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唤回和恢复记忆，是一种能力。没有记忆的民族，容易在现实的灯红酒绿中狂欢。
高红十，女，1951年出生，籍贯湖北宜昌。1969年1月到陕西省延安地区延长县黑家堡公社李家湾大队插队，1972年被推荐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返回延安市南泥湾公社三台庄插队。高级编辑、记者，获第六届中国新闻工作者百佳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初评委。所出书籍中较有影响的是三十多年前与他人合作的长诗《理想之歌》。
他对自己的状况已经全明白了，一股正常人难以产生更难以接收到的情绪暗暗滋生。当时陪着他的一个男知青，一个女知青，女知青和他是一个学校的，十五个南京知青来自十三个学校，同校同学仅有两对。
到了北京，刚开始的不受重视经过努力受到重视，当时任全国知青办副主任的侯隽帮了大忙。他住进积水潭医院的高干病房，特护，吃随意餐，还准备请十几家医院的外科权威医生联合会诊……他面临希望，恢复胸以下知觉的希望。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积水潭医院接收大量伤员，楼道里也摆着床。多数伤员的伤情同他一样，高位截瘫。他变得不重要了，不是有意贬他，实在是顾不上了。
那丝不被人觉察的情绪破土发芽。
九月的一天，我和那个复转军人大队副书记接到陪住男知青的信，很快，我带两个男知青去北京换早去的两人。我从队里领出钱来，什么换洗衣服也没带就上路了，长途汽车坐到西安，买的硬座又上了去北京的80次火车，风尘仆仆，昏头昏脑，坐在轰轰隆隆的车上还在想信上怪怪的内容。两位同行的小知青看出我心中有事，不来烦我，可是他们吃完一盒饭还不饱时，不得不要求再来一盒。我苦笑了。我也不饱，可是带的钱是生产队的，饭钱没有发票，回去怎样报？明摆着要自己出。自己，我，同样是知青，同样挣工分，哪来的钱？
看到他们年轻壮实的面孔，其中一人还当过南京市少年举重冠军，我苦笑着给他们一人又要了一盒。他们问我呢，我说我饱了。他们不客气风卷残云吃光光，我真怕他们还说不饱，把脸转向窗外。
我一生气，把房里的灯拉着，说一声，太不像话了，走出房间。这是结局，开始呢？开始怎样的，我现在真的记忆模糊了。我依稀记得男知青信上说，他们轮着看护病人，一人看前半夜，一个后半夜。看护者趴在床边睡，换班的人睡在椅子上。那晚上轮他看后半夜，他睡在椅子上。半夜，他被窸窸窣窣的说话声惊醒，见两个人头挨头极其亲呢得让他无法容忍，他的直觉是出事了，出了同伤风败俗有关的事，特恶心的事……这就是他在挂号信里写给我们的内容。千叮咛万嘱咐不让告诉小知青们。看了这信，我本能地觉得又慌又怕，心砰砰跳。我当时所能做的就是尽量装得若无其事，赶快找两个男知青去换他们。这一切是同大队支书、副支书商量好的，是当时所能想到的下策中的上策。
坐在车上，我可是什么策也没有了，我不知该不该批评他们，凭什么批评他们，他？还是她？他们除了亲呢又能怎样？他可是胸以下高位截瘫呀！他不过要求她多陪陪他，多亲近他，现在看来半点不过分十分合理并且令人心酸。
我那时是一个被革命词句包装起来在男女性方面几乎一无所知的笨蛋，可我却背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好沉好沉的担子。我想至少要批评那个女知青，理由是，你不应该让他从革命道理以外处得到信心，那会害他，软化他，使他不那么坚强。
到了北京是9月7日，离那个举国同悲的日子只有两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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