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国学大典六祖坛经_净因法师导读及译注_9787508641454

　　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山海经》《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六祖坛经》是禅门的根本宝典，其中“见性成佛”的思想是促使佛教中国化的基石；“心性”学说对宋明两代理学家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影响巨大；通俗易懂的宣教方式使《六祖坛经》成为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学作品。西方人瓦茨氏（AlanWatts）因而将《六祖坛经》看成是“东方精神文学的最大杰作”，而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将之与《论语》、《孟子》等书并列，《六祖坛经》成为探索中国文化的必读经典之一。

　　《六祖坛经》导读
　　净因法师
　　佛教经典分为经、律、论三藏。弟子们将佛陀一生的言行录收集整理成“经藏”，将佛陀制订的戒条收集整理成“律藏”，将弟子们对佛陀教法阐释的著作收集整理成“论藏”。换言之，只有佛陀亲口宣说的教法，才能被尊为“经”。唯一的例外则是六祖惠能（一作慧能）的言行录，被弟子们收集整理成册，以“经”冠名为《六祖坛经》。千百年来人们不但毫无异议，而且以读《六祖坛经》为人生一大乐事，“人生最大幸福事，夜半挑灯读坛经”。《六祖坛经》是禅门的根本宝典，其中“见性成佛”的思想是促使佛教中国化的基石；“心性”学说对宋明两代理学家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影响巨大；通俗易懂的宣教方式使《六祖坛经》成为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学作品。西方人瓦茨氏（AlanWatts，大陆译名艾伦?瓦茨）因而将《六祖坛经》看成是“东方精神文学的最大杰作”，而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将之与《论语》、《孟子》等书并列，《六祖坛经》成为探索中国文化的必读经典之一。

　　一、《六祖坛经》的作者
　　惠能（六三八至七一三），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市），随父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三岁时父亲去世，他又随母亲移居南海（今属广东佛山市一带），因家境贫寒，只能靠卖柴维持生计，无缘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悟性极高。惠能二十二岁时，有一次卖完柴，无意中听人诵《金刚经》而心有所悟，成为他的求道因缘，以“佛性本无南北”之语吸引五祖弘忍的注意力，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偈语，得五祖印可。后来，五祖又专门为他解说《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大彻大悟，秘得五祖衣钵，为自己的求法时期划上圆满的句号。
　　“迷时师度，悟了自度”，二十四岁的惠能离开五祖弘忍，开始长达十五年的自性自悟期，因被恶人追逐，受尽磨难，命如悬丝，不得不避难于四会、怀集一带，隐藏于猎人之间。逆境成为磨炼惠能的最高学府，最终他达到了“不被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之境界。
　　惠能三十九岁那年（六七六），自思弘法因缘成熟，走出深山，来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一语“仁者心动”，一鸣惊人，连名噪一时的印宗大和尚都心甘情愿地拜这位“俗人”为师，然后才为自己的俗人师父落发为僧。此中隐含“依法不依人”之深意！
　　惠能四十岁时来到曹溪宝林寺（今韶关南华寺），在大梵寺设坛讲经说法，开始了他三十七年的弘法生涯。他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教学风格，阐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心性学说，成为印度佛教全面中国化的标志，更对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惠能七十六岁时（七一三）在新州国恩寺去世，唐宪宗赐号“大鉴禅师”，柳州刺史柳宗元撰《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碑并序》，刘禹锡撰《曹溪大师第二碑》。由此可见，惠能在唐朝时便被文人雅士所敬仰。惠能圆寂后，其真身不坏，被运回曹溪宝林寺供奉，今还保存在南华寺，供奉在六祖殿中。
