诸人之主张，则过分祟尚法制，刻薄寡恩，尤以商君为甚。至于管子汉志虽列为道家，隋唐志均改列于法家，后志实较正确。盖管子所称“不法法，则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二语可为代表。世称申韩为法家之祖，实则管仲当被推为法家真祖，以其主张，多合乎现代的法学思想也。
　　自汉以后，儒家被尊为思想正宗，道法二家，时盛时衰，迄于今其影响力仍存在，独墨家虽传诵不衰，其影响力殆等于零。自宋以后，外来的禅家思想，于或隐或现之下，渗入于儒家，其影响力亦不可漠视。然无论如何，儒家思想，在教与学上，自汉迄清末，彻头彻尾是主要的根据，是无可否认的。惟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创钜痛深，目击西洋之船坚炮利，在教与学上，不免渐渐起了多少改革，以期适应局势。由于教与学受了新的冲击，为数千年来所未有，从此以后我国的教学便进至一个革新时代，而不能如本书一至四册之按朝代区分。此一时代当从清季咸同以后开始，以迄于今兹，其时代可称为革新时代，因而本册之各称当为革新时代的教学思想。此时代初期之革新教学行为与思想，不始于任何一人，举其较重要者，有曾国藩、李鸿章、彭玉麟、李端棻、王文韶、盛宣怀、张百熙、张之洞诸人。其范围，则学校方面由同文馆及若干专业学堂而至京师大学堂；游学方面，则由幼童，以至船政学生，海军学生等。译书方面，则有官书局及江南制造局等。兹分别就上举六节，摘述有关文书及其创设之人，然后略加评论。
　　第一节?学校
　　括有（1）同文馆，（2）广方言馆，（3）船政学堂，（4）水陆师学堂，（5）天津中西学堂，（6）翻译书院，（7）大学堂，（8）革新学制诸目。
　　（1）同文馆
　　清咸丰十年，既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旋由该衙门于同治元年附设此馆，延西人为教习，教授英、法、德、俄四国语言文字，兼授天文、化学、算学等。又该衙门为恭亲王奕?所主持，当然调用彼时所谓熟识洋务之人员为助理。此一最早设置之新学堂究为何人所创设，尚无从考证。惟冯桂芬之校邠庐抗议四十八篇中，曾有采西学，制洋器，设立同文馆，重专对等议，是否有多少间接影响，亦意中事。要之，毕竟为彼时局势所要求，奕?为人尚开通，毅然为此，亦固其所。顾彼时仍有守旧之大臣如倭仁者，竟于同治六年疏请停办该馆，其理由谓“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今求此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款，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抗弱者也”……“且夷人者，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为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此疏奉交恭亲王议后。经即覆奏，大意谓“前因倭仁条奏，谓此事窒碍难行，经沥陈举办情形，实具不得已苦衷，并系与各省疆臣悉心商筹，非臣等私见……况雇觅洋人，不过与之讲求其法，并奏明不修弟子之礼。此折业经发钞，倭仁岂有不知，乃一则曰师事夷人，再则曰奉夷为师。辄臆造师事名目，阻人向往。当御史张盛藻奏此事明奉谕旨之后，臣衙门投考者尚不乏人，自倭仁倡议以后，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今人心既为浮言所摇，臣等无从勉强。拟就见在投考者择期考选，取中者入馆研究，仍时加察核，倘有弊端，即奏请裁撤……”足见举办一项新政，真是不易。
　　（2）广方言馆
　　此为同治二年李鸿章奏请设置，其有关文件如左*：
　　
　　（请设广方言馆疏）窃臣前准总理衙门来咨，遵议设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如同文馆等。
　　因伏维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各国在沪均设立翻译官一二员，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学习通事为逋逃薮。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学，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洋泾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此两种人者，类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它。且其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不特于彼中兵刑食货张弛治忽之大，瞢焉无知；即遇有交涉事宜，词气轻重缓急，往往失其本旨；惟知藉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惮。即如会办防堵一节，闲与通习汉语之大酋晤谈，尚不远乎情理，而琐屑字件，势不能一一面商。因而通事假手其闲，勾结洋人，为分肥之计；诛求之无厌，挑斥之无理，支销之无艺，欺我聋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酿大衅。洋务为国家怀远招携之要政，乃以枢纽付若辈之手，遂至彼己之不知，情伪之莫辨；操纵进退讫不得其要领，此非细故也。京师同文馆之设，实为良法。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异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后尽得西人之要领，而思所以驾驭之，绥靖边陲之原本，实在于此。惟是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东两口为最，种类较多，书籍较富，见闻较广，语言文字之粗者一教习已足，其精者在博采周咨，集思广益，非求之上海广东不可。故行之他处，犹一齐人傅之说也，行之上海广东，更置之庄岳之闲之说也。臣愚拟请仿照同文馆之例，于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选近郡年十四岁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聘西人教习，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文艺。学成之后，送本省督抚考验，请作为该县附学生，准其应试。其候补佐贰佐杂等官，有年少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呈明由同乡官出具品行端方切结，送局一体教习，藉资照料。学成后，亦酌给升途，以示鼓励。均由海关监督督筹试办，随时察核具详。三五年后，有此一种读书明理之人，精通番语；凡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应添设翻译官承办洋务者，即于学馆中遴选承充，庶关税军需可期核实，而无赖通事亦稍敛迹矣。夫通商纲领，固在总理衙门，而中外交涉事件则两口转多，势不能以八旗学生兼顾，惟多途以取之，随地以求之，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人数既多，人才斯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采赜索隐，由粗显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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