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畔上开花_陈幼民著_9787307093638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崖畔上开花》收录的文章由多个短篇随笔组成，从各个方面回忆了作者作为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经历，以及后知青时代相关人等的境遇。并附有大量速写作品。

    叶辛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问，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是为序。

    剪纸婆姨
    老郭元的母亲去世了，她是村里辈分最大的女人。
    她在半年前就病了，刚开始时，还能在窑洞前的太阳地里坐坐，后来就不见了踪影。询问病情，家里人说是胃里难活，吃不下东西。农村里无医无药，就那么抗着，直到把人给抗没了。
    她去世的那天夜里，我们几个知青还在熟睡，身边的同伴突然把我捅醒，他说，幼民，你听！我于是听到了我一生中感觉最恐怖的声音。
    像一阵阴风呼啸着掠过山顶，在村庄上空盘绕；像群狼一样的哀鸣，尖利得撕裂了夜空，那是从人的喉咙里发出的不似人声的嚎叫，随着风，清楚地送进了每一个窑洞的窗户，听得我心惊胆战，不禁用被子蒙上了头。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地的风俗，在人咽气的那一刻，家里人要走出窑门，沿着山路，走到村里最高的地方，呼喊他的名字，将他的灵魂送往遥远的西天。
    老太太儿孙满堂，直系的旁系的加起来近百十口子人，一同放声，在寂静的夜晚，蓦地响起这凄厉的哭喊，直叫人毛骨悚然，仿佛冥间和尘世在此刻重合了，茫茫的夜色变成了地狱之门。
    第二天一早起来，这村庄好像变了个模样，没有了人们上工的吆喝，没有了牲口出圈的嘈杂，甚至连鸡狗都不曾发出声响，冷清得就像被冻结了一样。
    老太太的儿子们头系孝带，在村口向每一个过往的人跪拜磕头，这也是葬俗中的一项，孝子们代表亡者，这一拜，便了结了世间所有的恩怨，让远行者无所挂牵。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规矩，但看到白发苍苍的老汉在我们晚辈面前下跪，还是被弄得手足无措。
    知青是外来人，可我同样感到了悲伤，这不仅缘于和老乡的情分，还因为老太太对我有很大的恩惠。
    陕北的女人在村里多半没有名字，郭元的爹叫长茂，老太太嫁到村里来时，就被叫做长茂婆姨，后来变成了郭元妈，再后来就被叫成了奶。我从她孙女那儿打听到，其实，老太太曾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杏儿。
    杏儿不是本地人，很久以前，她是随着家人逃荒到这个地方的。陕北这个地方，称北边叫上头，往南，叫下头。杏儿的老家，听说是在上头的黄河边，具体地点，已经无人知道，反正很远就是了。杏儿的家人把她留在了这里，又继续南下了，杏儿就成了一个没有娘家的女人。
    那是一个蓝花花的年代，女人们的命运大多很悲苦。杏儿独自在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一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难处。但杏儿还是幸运的，她并没有因为失去娘家人的庇护而受到欺负，这一是因为长茂为人忠厚老实，二是因为杏儿能干。
    我们村位于延河北岸，闹红的时候，是根据地的边儿，对面当时是白区，这儿就成了来回拉锯的地方。长茂在区上工作，敌人一过来就撤到北边去了，家里的事儿就全都丢给了杏儿。杏儿上有公婆，下有几个小叔子，再加上自己生的孩子，一大家子人的吃喝穿用，全靠她一个人来张罗。
    杏儿麻利，再多的活儿也难不倒她，洗衣做饭，推碾子磨面，带孩子伺候老人，里里外外一把手。我听秀儿说，她奶背着小娃，领着大娃，照样吆喝牲口拉磨，一会儿簸，一会儿扫，抽空还能给娃娃喂口奶，干完了收拾回窑，磨盘上干净得连个谷碴都剩不下。
    那时陕北人穿衣，全得靠婆姨们纺线织布，杏儿一家人口多，棉花少，远远不够用，杏儿就想出了换工的办法。她向宽裕的人家借来棉花，织成布，自家留一半，还给人家一半。杏儿织布又快又好，平整紧实，所以，许多人家都乐意与她换工，每年棉花收获的时节，杏儿都要忙碌一阵。虽然是土布衣衫，可经杏儿手一缝连，全家人在村里，也是体体面面，整整齐齐。村里其他家的婆婆如果嫌儿媳妇手笨，总会说，你看看人家杏儿的针脚！知道老戏的人都夸长茂是董永，把个七仙女弄回家来做婆姨。
    杏儿一共生了五个儿子，长大后个个是劳动好手，人也都忠厚老实，在村里颇有威望。他们家虽不算富裕，但有了杏儿的勤俭持家，倒也吃穿不缺，平安度日。到了土改的时候，就给定了个中农。不像村里的另一家，贩牲口把家底都输光了，倒落了个贫农。长茂和杏儿并不在乎这些，靠自己双手挣饭吃，心安理得，管它成分是什么。
    我插队到村里的时候，老太太已经不太干活了，只是看着媳妇们忙里忙外，顶多说上两句，就不再言语。她虽然年近七旬，可腰板还是直直的，面庞清瘦，皱纹细细的，爬满了全脸。但从眉眼的结构可以隐约看出，她年轻时，应该是个俊俏的婆姨。
    有一天，我到郭元家去吃饭，家常饭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却一眼就看上了他窑洞窗子上贴的窗花。春节时贴的窗纸，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早让烟熏得黑乎乎的，满是窟窿，窗花也被风雨褪掉了颜色，淡淡的只显出些影子。但这模模糊糊的窗花，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问郭元，这窗花是谁剪的，郭元说，是俄妈冒铰下的，你还能看下？
    陕北虽然剪纸出名，但并不是人人都会剪，我们村那么多户，就没有一家贴窗花的。所以在郭元家里看到，多少让我感到意外。陕北民歌里唱道：“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会剪窗花的女子，个个是人尖尖，看来郭元妈也不是个等闲人物。我喝着小米粥，心里却在盘算着把这些窗花弄到手，谁叫咱自小学画，就喜欢这些东西呢。
    第二天，我就跑到公社的供销社，买了几十张麻纸，拿到郭元家，要给他们换窗纸。老郭元一定认为我脑子有毛病了，不年不节的，竟然自己掏钱给他家糊窗户。陕北人一年才换一次窗户纸，这下提前过年了，只是不知为什么，当看到我把烂窗纸卷起来拿走时才恍然大悟。老郭元骂我道，你这娃，想要窗花揭走就是了，还破费买什么纸！老太太很高兴，可能从来也没有人这么看重她的剪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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