六祖砍竹图
　　二、《六祖坛经》的版本与注疏
　　惠能如同佛陀、孔子在世时一样，其言行录尚未被整理成书流通。惠能去世后，法海、法达、智常、志彻、神会等数以千计的弟子在传播惠能顿悟教法的同时，形成各自的家风，并逐步将惠能的教法整理成书。《六祖坛经》也许从一开始就有多种版本同时流通。宗宝于一二九一年在编辑《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的跋文中指出：“余初入道，在感于斯，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这一史料说明，至少在元代，多种《六祖坛经》版本仍然同时流通。学者研究的成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推论。柳田圣山在《六祖坛经诸本集成》一书中收集了中日两国十一个不同版本的《六祖坛经》，石井修道认为有十四种之多，宇井伯寿在《禅宗史研究》中归纳出二十种版本，而杨曾文更是列出近三十种不同的版本。在众多的版本中，综合田中良昭、郭朋、王月清和洪修平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真正独立的《六祖坛经》本子至少有四种：（１）唐代“敦煌本”（法海本，敦煌写本）《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约一万两千字，由唐法海集记。（２）晚唐“惠昕本”（宋本，兴圣寺本）《六祖坛经》，约一万四千字，由晚唐惠昕改编（九六七）。（３）北宋“契嵩本”（曹溪原本，明藏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约两万一千字，由宋朝契嵩改编（一○五六）。（４）元代的“宗宝本”（流通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约两万一千字，由元朝宗宝改编（一二九一）。
“旅博本”敦煌写本《六祖坛经》
　　学者们普遍认为，以上现存的各种《六祖坛经》版本起源于同一个母本“敦煌本”，因而把各版本中不同于敦煌写本的众多差异看成是传抄讹误、修订与补充，甚至有意篡改的结果，致使一万两千字的“敦煌本”扩充到两万四千字的“宗宝本”。事实并非如此。以编辑于九六七年的“惠昕本”为例，惠昕在《六祖坛经序》说：“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于思迎塔院，分为两卷，凡十一门，贵接后来，同见佛性者。”由此可见，惠昕在编辑《六祖坛经》时，对其内容不是扩充，而是简化。内容较少的“敦煌本”确实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但并不一定就是最古老的版本。北宋时所修《新唐书?艺文志》（卷五九）有一段记录：“僧法海六祖法宝记一卷。”李富华以此推断，最早的《六祖坛经》抄本可能就叫“六祖法宝记”，而带有“坛经”二字的版本应是后来的抄本。
　　更重要的是，内容较多的“惠昕本”、“宗宝本”等较晚的版本，其内容之古朴未必就晚于较早的“敦煌本”。宗宝就是综合当时三种不同的坛经古本而编辑成《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该本中“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一语常被人们用来作为宗宝篡改《六祖坛经》的铁证。事实上，这句话不但不是由宗宝篡改而来，反而证明“宗宝本”保存了“敦煌本”遗漏的惠能有关净土的重要开示，详情见下文。“宗宝本”几乎是明代以后唯一的流行本，具有品目齐整、语言流畅、通俗易懂、文学色彩浓、可读性强等优点，故为本导读所采用。
　　《六祖坛经》的注疏，历来很多。比较重要的有契嵩的《法宝坛经赞》、天柱的《注法宝坛经海水一滴》五卷、袁宏道的《法宝坛经节录》、李贽的《六祖法宝坛经解》、恒璇的《法宝坛经要解》、益淳的《法宝坛经肯窾》五卷、青峦的《法宝坛经讲义》一卷、丁福保的《六祖法宝坛经笺注》一册、无着道忠的《六祖坛经生苔帚》三卷等。近年来流行的是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出版的郭朋的《坛经校释》。
　　三、《六祖坛经》的基本内容
