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医生安德鲁·马洛醉心于工作，也热爱绘画，每天过着孤独但规律的生活。罗伯特·奥利弗是颇有名气的画家，某日在国家美术馆突然失控，持刀刺向一幅名为《勒达》的画作，从而成为马洛的病患。但奥利弗除了一句“我这么做是为了她”外，就拒绝开口说话，只是不断在草图上画出同一个穿着十九世纪衣服的女子。
为了找出奥利弗内心埋藏的秘密，马洛决定打破传统治疗的框架，踏上一段不可知的旅程，从华盛顿到南科罗拉、再到纽约，甚至远赴法国和墨西哥，只为了从奥利弗的前妻、情人及其他相关人物口中拼凑出他行为失常的原因。最终，马洛在一捆发黄的信件中找到惊人的线索。这些信来往于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巴黎、乡村和诺曼底海岸，揭示了一段禁忌的忘年之恋，也无意中透露了法国印象画派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隐秘……
和《历史学家》一样，《天鹅贼》神秘而浪漫，透过主角的追查而逐步揭开过往的秘密，故事内容依然精彩、扣人心弦，叙事技巧更为纯熟，文字更为细腻，而科斯托娃对画家内心世界的探索，包括他们的激情、疯狂、痴迷和坚持，尤令人动容。
从美国美术馆到诺曼底海岸，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从稚嫩的爱恋到忘年之恋，《天鹅贼》是一个关于痴迷的故事，讲述了一段逝去的历史，以及艺术带给人们希望的力量。
《历史学家》作者科斯托娃又一畅销巨作，一出版即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疯狂与艺术的故事。和《历史学家》一样，《天鹅贼》神秘而浪漫，透过主角的追查而逐步揭开过往的秘密，故事内容依然精彩、扣人心弦，叙事技巧更为纯熟，文字更为细腻，而科斯托娃对画家内心世界的探索，包括他们的激情、疯狂、痴迷和坚持，尤令人动容。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毕业于耶鲁大学，后来又获得密歇根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在密歇根大学创作期间即获得霍普沃德小说创作奖。她的第一部小说《历史学家》取得空前成功，除了被译为四十多种语言出版、销售直逼千万册，还以天价卖出电影改编权，成为《达芬奇密码》后最成功的历史悬疑小说，科斯托娃也因此书获二〇〇五年度美国“鹅毛笔”图书奖（Quill Book Awards)最佳新人奖。五年后，科斯托娃出版了第二部小说《天鹅贼》，一出版即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赢得读者和书评家的高度肯定。
一九九九年四月，我接到电话，获知罗伯特·奥利弗的事情。不到一星期之前，他企图将一把小刀捅进国家美术馆收藏的一幅十九世纪画作中。那天是星期二，当春天早已带来似锦繁花，甚至微热的天气时，有几天上午却很糟糕，气温突降，天色低沉，冰雹肆虐，雷声隆隆，当天上午就是这样。同时，那天碰巧是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哥伦拜恩高中枪击案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美国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的哥伦拜恩中学发生一起震惊世界的惨案。两名高中生持枪杀死了十二名同学和一名老师，随后开枪自杀。在这起案件中，另有二十三人受伤。发生的一周之后。我依然在专注地思考着这起事件，我猜全国的精神科医生都是这样。我的办公室里满是那两个带着枪管锯短的猎枪、着了魔似的满腔愤恨的年轻人的影子。我们究竟哪里辜负了他们以及他们枪下更多无辜的受害者？极端的天气状况和举国的低落情绪在我看来引爆了那个早晨。电话铃声响起，我接起电话，那一头传来朋友及同行约翰·加西亚医生的声音。约翰是个正人君子，出色的精神科医生——多年前曾是我的同窗，如今不时约我出去到他选的餐馆吃午饭，并且很少让我买单。他在华盛顿一家大医院负责急诊和住院病人，同时，和我一样，也接待私人病患。此刻约翰告诉我，他想把一个病人转到我这里，让我治疗，我听得出他语气中的急切。“这个人可能是个棘手病例。我不知道你会怎样对待他，但是我更希望他能去金树林接受你的治疗。实际上他是位画家，非常成功的画家——上星期他害得自己被捕，接着警察把他交给了我们。他沉默寡言，不太喜欢我们和这个地方。他叫罗伯特·奥利弗。”