　　无论哪一种版本的《六祖坛经》，都大致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１）惠能自述生平。（２）惠能开坛授戒说六波罗蜜。（３）惠能一生以机锋、三十六对等调教弟子及临终嘱咐等。依据印顺考证，前两个部分的内容大体上是惠能在大梵寺讲法的实录，应形成于惠能生前。第三部分内容是在惠能去世后，由弟子收集、整理而形成。《六祖坛经》内容博大而精深，深奥难明，令初学者望而却步。赖永海对儒家和佛家的核心问题有精辟论述，为我们理解《六祖坛经》打开了一扇门，“儒家关于人的学问，通常称之为人性理论；佛教关于佛的学说，则是作为整个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核心问题的佛性理论”。《六祖坛经》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它以“佛性”回答人为什么能成佛，以“悟性”回答成佛的途径，以“心性”回答怎样成佛。
　　（一）佛性成佛的基因
　　《六祖坛经》首先要解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能成佛，凭什么能成佛？《百论》以沙中榨不出油来说明，人若无成佛的基因，佛性，便无佛可成，“譬如——石女，不能有子；——盲人，不能见色；——沙，不能出油。多集亦不能。”由此观之，佛性是关系到一个人能否成佛的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对佛性的讨论，贯穿《六祖坛经》始终。惠能与五祖弘忍第一次见面时，两人便就“獦獠”是否有佛性展开激烈辩论。十五年后，惠能第一次在广州法性寺（即光孝寺）公开亮相时，印宗大和尚便迫不急待地向惠能请教：“一阐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一阐提指十恶不赦之人，因八识田中没有任何善种子，看似缺少成佛的基因，从逻辑层面来看，应该没有成佛的可能。在北凉昙无谶译出《大般涅盘经》之前，这种观点在佛教界已成定论。然而，《大般涅盘经》却说：“一阐提等无有善法，佛性亦善以未来有故，一阐提等悉有佛性。何以故？一阐提等定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包括“一阐提”在内的所有众生都有佛性。然而，人们仍有怀疑，争论不休，印宗故有此问。
　　为了彻底化解印宗心中对佛性的疑问，惠能以空有不二的中道实相诠释佛性的本质，即缘起的生灭，产生现象世界的万事万物，其本质是空、有不二的中道实相，“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惠能在回答武则天和唐中宗的内侍薛简时，进一步将佛性与中道实相勾连在一起，“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对圣者而言，宇宙人生空有不二的实相就是佛性，常被称为“实性”、“法性”、“实相”、“真如”、“法界”，是成佛的基因。
　　普通人虽然一时无法理解佛性之含义，一旦得到善知识的启发，即使是“一阐提”的不善之人，总有一天会理解宇宙人生空无自性的中道实相，善心生起，成为生命的转折点。就凡夫而言，人心中蕴藏着领悟诸法实相的潜能，这就是普通人的佛性，如同尚在母体中的胎儿一样，总有一天会瓜熟蒂落，见性成佛。佛性因而被称为“如来藏”、“藏识”、“本觉”、“自性”。凡夫经过苦修而见性成佛，此时，佛性又被称为“解脱”、“涅盘”、“菩提”、“大圆镜智”。尽管佛性有种种异名，本质却并没有什么不同。《六祖坛经》中这种佛性论的思想直接继承了《楞伽经》、《涅盘经》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学说，帮助人们建立成佛的信心，迈向解脱的大门。
　　广州光孝寺内供奉惠能发舍利的瘗发塔
　　（二）悟性成佛的种子
　　佛家的“佛性”与儒家所说的“礼、仁”、道家的“善”，幽微难明，无法用逻辑、语言文字来描述、传授。道家因而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而佛家则有“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之言，《六祖坛经》直截了当地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如何才能“见”到佛性，走上成佛之路呢？这正是整个《六祖坛经》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把“佛性”看成是成佛的基因，那么，悟性则是成佛的种子。如何才能引发佛性种子起作用呢？《六祖坛经》采取的主要手段是藉教悟宗，通过五祖弘忍与惠能、惠能与韶州刺史韦璩、武则天的内侍薛简以及法海、法达、智通、智常、志道等弟子之间的一问一答式的方式，循循善诱，兼用逞机锋、解公案和参话头等禅门独特的教育法，引导人们突破语言文字的局限性，超越习惯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破除我执，觉悟空有不二的佛性基因，见性成佛。
　　《六祖坛经》中有关悟性的论述随处可见。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顿悟与渐悟之争。惠能指出：“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其意为，对症的药方就是最适合的法门，没有顿渐、高下之分，而人在领悟同一法时，却有快有慢，因此而有顿、渐之说。更重要的是，顿、渐并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门，顿悟以渐悟为基础，渐悟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生顿悟，正如《妙法莲华经文句》（简称《法华文句》）云：“渐顿者，修因证果，从体起用，俱有渐顿。今明起用，用渐为权，用顿为实。若非渐引无由入顿。从渐得实故称叹方便。”神秀“时时勤拂拭”的渐悟方法对初学者而言很适用，不应否定其作用；修到一定的程度，惠能的“本来无一物”之顿悟法门才能发挥其巨大的能量。正如钱钟书在《思辨录辑要》中说：“人性中皆有悟，必功夫不断，悟头始出。如石中有火，必敲击不已，火光始现。”
　　（三）心性成佛的土壤
　　《六祖坛经》从抽象的“佛性”入手，说明众生皆有佛性，是成佛的基因，悟性则是成佛的种子，最后惠能花费大量篇幅论述怎样才能成佛。正如赖永海所说：“人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要体证佛性，返归本体。因此，在佛教学说中，作为抽象本体的‘佛性’、‘实相’，既是出发点，又是落脚点。”《六祖坛经》主张将悟性的种子种植在众生的心田中，佛性种子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见性成佛必须从自心入手。惠能因而说：“不识自心，学法无益。”如何才算识得自心？惠能说：“自性能生万法。”心念可分为“妄念”与“正念”两种。妄念令人起感造业而成凡人，正念使人悟入般若空性，见性成佛。凡、圣全在一念间。心迷时执着于身外之物，为其所累，这就是“心迷法华转”的道理。人迷时需要大善知识开导。惠能因而说：“迷时师度。”一旦觉悟了，“悟时自度”。自性自度，自净其意，人人皆可成佛性，是《六祖坛经》修道的最大特色，这把人生的解脱从佛性、真如、如如等抽象的哲学思辨拉回到现实人生。对“本心”的认识，成为惠能顿悟解脱法门的理论基点。
　　四、《六祖坛经》的现代意义与普世价值
　　作为东方思想代表的孔子、老子与惠能的塑像，并立于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内，供世人瞻仰。这表明中华文化具有普世价值。《六祖坛经》中继承与创新、自性自悟、知行合一、出世与入世、不执着和活在当下，在今天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尽管惠能主张“不立文字”，但并非否定文字的功能，“若不识法意，自错犹可，更误他人；自迷不见，又谤佛经”。事实上，惠能特别强调传统的藉教悟宗的教育法，常引用佛经开示弟子：为无尽藏比丘尼、志道、志彻讲解《涅盘经》，为达法说《法华经》（《妙法莲华经》的简称），阐述“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之深意，为智通释《楞伽经》，解答永嘉玄觉禅师学习《维摩经》时的疑惑，为内侍薛简阐述《净名经》真谛。不仅如此，六祖还教诲达法，应是“心悟转法华”，而不是“心迷法华转”，今后便可继续持诵《法华经》。达法“从此领玄旨，亦不辍诵经”。
　　与此同时，惠能并未墨守成规，死守经典，而是在讲法时有所创新，对此岸、彼岸、坐禅、授戒、佛性等，都有自己独到的解读，尤其是对净土的新解，令人耳目一新，致使不少学者误以为非惠能所说。《阿弥陀经》确实说过：“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迷人以此为依据，坚信西方极乐世界是在十万亿国土外的西方。惠能则认为，这是心外求法，有违“道由心悟”的修道原则。惠能针对这一执着指出往生净土的要诀，“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修学净土应从自心入手，逐步去除心中的烦恼。烦恼减一分，清净增一分，智慧长一分。等到心中十万八千种烦恼尽除，清净的心显现，如实观照宇宙、人生真相，随缘而行，当下就是净土。从这种意义上讲，惠能的净土观是把人们从心外求法拉回到内心悟道，以心中烦恼的数量决定一个人与西方极乐世界的距离，科学而形象，使人容易入手修行。这种方便教化众生的方法，不但没有否定净土法门，反而为修净土之人开启了一扇切实可行的法门。惠能的这种创新精神与能力，对现代人仍具有巨大的借鉴作用。