“我听说过这个人，但确实不了解他的作品，”我坦言，“风景画和人物肖像——我记得几年前他上过《艺术新闻》的封面。他为什么被捕？”我转向窗子站了起来，注视着犹如高贵白色砂砾的冰雹，铺天盖地地坠落在围墙内的后院草坪和一棵已被砸伤的玉兰树上。草地早已泛出大片鲜绿，而一瞬间，一道如水的阳光洒向万物，接着又是一阵猛烈的冰雹。
“他企图破坏国家美术馆的一幅画，用一把小刀。”
“一幅画？不是一个人？”
“这个嘛，当时房间里似乎只有他一个人，但随后一名警卫走进来，看见他朝一幅画刺去。”
“他们是不是打了起来？”我看着冰雹消融在鲜艳的绿草中。
“是的，他最后把刀扔在地上，但接着抓住警卫一阵猛烈摇晃。他身材魁梧。然后，不知怎么的停了下来，任由别人把他带走。美术馆方面在考虑是否要以伤害罪起诉他。我想他们会放弃，但他还是有可能被抓起来。”
我又注视着后院。“国家美术馆的画是联邦政府的财产，对吗？”
“对。”
“他拿的是什么刀？”
“就是把小折刀。没什么惊世骇俗的，但他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他很激动，认为自己的做法是英雄般的壮举。接着在警察局里他彻底崩溃，说他好几天没有睡觉，甚至还哭了一会儿。他们把他带到精神科急诊室，我收下了他。”我听得出约翰在等我答复。
“这个人多大？”
“他还算年轻——好像四十三岁，现在这年纪在我听来就是年轻人，你明白吗？”我明白，并笑出声来。两年前刚过五十岁的我们都像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和几个同病相怜的朋友一起庆祝了一番。
“他身上还带着另外几样东西——一本写生本和一捆旧信件。他不许别人碰。”
“那么你希望我为他做些什么？”我靠在书桌上放松下来。一个漫长的上午即将过去，我感到饥肠辘辘。
“就是接收他。”约翰说。
但一种习惯性的谨慎深深地渗入我们的职业中。“为什么？你想给我再添一件烦心事？”
“哦，拜托。”我听得出约翰笑了。“我知道你从来不会把一位病人拒之门外。‘好好医生’，这个人值得你花时间。”
“因为我是画家？”
他稍稍迟疑了一下。“坦白地说，是的。我不能假装我理解艺术家，但我认为你会理解这个人。我告诉你他沉默寡言，我的意思是，我从他嘴里挖出了不过三句话。我觉得他在抑郁中挣扎，尽管我们已经开始对他用药。他还显示出愤怒和一阵阵的躁动。我很担心他。”我的目光移过大树、青翠欲滴的草坪、零零星星正在融化的冰雹，又回到大树上。那棵树矗立在后院的中央略微偏左的地方，隔着窗，它那紫色和白色的蓓蕾在阴暗的天色下呈现的光泽，是阳光中不曾有的。“你们对他用了什么药？”
约翰报出一个单子：一种情绪稳定剂、一种抗焦虑药和一种抗抑郁药，都是较大的剂量。我从书桌里取出一支笔和一本便笺纸。
“诊断呢？”约翰告诉了我，而我并不吃惊。“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他还肯讲话的时候，在急诊室签了一份信息许可书，他大约两年前在南卡罗来纳看过一位精神科医生，我们刚刚从他那里拿到了病历。显然那是他最近一次看医生。”
“他是否存在强烈的焦虑？”
“嗯，他不愿意谈这个，但我看得出来。根据记录，这不是第一轮药物治疗。事实上，他到这里的时候外套口袋里还有一瓶两年前配的抗惊厥药氯硝西泮。很有可能不用情绪稳定剂，他就不见好。我们最后联系到他在北卡的妻子——实际上是前妻——她讲了更多有关他过去治疗的事情。”
“有自杀倾向？”
“有可能，既然他不肯多说，就很难恰当评估。他不仅仅是愤怒。就像是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熊——一头不出声的熊。但就因为这种表现，我不想就这么把他放走。他需要在某个地方待上一段时间，有人来弄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他的药物需要作微调。他确实是自愿签字的，我敢说他这个时候很愿意离开。他不喜欢这里。”
“这么说你认为我能让他开口？”这是我们一个往日的玩笑，约翰显然觉得很亲切。
“马洛，就算是块石头，你也能让它开口。”
“谢谢你的恭维。还要特别感谢你打扰了我的午休时间。他有保险吗？”
“有一些。社工正在研究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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