　　其次，《六祖坛经》以“即心即佛”打破了人与佛之间的界限，说明佛在人间，佛在心中，“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众生与佛的根本区别就是一念之间的迷与悟。《六祖坛经》以当下这一念巧妙地将《楞伽经》的“自性清净”思想与般若经典中的空、有不二的“中道实相”结合在一起，以“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等教法，阐释禅修的关键是当下一念的转迷成悟。一切佛法都在人自心之中，佛也不例外，以此启迪人们的自觉意识，增强世人自我解脱的自信。《六祖坛经》为身处红尘身心疲惫的“俗人”，指出了一条自性自悟的精神解脱之路。
　　另外，《六祖坛经》多次强调修道要知行合一，“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对真如、自性、般若、实相、涅盘、菩提、法身、本性等名相，不少人越学习越有兴趣，越研究越着迷，觉得佛法义理博大精深，妙不可言。其实，佛教的名相如同饭店中的菜单，只研读而不用心体会，无法从中受益。“知”是一回事，“行”又是一回事。知（学）的目的在于行（习），行是知的归宿和落脚点，知行同一方近于道。只有做到了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才能真正拥有般若智慧。这对今天迷恋各种书本知识与概念的人们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最重要的是，《六祖坛经》采用佛陀的分析法，说明世间万物都是由五蕴、十二处和十八界（即三科）等元素组合而成，根本找不出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故执无所执；接着惠能又以三十六对说明烦恼与菩提、是与非、善与恶、成与败等概念、名相皆相对而存在，以此否定人们非此即彼的思想方式，“出没即离两边”，“二法尽除”，中道实相显现；最后，连空、清净、佛果等概念皆不应执着，自性空中无一法可得，方能以无念、无相、无住的思维，随缘而住，正念不断，方能见性成佛。《六祖坛经》中这种随缘不执着的教法对现代人仍有借鉴作用：在将我们的理想变成现实的操作过程中，应以因缘为我们进退的依据，因缘不成熟时莫“强求”，因缘成熟时应“争取”，随缘而行，不执一法，也不舍一法，才是生存、发展与成功之道。
　　最后，《六祖坛经》将修行落实于生活当下的每一念。五祖弘忍大师在湖北黄梅东禅寺开坛讲学时，常有一千多人跟随他专心参禅打坐。多年后，有些弟子疑惑不解地问五祖弘忍：“老师讲《金刚经》时要求我们发菩提心，普度众生，而实际上您每天让我们参禅打坐，无法与社会接触，哪有机会普度众生？这是否有违大乘佛法利他的宗旨？”五祖弘忍指着深山中的参天大树微笑道：“参天大树只有在深山中才能长成，天长日久，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同样，修行人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静修，心有所悟，才能更好地走入人间，教化众生。”
　　五祖弘忍的话，明确指出了修行与生活的不二关系。学法、持戒、修定如同上培训班，真正的修行是在修行中生活、在生活中修行。六祖惠能进一步指出：“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在日常生活中，若能学会专注于当下所做之事行住坐卧、搬柴运水、睡觉吃茶、一举一动，学会“心专一境”，禅味自在其中。禅门的这种修行风格逐渐发展成为“农禅并重”的禅门家风，把挑水、劈柴、种地等都列为修行功课。而今流行的生活禅，更是强调修行没有一定的固定形式，无论是行、住、坐、卧，还是工作、学习、旅游，处处专注，时时无住生心，使禅修与生活打成一片，彻底打通出世与入世的壁垒，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无疑具有意义。
　　《六祖坛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里程碑，其深邃的哲学思辨、超然的思维方式早已渗透到宗教、哲学、道德、文学、音乐、建筑、雕塑、壁画、美术等诸多文化领域，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必将为推动文化发展繁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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